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範文3篇 列傳之珍饈，史記間名利。

《史記·貨殖列傳》是史書中唯一一部專門記載商貿歷史的章節，該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以其全面詳實的記載而為後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閱讀《史記·貨殖列傳》，我們可以深入瞭解古代商貿發展的歷程與特點，感受史書中商業與經濟的重要地位。

第1篇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提到的第一個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經擔任四嶽之官，傳說在堯、舜時掌管四時，主持方岳巡守，輔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於呂地，也有封於申的。封於呂的，隨封地姓呂，所以，身為姜氏後人的姜太公又姓呂名尚。傳說姜太公出生後，家道並不好，已經衰敗，所以，為了混口飯吃，他做過屠戶，賣過酒水，大半輩子處於渾渾噩噩，碌碌無為的狀態。史書對此記敘也很簡單。

那麼，司馬遷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稱之為太公望呢?原來，這與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釣魚”的故事有關，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也有所記載。姜太公晚年垂釣於渭水，西伯也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外出狩獵前讓人算了一卦，卦辭說“你這次出去狩獵，所獲獵物非龍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業的輔臣。”於是西伯外出狩獵，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經過一番交談，西伯很高興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說：“自從我國先君太公就說：squo;定有聖人來周，週會因此興旺。squo;說的就是您吧?我們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因此稱姜尚，即呂尚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車而歸，尊為太師。

有一個說法是說他博聞多學，曾為商紂王做事，因商紂王無道而離開，然後到各國遊說，結果懷才不遇，沒人聽他的治國之道，最終西歸於周西伯，為西伯所用。

還有另一個說法是說姜太公是位隱於海濱的處士，周西伯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時，西伯之臣散宜生、閎夭久聞姜尚之名，就召請他。姜尚就言說道：“聽說西伯賢德，又一貫尊重關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為了營救西伯，尋找美女奇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1000字寶，獻給紂王，以贖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釋，返回周國。

雖然姜太公遇文王傳說各異，但都認為他是文王武王之師。這幾個傳說，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後世的人們更喜歡姜太公釣魚這一說法，並賦予它更多的傳奇色彩。

不管怎麼說，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對話。對文王西伯來說，有個識才過程，對姜太公來說有個展示胸中韜略機會的過程。在古兵書《六韜》中可以讀到二人對治國之道和軍事韜略的精彩對話。儘管不少後人對《六韜》是否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質疑，但在歷史上，姜太公輔佐周文王、周武王，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爭事實，而且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較為記載了他輔佐文王、武王的幾件大事，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通過“牧野之戰”，幫助武王伐紂，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紂王時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諸侯便有八百餘個，周在文王西伯初期還是個不算出名的諸侯國，所以，姜太公何來雄才大略，不管是《呂氏春秋》，還是司馬遷的《史記》，都未做詳細敘述，這也就難怪對武王伐紂以前的歷史記載語焉不詳，多為傳說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於齊地營丘，為齊國開國君王。為此，《齊太公世家》記載道：

“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由此可知，姜太公為齊王，定都營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即根據當地風俗，簡化了繁瑣的舊禮制，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經濟上“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結果是“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故太公望封與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也就是說，姜太公被封於營丘，當上齊國國君，看到所封之地是鹽鹼地，不能生產什麼糧食，人口稀少而又窮困，他因地制宜，勸女人們紡織刺繡，極盡工藝技巧，同時讓人們販運魚鹽增加收入。正是因為因地制宜，揚長避短，充分發揮了人與地域的獨特優勢，各國的人財物都彙集到齊國，“繦至而輻輳”，結果齊國一派繁榮：“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第2篇

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商業文化可謂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業歷史中逐漸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經營謀略，而這些經營謀略同樣適用於當代的各種商業經營者。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可見，地形是決定作戰勝敗的一大關鍵，作為一名領兵作戰的將領，必須深諳此道。古有云商場如戰場，商場上的經營者就如同指揮千軍萬馬的將帥，智慧的將帥往往能抓住有利時機，佔據有利地形，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

作為春秋戰國時期大謀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諳此道。他以謀略家的眼光，認為陶地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是理想的貨物貿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為營銷點，果然，十九年間他三致千金，成為市賈。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飲譽古今，留名青史。

?史記 “貨殖列傳》中所載，秦國滅了趙國之後實行了移民政策，當時有許多人賄賂官吏，不願搬遷，要求留在原地，唯獨富商卓氏要求遷往較遠的紋山之下，他看中那裡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民風淳厚，居民熱衷於買賣，商業易於發展。幾年後，卓氏成了遠近聞名的世富。這種不惟任時，且為擇地的觀念已為後世商人所接受，並有了較好的發展。

