解讀外企的“跳槽一族”

我到北京第一天就與歐陽平（化名）取得了聯絡，但到了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才見到他。

歐陽平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我與他約了多次，但每次都在預定見面時間的前半個小時接到他的電話：“對不起，我工作太忙了，實在抽不出時間，咱們改天吧。”

我改變策略，放棄上午、下午的工作時間，改在午飯期間、晚飯期間、甚至晚上九點以後。

“對不起，今天午飯恐怕我得跟客戶一起吃，邊吃邊談工作。”“對不起，活沒幹完，我晚飯就在公司裡湊合著吃了。”“對不起，今晚看來我要加班到午夜以後了。”……

當我們終於在西單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館見上面時，他最初同意我披露他的真實身份，但採訪結束後，他又變卦了：“文章發表時，就不要用我的真名，也不要提我公司的名稱吧。”

其實，歐陽平工作的那家外企，談不上是“血汗工廠”，也不屬於製造業，而是一家著名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他也不是初入行的“資淺”職員，而是一個部門的經理，薪水也不低，平均年薪超過30萬元人民幣，但他就是忙，忙得沒有“家庭”（他已婚，且有一子，但孩子基本交給父母，妻子基本交給同業競爭對手：他太太在另外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忙得沒有“業餘”（法定節假日時，他的公司偶爾也會組織什麼黃山遊、灕江遊，但他寧願選擇在家睡覺，確切地說，是在家補覺）、忙得沒有“自我”（他覺得，他似乎把自己的時間、空間、肉體、精神一攬子賣給公司了）……

歐陽平最大的煩惱是“有錢沒時間花”。他特別羨慕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為他的正常工作日程是“朝九晚十二”，如果遇上為客戶IPO做審計工作，他常常凌晨二、三點才能趕回家。

“我覺得我們這一行就像‘圍城’，圈外的人很羨慕我們，認為外資會計師事務所名氣大，拿錢又高，但圈內的人都知道，這一行太忙，太辛苦，地位也不高，例如，在企業上市的過程中，會計師地位最低，拿錢也最低，收入高的是律師、投行。我們所許多人都想先苦幾年，掙些錢，然後跳槽或改行。”他的口吻和言辭苦澀澀的，就像他點的那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

“你的職業是典型的白領，你不到30歲，收入卻超過30萬，而且在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混到了部門經理這一級，跨入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中產階級行列……”我試圖安慰他。

“什麼是中產階級？”他打斷了我，“如果從量化角度講，我應該屬於中產階級，但我理解的中產階級，是能夠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取得平衡的階層，如果你賺了很多錢，但什麼生活都沒有，我覺得那不算中產階級。”

　壓力越大，跳槽越頻？

程越（對不起，又是一個化名）也不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但他的理由是，他的收入夠不上中產階級量化的財富標準：“我算不上中產，我的老闆才算。”

他的僱主是美國一家著名的IT公司。

我把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產”收入標準告訴了他。“那我的收入確實超過了這一標準的下限。”他心不在焉地說。

程越今年28歲，在這家美國公司做質量顧問。他的工作也很忙，所以只能在午飯期間與我見面。我們在上海徐家彙港匯廣場的一個食肆中約見，邊吃邊聊。

“外企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員工的歸屬感比較弱。”程越說話音量不高，我得儘量湊近他，才能在食客紛雜的交談聲和杯盞聲中分辨出他的聲音：“我的工作壓力很大。IT業不養老，我們公司的同事基本上都是我這個歲數。我們都是合同制，兩年一續。我倒不太擔心被炒魷魚，因為我工作很賣力，老闆一般也不會這麼做。炒魷魚對員工來說可能是件好事，可以拿一筆錢，然後換家公司繼續做。但對老闆來說，更糟的是員工跳槽。”

程越大學畢業後剛剛工作了五年，就已經換了三份工作。“你這麼年輕，跳槽就這麼頻繁！”我驚訝地說。

“我這不算頻繁，還有比我更頻繁的呢！在外企的圈子裡，據我所知，有人一年一跳，還有的人幹了幾個月就換公司了。跳槽的原因很多，有人是為了更高的薪酬，有人是為了更好的職業晉升前景。”程越淡然地說。

國際獵頭公司的調查結果，似乎證實了程越的話。

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管理諮詢公司之一“美世人力資源諮詢公司”（Mercer Human Resource Consulting）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自去年以來，中國54%的企業（多為跨國公司）表示專業員工的離職率有所上升，而42%的企業表示支援部門人員的離職率上升了；25至35歲員工的平均任職期，已從2004年的平均3至5年，降至2005年的僅1至2年，而這個年齡段的員工是跨國公司的主要爭奪物件；結果，更替員工的平均成本達到了員工年薪的25%至50%，而考慮到招聘機構費用、面試時間以及職位空缺期間減少的銷售額，僱主面臨的成本可能超過資深員工年薪的兩倍。

