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餘吾的年味作文

散文|餘吾的年味

多久沒動筆了，已經完全記不起來。如今的自己，似乎正忙於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瑣事，一有閒暇，就翻看微信或手機新聞，連看一部時長一般在九十多分鐘的優質電影的時間都拿不出來。但是手機一關，剛才看了什麼，更是一片模糊。百年前的吸大煙換了個新名詞，叫看手機，說實話，意義是一樣的。而且坐壞了腰椎，看壞了頸椎，視力一大段一大段往下出溜，就像血壓計上放氣那一瞬間的水銀柱。媳婦閨女去住孃家了，清靜之餘，我打了個冷戰：臘月十二了，還有半個多月，傳統意義上的過年就徹底來到了。新年將是我的本命年，即將真正踏入36歲，也就是說，我在這個世界上走過了三圈的十二生肖。凌亂之餘我沒有過多去想本命年該穿戴什麼顏色的衣服和腰帶，按照佛家的觀點，這些都是迷信，不是正信，都是不重要的;而是在白駒過隙般的回憶中，讓早不再靈敏的鼻頭嗅到了童年時光中余吾鎮那隱隱傳來又淡淡飄散的年味。

我出生在餘吾古鎮的西街，這一點好多人都不陌生。我認為具有數千年曆史文化的余吾鎮，其城壕溝、飲馬坡、加工廠、大樓院、葦刺溝、高灌站乃至南北券門，都充滿著屯留其他鄉鎮所不具備的特有氣息，就連過年的味道也不例外。也許這僅僅是一種情結，一種對故土較為深沉的依戀和回味，才讓餘吾的年味至少在文字意義上“高”過了其他地方。

記不清本地童謠裡那“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之類的具體內容，但小時候一放寒假，隨後所有的忙碌卻都歷歷在目。無論富家窮家，在這個時間段裡，總是自然而然地忙碌起來，就是那些一整年不幹活的懶老婆們，也開始趁著冬天少有的晴朗天氣，大規模地洗涮起來。記憶中冬季那些少有的晴天，經常會呈現一種“晴得朗朗”的感覺，這個詞，可能出了屯留都就不理解了，但在餘吾五道街，乃至全部三十三個大隊裡，這是個非常熟悉的詞語，意思就是暖意融融、非常晴朗。在這樣的天氣裡，或者確實時近年根了，即使陰天，婦女們也得提前用大鐵盆把床單衣褲大規模浸泡起來，那時候單獨有枕巾和被罩的家庭很少，而且在晚上泡衣服的比較多。到了早上，鐵盆裡一層冰圪碴，快到中午洗的時候，冰圪碴都可能剌到手。這和水缸裡的水一樣，鋁盆冬天舀水，經常是嘩啦嘩啦的，舀到鍋裡的都是碎冰凌。這時候，祖母從不會讓井水滿缸，怕厚厚的冰面撐破早已箍著一圈鐵絲的缸口。早上吃飯時扣著的瓷碗都是凍在一起的。那時候的冬天，太冷了，雪也時常厚厚的，甚至耷拉著的鼻涕都會變硬，更會讓童年的我們將棉襖的袖口擦成一面光滑的鏡子。祖父穿著厚厚的大襠棉褲，前褶疊一下，布腰帶緊緊紮起來，兩條腿的褲腳還要打上綁腿，照樣冷得一整天伸展不開。

婦女們坐著交椅或厚實的板凳，搓衣板上的水沫子有規律地被一波波擠下來，旁邊是用得兩頭厚、中間薄的肥皂，或是記憶中非常深刻的“天龍”牌洗衣粉，這種洗衣粉好像是白底藍字，袋子非常簡單。簡單，往高說，可能也算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是那時候的人們，都還意識不到簡單生活的難能可貴。大院裡的鐵絲繩上，從東邊的臭椿樹到西邊的土牆，滿滿一鐵絲都是各種衣物和炕上的其他大件。晚上收的時候，都還幹不透，衣角凍著小小的冰凌穗。看著這一鐵絲的洗涮過的衣服，年味就越發濃了。