魏文侯時，國人注重農耕，而白圭卻樂於觀時而變。糧食豐收時他買進穀物，賣出白漆，待蠶絲上市時他就大量收購蠶絲，售出糧食。他曾說：”我做買賣，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樣有謀略，如孫臏和吳起那樣善於判斷，還能像商鞅變法那樣說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隨機應變，其勇敢不能當機立斷，其仁愛不能恰當地取捨，其倔強不能堅持原則。所以這種人跟我學經營之道，我也不會教他的。“這段話，把他掌握賤買貴賣時機的”時斷“與”智斷“闡述得淋漓盡致。白圭的經商原則和經驗，都被後世商人所稱道。他憑著自己的這套經營謀略，精心經營，以至家累千金。

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為雪亡國之恥，終日臥薪嚐膽，勵精圖治，當得知吳國大旱，遂大量收購吳國糧食。第二年，吳國糧食奇缺，民不聊生，饑民食不裹腹，怨聲載道，越國趁機起兵滅了吳國。苦心人，天不負。越王終成霸業，躋身春秋五霸之列。這裡越王勾踐作的是一樁大買賣，他發的財不是金銀財寶，而是一個國家和稱雄天下的霸業，是商賈之道在政治上運用的成功典範。

?夷堅志》載，宋朝年間，有一次臨安城失火，殃及魚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鋪也隨之起火，但是他沒有去救火，而是帶上銀兩，網羅人力出城採購竹木磚瓦等建築材料。火災過後，百廢待興，市場上建房材料熱銷缺貨，此時，裴氏商人趁機大發其財，賺的錢數十倍於店鋪所值之錢，同時也滿足了市場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敏銳的觀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是經商者財富永不幹涸的源泉，也是經商者必備的能力之一。

我們在曼昆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中有學到，當需求曲線富有彈性時，價格下降，總收益增加，則富有彈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銷。

先秦大商理論家計然認為，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主張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司馬遷說過：貪買三元，廉買五元，就是說貪圖重利的商人只能獲利30%，而薄利多銷的商人卻可獲利50%。

漢高祖劉幫的謀士張良，早年從師黃石公時，白天給人賣剪刀，晚上回來讀書，後來他覺得讀書時間不夠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價錢不變，中等的在原價的基礎上少一文錢，下等的少兩文錢。結果，只用了半天的時間，賣出剪刀的數量比平日多了兩倍，賺得錢比往日多了一倍，讀書的時間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間有句諺語：張良賣剪刀——貴賤一樣貨。

由此看來，致富並不靠固定的行業，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就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

第3篇

?史記 貨殖列傳》是一篇極有政治、經濟價值的文章。

商人，在中國古代常常是被壓制、歧視的一個階層。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對商人不屑一顧。司馬遷卻能給他們列傳，肯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讚賞他們的才智。更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對人的逐利之心給與肯定，認為這是人的天性。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社會風氣寬容、自由、開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馬遷這樣自由的思想家。

?貨值列傳》的一開篇，司馬遷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明顯，司馬遷是反對老子的觀點的。他說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馬遷說的還算客氣。我倒覺得這是一種愚民政策。至於其中的”鄰國相關，老死不相往來“，讓人想起了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會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滿足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排斥外界、自我封閉，施行”閉關鎖國“，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第二段中，司馬遷講述了人的各種慾望。並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壓制人的慾望的。所以，司馬遷主張順其自然。司馬遷認為”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可惜，後來的統治者，採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視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縛民眾等。各種道德、各種規章制度束縛了人的思想，使得社會長期停滯不前，以致於最後遠遠的落後於西方。

司馬遷說，”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因此，物品價格低廉，商人就會把商品銷售到可以貴賣的地方;物品價格昂貴，商人就會從價格低廉的地方運來銷售。各自勤勉而致力於他們的本業，樂於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物產不須徵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其實是在論述”市場“這一無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就能瞭解”市場“的作用，並具備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實在是讓人吃驚。

司馬遷對於人的逐利之心，給與了肯定。他說：”求富，是人們的本性，用不著學習，就都會去追求。“對這種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義。《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認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夠極大的促進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繁榮。可惜後世的中國越來越重視道德教化，輕視人的逐利之心。

司馬遷後來遭遇悽慘，被漢武帝處以宮刑。這是一位專制獨裁君主對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殘酷迫害。漢武帝這樣的獨裁君主，最熱衷的是權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定內朝，收回大臣權力。這些專制君王對思想的控制、對絕對權力的追求，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而司馬遷這樣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