秦信陽（化名）也換了三份工作，一份國企，兩份外企，不同的是，他在如今效勞的這家德國公司重慶分公司幹了六年，而且目前沒有再跳槽的打算，原因大概是：他早已過了跨國公司爭奪的熱門人才的年齡上限──35歲。

對不起，我不得不再次使用化名。這次去中國採訪中產階級，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要求不透露姓名的採訪物件，竟然主要來自理應比較自由、寬鬆的西方在華企業。原因何在，我至今仍然沒有完全想透。

我採訪秦信陽的那一天，是個星期六，他在家休息，但他的神態和口氣，仍然透著難以掩飾的疲憊：“我工作壓力大，不是一般的大，非常大。”

不過，秦信陽感受到的壓力，並不像歐陽平那樣來自超時工作，而是來自中國國內同業對手的競爭。“我負責公司在中國西南、華中地區的產品銷售，但現在生意很難做，中國國內企業以非常低的成本和非常低的價格，與我們搶生意，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老闆的感受到的壓力也很大，但他把壓力又轉嫁到我們身上。”

　高階白領，求大於供？

既然外企有那麼多不如意之處，為什麼中國人仍然趨之若鶩呢？

中國著名人力資源服務公司“智聯招聘”在2004年進行了一項職業吸引力調查，結果發現，儘管有人對外企的工作壓力、職業風險感到擔心，但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在外企中謀得一份工作。調查人員認為，外企的誘人之處，除了外企的規範化管理和培訓發展機制之外，最重要的是外企的高薪。

秦信陽1988年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一家國有化工企業工作，他仍然記得他領的第一個月工資的數額──83元；10年後，他在一家中日合資企業工作時的月薪將近兩千元，收入漲了20多倍；如今，他在這家德國公司的每月平均收入（薪水加獎金）將近一萬元人民幣，是88年剛參加工作時的100多倍。

當然，這18年來，中國的物價也升了許多倍，但漲幅顯然不到100多倍。

“我有一次跟公司的美國同事講，我現在的收入是88年的100多倍，他聽了非常驚訝。”說到這裡，秦信陽剛才的那種疲憊早已一掃而空。

秦信陽是重慶外企的中層管理人員。至於北京和上海的外企中、高層管理人員，那收入就更高了。李娜（化名）在上海一家外資銀行的上海分行擔任副總裁，年薪超過50萬元人民幣，外加相當於三、四個月薪水的年終獎金；張玲在北京的美國高通公司中國分公司總部擔任業務發展及政府關係總監，年薪比李娜還高，但她不肯對外透露具體數字，理由是：高通所有僱員的薪水都是“背靠背”，互相保密的。

在我採訪的外企中國員工中，張玲是唯一不介意我在文章中提及她真實身份的人。她也是從國企跳槽跳到外企的。

自從中國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外企進入中國已有20多年的歷史了。外企在中國的經營活動和招聘活動，不僅幫助推動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民“工人化”的程序，而且也在中國新一代中產階級的孕育和成長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截至2002年年底，中國大陸就業於外商投資企業的員工達367.56萬人，就業於港澳臺商企業的員工則有352.95萬人，兩項合計共有720.51萬人。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教授對我說，在華外企中的華裔管理人員和高階員工是標準的中產階級成員。

毋庸諱言，外企進入中國，主觀動機絕對是為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減少成本，增加盈利，在製造業、甚至某些低端白領行業，外商的確也在以種種方式盤剝中國員工，但隨著中國高階白領職業逐漸形成了求大於供的賣方市場，在討價還價過程中居於優勢地位的一方，通常不是外商僱主，而是中國僱員，於是就出現了上述的外企中國員工頻繁跳槽、外商加薪挽留高階人才的奇特景觀。

更為重要的是，外企以高薪吸引、僱用、挽留中國高階白領員工之舉，不僅直接催生和培養了中國新一代“買辦”中產階級，而且對中國本土企業的薪酬制度也產生了某種刺激和示範的作用，間接促進了中國本土中產階級的產生。

“如今，中外企業薪酬的差別在縮小，過去也許是10倍，或更高，但現在已經縮小到兩倍，甚至更低。” 程越對我說。

張玲也持同樣的看法。她說，某些中國企業，像華為，員工收入一點兒也不比同業的外企差。她甚至認為，由於某些外企的中國員工在晉升方面常常會遭遇“玻璃天花板”的阻隔，也由於不少中國企業允許員工持股、傑出員工甚至可以進入高階管理層等原因，所以如今中國也出現了不少從外企跳槽到中國本土企業的“反向跳槽”例子。

歐陽平三年前從一家中國本土的會計師事務所跳槽到目前效力的這家外資所，但如今的他，並不排除未來“反跳”的可能性──

“目前我還沒有馬上跳槽的念頭，但未來……誰知道呢？我也許會改行，去企業做財務，我也許會在業內跳槽，甚至跳到一家中資會計師事務所，畢竟在中資所做到合夥人比較快，比較容易，收入也不低。” 歐陽平端起杯子，把殘存的咖啡一飲而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