看殺豬，或是遠遠聽見殺豬聲，是感受年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餘吾最出名的殺豬人是我們西街的，是一個體格敦實的姓張的長輩，村裡都叫他“殺豬小孩”，現在六十多歲了。大概在我十來歲的時候，也就是九十年代初期，就有我老院崔姓鄰居“嘖嘖”聲不斷地感嘆：“聽說殺豬小孩家有十萬塊錢，真傢伙，真傢伙!”那時候一般村裡的萬元戶已經是現在所說的“土豪”了，他家當時能有十萬塊錢是個什麼概念?怪不得崔姓鄰居半蹲在石頭上，一個勁地叭咂嘴，“嘖嘖”聲不斷。我現在想來，人們所說的“三人成虎”在他家財富數額的傳播上可能起了作用，一傳十十傳百，傳著傳著數額就越來越大了。不過他家肯定是有錢，比一般家庭強得很多。從我記事起，平素常他就在西圪廊的街口賣肉，架著兩根木樁，烏黑髮亮的大鐵鉤上，掛著一匹匹的大豬肉。這位殺豬能手的老婆也很不簡單，經常在肩膀上披著圍裙，斜扛著半匹豬從西圪廊下街去賣。會殺豬、善賣肉，“殺豬小孩”的名頭就這樣響徹在餘吾老街上。那時候，餘吾街的出名人物，除了賣肉的他和能寫會畫的我二叔，還有幾個能惹事打架的，光西街當時至少有三個。其中一個年輕點的，經常被手銬銬在派出所門口的電線杆上，到了中午或下午開鎖放人。我那時候就跟著人經常去看，而他看我們小孩子去了，就開始笑，有時還專門和你打個招呼，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如今這種情況明顯少了，這個社會早已經不能靠打架鬥毆揚名立萬，人們也都忙著掙錢，或者乾脆在家睡覺，沒事在街上閒逛找事的越來越少。話扯得遠了，再說過年殺豬的事。這位叫“殺豬小孩”的長輩，家在村子的大西邊，我去他家外邊的現場至少看過一次殺豬。陰冷的冬天，幾個成年男人嘴裡呵著團團白汽，有的人把剛接的“西京”煙夾在耳朵上，一起用力將豬堵在豬圈的某個角落，再用繩子把四個蹄子捆綁結實，一起吃力地抬出來。有時候豬的力氣很大，或繩子綁得鬆了，豬雖然長得醜，但腦袋又不傻，不會躺著主動待宰，就會用勁掙脫繩索，人們又得鬨笑著到處攆豬。一個參與者不小心踩在背陰處未化的青冰上，重重摔在地上，人們一陣大笑。有的村民牙尖嘴快，開始大笑著用充滿“餘吾味”的話來調侃摔倒的人。最驚心動魄的是殺豬的時候，好像是先用刀扎脖子，具體記不清了，伴隨著一陣陣尖利的豬叫聲，一股冒著熱氣的鮮血像高壓水柱一樣直直噴出來，殺豬人頭一偏，再去捅第二刀第三刀，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熟能生巧，也就是這個意思。周圍的人們就開始你一言我一語叮囑起來：“小孩，給留上五斤豬下水。”“豬尾巴給我，家裡有用。”“豬頭我訂了，不要給旁人。”記得好像聽人說，豬尾巴有“止口水”的作用，家裡兒童或生過病的老年人，經常控制不住流口水，本地話叫“流酣水”，說是嘴裡啜飲一根煮過的豬尾巴，病就好了。就這樣，豬羊一道菜，一頭剛從小窩裡睡醒的豬，就在年前被宰殺，豬肉豬頭豬下水豬尾巴全身被分的乾乾淨淨。那些年，我們在大樓院裡上國小，即使不去現場，也能聽見西北角傳來一陣陣尖利的殺豬聲，潛意識裡就知道大年真的快要到了。

對於本地人來講，過年不蒸“黃蒸”似乎是說不過去的。這種可以粗淺理解為“屯留年糕”的粗糧食品，形狀類似於窩頭，用研細的玉米做主料，加上糖精，配上軟米等，佐以紅棗、江豆為內餡。蒸黃蒸的時候，一般要互相借用鄰居家上下兩層帶篦子的大籠鍋，且要在院子裡用泥坯和鐵絲暫做一個簡易大火爐，有時候還得借一個插電的小風機。每到這個時候，左鄰右舍的婦女們就都忙了起來，一起談笑著捏黃蒸，成為寥落冬日裡一道暖和的風景。作為兒童的我們，興奮地圍著二層籠鍋，看鍋邊冒出的吱吱作響的滾燙的水汽。我記得有一次進屋偷偷拽了一把玉茭換的粉條，想和平日一樣在火上烤烤吃。誰知蒸黃蒸的火太大了，一把粉條剛到火邊，沒等燒得粗起來，就直接炭化燒光了，探頭聳肩差點把眉毛鬢角也燎光。說起來有的人也許不信，以前在村裡撿黃蒸、拾饃饃這些溫度過高的東西，婦女們都是蘸著冷水進行的，如今這樣的場景不復存在了。大籠鍋一掀開，就像氫彈爆炸一樣，一股白色的水汽騰空而起，婦女們用茶缸用碗，甚至直接用舀水的馬勺，盛上一瓢水，蘸著冷水去撿拾黃蒸，這樣的冷熱對衝能減輕手指被燙的感覺。高粱杆縫製的篦子上，很快就整齊有致地擺滿了這看著黃澄澄、聞著甜絲絲的黃蒸。黃蒸熟了總會先給孩子們，我這個人從小吃飯很挑食，“嗓子細”，生在窮家卻非常不喜歡吃粗糧，用祖父的話說就是“窮家孩子富家胚子”，吃飯很挑揀。即使是剛出鍋的再好吃的黃蒸，我也非得配上些鹹菜才能勉強嚥下去，沒有鹹菜也得有醃製的韭菜，或者至少要有一瓣蒜。冬天，我常常端著碗和同院的夥伴偷偷“換著吃”，他吃我的黃蒸皮，我吃他的江豆內餡。現在想想當年吃的那些不上臺面的粗糧做的東西，其實都是營養豐富的最好的材料，至少沒有地溝油、轉基因、增稠劑，也沒有他媽的霧霾。每家的黃蒸，當天都是要在鄰里之間互相贈送品嚐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將濃濃的人情味，更好融入到那個年代的年味中了。前幾天聽說餘吾西邊的車王站溝，有一戶人家現在專門賣黃蒸，一鍋要出一千個。其實這種黃蒸早就沒有了當年的那種味道，它缺的不是甜香味，而是真正的年味和鄰里之間的人情味。

南圪廊一位叫宋小根的鄰居，會“坐鐺(cheng，平聲)”，這是他留給我比較深的印象。“坐鐺”好多人聽不懂，其實就是為過年備貨，做油條、麻花，炸糖糕、丸子，還有“紅薯布袋”、“油蛤蟆”等。坐鐺是個技術活，火候的大小、油溫的高低、和麵的軟硬、糖精和白礬的多少、什麼時候下鍋，都是技術性很強的。這個宋小根和我都在南圪廊住，平日邋里邋遢不修邊幅，但身上掌握的能耐其實還真不少，也會殺豬，曾於某年臘月在城壕溝電線杆下，支起案板，掛起大鉤，賣了幾天豬肉，但他好像什麼專案也不能長久堅持，所以給人留下一些樣樣通、樣樣鬆的印象。一般到了年底這幾天，整年閒暇的宋小根就成了村裡的紅人，張家叫去坐鐺，李家叫來油炸，忙得像個進村入戶體察民情的縣委書記，也能名正言順地在各家吃喝。嚴格來講，按他的年齡其實也是我的長輩，若到現在也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他在別人家一邊坐鐺，一邊經常會說一些兒童不宜的玩笑話，如第一次聽說“xie-duo-尥圪叉”這個說法，就是從他在某鄰居家坐鐺時的嘴裡聽到的。經他手做出來的這些過年用的油炸食品，無論軟硬、色澤、口感都是非常上檔次的，真的就像每次餘吾趕會時街上的南券、北券油鍋裡飄過的香味一樣純正。我記得我那時候最喜歡吃“紅薯布袋”，就像指頭肚一樣短短的一截一截的東西，覺得口感非常好，而“油蛤蟆”吃多了會膩得慌。正月天裡，家家戶戶的早晨飯，幾乎清一色的都是黃蒸和這些油炸東西，平常放在門外凍著，晚上還得操心會爬牆的老鼠，早上起來餾一餾，就是整個正月的早晨飯。包括坐鐺、包括打掃房間、包括購置一些年貨，這都是過年前的必要準備。而一句“收拾好了吧?”是年前人們見面通用的寒暄詞。我那時候真的不食人間煙火，有次在城壕溝站著，村裡一位上年紀的大娘往南走，順口問我：“都收拾好了吧?”我竟然吃驚地反問一句：“收拾什麼?”我至今還記得她看我時候的尷尬。是的，是她的尷尬，而我，無知者無罪，反倒很坦然的樣子。回去後我和祖母說了這事，祖母笑著說我什麼也不懂，唸書有甚用?

離年根大約十天之前，我二叔家便超常熱鬧起來。他的毛筆字至少在餘吾是遠近聞名，就在前不久，還有臨汾愛好者用三百塊錢從他手中拿走幾幅書法作品。他家的熱鬧，很大程度上源於裁剪過的紅紙和那股經久不散的墨香。我至始至終覺得，寫春聯的過程是一個非常有成就感的過程，後來的許多年裡，人們不再寫春聯，而是花一兩塊錢直接從街攤上買上幾幅印刷廠出的，回去貼起來。這就像人們現在所認識的，盜墓出土的那些文物之所以值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古代的器物都是手工雕刻製作，其價值源於對“手藝”的尊重和認可;現在電腦批量製作的石獅子，埋在土裡幾萬年我覺得都沒有人去理睬它。二叔本身是個赤腳醫生，在村裡的藥店幹過，後來也跟著八音會吹過竹笙，至今西屋樓上還有那把記憶中的口吹樂器。但他愛好寫毛筆字，且年深日久，寫得很有一定功底。那時候的年根，至少西街全村是在他那裡寫春聯的，有時候西南街和北街的熟人也會腋下夾著紅紙，踩著咯吱作響的厚雪，來西圪廊找他。二叔那時候愛喝酒，喝了酒經常出洋相也是出了名的。他也會經常在五道街那些稍有頭臉的人家裡現場寫春聯，中午或晚上捎帶喝酒，吃豬頭肉，然後捎帶出個洋相。有一次也是臘月底了，是個陰冷的下午，他醉得不省人事，橫七豎八躺在舊街上，棉襖撅著，露著肚子，身下是一灘凍成冰的臭泔水，洗鍋後的剩菜殘渣凍得硬繃繃，還有半碎的雞蛋殼，他就那樣躺在上邊。而周圍的街上，人們早已買好了年畫準備過年。

說起春聯，那時候的餘吾確實出過不少笑話。貼春聯一般都是在除夕下午，熬一鍋麵醬，拿一把掃帚，搬一架梯子，兩個人搭配，這工作挺簡單，但人們往往分不清上下聯，我發現到現在好多所謂的文化人也是“上下不分”，對基本的傳統文化都喪失了起碼的認識。一個那時候大約二十來歲的後生，將“肥豬滿圈”斜著貼在了自家的炕頭，好像也沒注意，又將“身體健康”貼在了早已坍塌廢棄的豬圈小窩的鐵門上，後來經過別人的指點，才紅著臉緊張兮兮地撕下來重貼，這件事在我們那一帶一時傳為笑話。像院子裡的“滿園春光”、路邊的“出門見喜”、井邊的“泉通四海”、雞窩上的“雞肥蛋壯”等四個字的，一般都是斜著貼，有沒有什麼講究，這個真不知道，也可能就是約定俗成的一種現狀吧。那時候我記得餘吾的好多豬圈都是廢棄的，真正養豬的並不多，但人們每年過年，這些該貼春聯的地方，即使再破，也要讓它貼上春聯“新”一把，就像七八十歲的老人們，即使過年不像小孩子一樣上下換新，也要把衣褲洗涮乾淨，在七年級、八年級幾天稍微體面地接受晚輩們的拜年。我

除夕熬歲的說法在餘吾好像不怎麼多提，但十幾歲的青皮後生們，尤其是西街的這些同齡人，除夕不睡覺而到處串門瞎逛的現象，在當年幾乎可以算作是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那時候的西街人，好多將新房蓋在了新路邊上的東街一帶。印象中，這正是80後們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們有的早早吃了飯，也有的乾脆不吃飯，從新東街跑回到西街，呼朋引類隊伍越來越大，又從西街跑到東街再去串門。一路上大多數穿著白球鞋，人多勢眾，咋咋呼呼，平常怕事的似乎也膽壯了幾倍，其中一個會將拇指食指圍個圈放在嘴裡，或雙手拇指併攏留個縫隙，尖銳響亮地吹個“馬哨兒”，在寂靜的夜空中傳出老遠。而後就是人人爭先，“馬哨”聲不斷。我分析這種哨聲因為和騾馬嘶鳴一樣響亮，才會有這種稱呼。一晚上，這些人會不知疲倦地互相串門，在舊街、新街之間不知道要往來穿梭多少次，“馬哨”聲不知道要不厭其煩地響多少遍，有的白球鞋穿不到天明，就因為出汗而洇出了黑漬。前段時間和村裡一同齡人談及這些，他長嘆：“咱們那時候過年，那才真叫個過年，不怕冷，一趟一趟來回跑，瞎折騰也有樂趣，現在誰也不

以前的大年七年級，不像現在躺在床上玩微信搶紅包。以前七年級村裡互相走訪拜年是個大事，尤其是到長輩門上，即使是因為貧富不等看不起老年人而一整年不登門的那些有頭臉的，七年級這天也會象徵性地到全村老人家裡坐坐。我祖父祖母他們在村裡混得算是相當差的，兩間小黑屋進個人都看不清，加上我和我姐未成年不會掙錢，一年到頭真的是人跡罕至門可羅雀。所以一到大年七年級，我就想早早溜掉，因為村裡那一兩個有頭臉的進來後，我會莫名地自卑乃至緊張。偶爾因洗鍋出去晚了，真的是如芒在背。即使背對他們，也似乎看見有頭臉的高高在上的那幾個人，正在慢慢環顧這黑黢黢的樓棚板、牆上不入時的二叔家退下來的舊掛曆，或者乾脆就是在背後看著我。其實他們坐在這裡也很尷尬，老實巴交的祖父也不知該和人家聊些什麼，似乎祖父也有些緊張似的，偶爾還得乾巴巴咳嗽幾聲緩解一下緊張氣氛。所以說，窮，是非常可怕的，它不僅讓未成年人從小就有心理陰影，也讓古稀耄耋之年的老人多多少少抬不起頭來。多年以來，我和我姐反覆提起過這些我們兒時印象深刻的過年細節，在至少“今天比昨天強一點”的慢慢改變中，也常常為這些真實的經歷而嗟嘆不已。七年級的上午，一般情況下我都是自己獨行，我會去南圪廊幾戶家裡轉轉，踩著城壕溝的積雪或沿著街道的青冰，再去西圪廊老院和東西兩邊老鄰居門上坐坐，一上午就這麼過去了。城壕溝陸陸續續走著三五成群的小孩，有的手裡拎著小塑料袋，挨家挨戶“要圪桃棗兒”，圪桃就是核桃，但要到的往往不是核桃，也不是棗，而是瓜子花生。大人們象徵性抓一把瓜子放在孩子們的口袋或塑料袋中，有的關係較近的，會給五毛、一塊的壓歲錢，也有的會逗弄幾句，如“今年買的衣裳真好看啊”之類的。街道上每家的門口都是一堆燃放過的鞭炮殘渣，小一些的孩子們，衣服褲子四個口袋都裝著鼓囊囊的摔炮，走幾步往牆上地上懟一個，叭的一響，瀰漫著刺鼻的硝黃味，也瀰漫著那個時代特有的年味。

當年的餘吾，正月天走親戚也是一件大事，不像現在，一件酸奶純奶或一捅幾十塊錢的轉基因色拉油就算完事了。年味越來越淡的原因，其實也源於如今的科技太發達，一切都“快餐化”，讓親情不再那樣彌足珍貴。以前的走親戚，相當有講究。初幾去誰家，黃提包裡放多少個饃饃，回來時候對方給“壓”幾個，都是有講究的。甚至臘月天自己家蒸的饃饃，比如鹼大了、變黃了，自己肯定認識。但是走親戚互相走了一個正月，才發現自家饃饃不知轉了多少家，又“回來”了!只是送來送去，送得沒了皮。這事情現在看是笑話，但以前確實是常事。我還記得某次，從親戚家往回返，我們坐著借來的自行車已經走了好遠，我坐在前邊的橫樑上，血脈不通兩腿發麻。後邊親戚出了村攆了過來，還一邊大喊：“忘記壓饃饃了!”相當搞笑。也有時候，是把頭上的帽子、手上的手套，忘在了親戚家裡，又得吱呱吱呱往回蹬。我父親活的歲數不大，後來聽家人講，有一次他揹著饃饃走親戚，走到北街飲馬坡一帶，突然暴跳如雷：“年年要背幾個爛饃饃走過來走過去，真沒意思，真敗興!”說著就要把饃饃扔進河裡。對於他這個知識分子來講，年年都得“程式化”地走形式，可能是個致命傷害，這一點我能理解。但再看看如今拜親訪友的一件奶、一桶油、一箱方便麵，快是快，方便是方便，但總是少了那麼一點醇厚而質樸的感覺。

餘吾的年味是什麼?是婦女們年前大洗涮的肥皂味，是祖母蒸黃蒸的甜香味，是小根叔坐鐺的油香味，是二叔寫春聯的墨香味，是孩子們扔摔炮的硝黃味，是支書家火柱燙豬頭的燎毛味，也是餘吾一幫青皮後生吹著“馬哨”在街上熱情穿行不知疲倦的味道，更是那個純真年代裡走親訪友、傳遞親情的熟悉的味道。多年之後，餘吾的年味，淡了，真的淡了，我只能在記憶中蘸著曾經的天真和熱情，將那個曾經的餘吾、那些曾經的年味，儘可能記錄下來。因為我深知：霧霾籠罩下的手機閱讀和微信時代，人情將越發淡漠，餘吾的年味也終將隨風而散。留給我們這代人的，只能是越來越淡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