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全市科級幹部任職培訓開班儀式上的講話
同志們:
今天非常高興地與大家見面。剛才李世傑副市長作了很好的動員講話,把這一次的辦學目的、意義都講清楚了。大家是科級幹部,平常我們交流的機會比較少,那我就從這次辦學的目的,聯絡到大同今天干什麼、為什麼這樣乾等幾個方面講一講,先把源頭講清楚。
大同現在幹什麼呢?就是一個目標,概括起來叫“三名一強”。“三名”是文化名城、旅遊名都、生態名邑,最終要實現經濟強市。
利居是方便創業;
樂居是幸福的家園,是宜居、利居的基礎上再創造、再提升。生態城市著重體現在御東新區。御東新區是以什麼為主呢?城市中心是什麼呢?就是以文瀛湖為中心的生態公園。從風水學上講,御東新區風水很好,背靠山,前有水,“山管人丁水管財”。風水學不是迷信,是一種民俗學,是多少年經驗的積累。所以御東新區就是以生態環境為主體的宜居、利居、樂居城市。
我們規劃建設的叫“一軸雙城”,以御河為軸線(御河是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河流,曾經是皇家的河流),西邊是古城,東邊是新區。這樣的城市意義在哪裡呢?就是在大同城市的大容器裡,裝的是兩大景觀,一個歷史,一個現代;
一個文化,一個生態,這樣兩大景觀就會發生強烈的衝突,這種衝突就形成一種文化張力,這種張力會形成一種魅力。
現代建築和傳統建築是有區別的,傳統是以低矮的四合院為母體的,是磚木結構,體現了厚重的建設文化的神韻;
現代的用鋼結構、玻璃技術做的,一個傳統、一個現代就會形成強大的衝突,這種衝突就是魅力,所以大同叫魅力城市。我們的城市建設堅持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原則。按照這樣的思路往前走,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大同的城市建設這樣走下去一定會在全國的城市建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同大不會超過北京、上海、太原,但我們以特色見長。中國的傳統文化保護,新中國成立後當時樑思成先生就提出來,對北京古城要保護,實行分開發展、新舊兩利的政策。但由於當時沒有認識到歷史文化的價值,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革命化時代,樑先生良好的建議最後沒有被採納,祖國大地到處都在拆城牆,結果就造成歷史遺存的徹底毀滅,那是一個令人非常痛心的時代。
大同城牆有幸斷斷續續存留了70%,古城中還存有大片的四合院,留存著華嚴寺、善化寺、九龍壁、文廟、關帝廟、法華寺、純陽宮等等文物古蹟,留存著獅子街、廟街、缸角街那樣的歷史文化老街,保留著比較完整的裡坊結構,這就給我們今天帶來了機遇,讓我們能重新進行歷史文化名城的復興。
有時我跟上海的同志們開玩笑,“你有的我將來會有,但我有的你永遠沒有”。因為歷史不會倒轉,百年前上海不就是個小漁村嗎?而大同是幾千年的古都,從趙武靈王算起,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從北魏算起,也有1600多年的歷史了。文物具有不可逆性,滾滾長江東逝水,歷史是不會返回的。所以老祖宗的創造是昨天的輝煌,也是今天的財富,更是明天的希望。這是一種獨特性。作為大同人民應該形成這樣的共識,要明白今天進行那麼多的拆遷,那麼多的改造,花那麼大的代價,再捱上別人的罵,我們是要做什麼。
我們作為政治人物,要有擔當,擔當起歷史賦予的責任。歷史文化名城復興我想這是大同最後一次機遇,今天曆史的責任落在我們頭上,我們要擔當起來。2006年同濟大學曾經為我們做過一個古城保護規劃,裡面的內容都是在城牆邊起五層、六層樓房,高20米。傳統建築是靠什麼來體現美呢?古城是一個水平城市,是靠四合院無限的連續空間作為母體,其間點綴著鐘樓、鼓樓、太平樓、魁星樓和城門樓,形成了一個以母體建築為主體,以公共建築為天際線,有韻律、音樂感的水平城市。這就是我們的神韻。如果建20米的建築,遠遠超過城牆12米的高度。這怎麼能保護好呢?真正意義上的古城保護就是復原、復興,按照整舊如舊的原則進行母體建築和歷史神韻的復原、復興。好多人又問,為什麼好好的要拆呢?其實我是走遍了古城的每一個角落,3.28平方公里的每一個街巷我都走過,目睹了古城裡的滿目瘡痍,可以說整個古城都是被垃圾包圍著,古城的小巷都是殘破不堪的。殘破跟殘缺是不一樣的,殘缺是一種美之所在,是有歷史價值的。今天的大同人是有歷史責任的,責任不是把3.28平方公里的古城推倒再造,而是應該把它保護起來使它得到復興。
那又有人問,大同有廣袤的土地,為什麼非要跟自己過不去,跟歷史較勁呢?老祖宗創造那麼燦爛的文化,為什麼要在我們手裡把它糟蹋掉呢?古城是大同的靈魂所在,50年代國家有許多專家非常關注大同,那時說古城第一位是大同,其次才是平遙。平遙是個縣城,而大同是府城,況且還有皇朝的背景。本來我們應該奉若神明,匍匐在地,小心翼翼地保護好,為什麼要唾棄呢?如果把古城毀滅掉,我們叫老祖宗的不肖子孫,所以現在我們要搶救。古城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在中國是唯一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所以在世界上也就是唯一的。不管歐洲有多少,那不是中國文化,大同是中國唯一的古城。
我跟上海同志又講,未來的創造誰也估不透,但我有的你永遠沒有。時來運轉我們可能還要做大都市,因為我們的大風水還在,怎麼知道未來就不會超過上海?未來的創造需要我們努力,今天老祖宗的財產更需要我們保護。將來御東新區以文瀛湖為軸心,行政中心就選在那兒建,背靠馬鋪山,面對文瀛湖,在文瀛湖周邊做一個景區。過了行政中心就是文化中心,有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大劇院,這些工程明年都要啟動。
我們請的是國際大師進行設計的。大劇院請的是日本的磯崎新;
博物館是崔愷,當代中國非常優秀的建築師;
圖書館是美國的科恩,哈佛大學建築系的主任;
藝術館是英國的福斯特,就是設計香港機場、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的那個人。在大同的土地上日本人、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澳大利亞人各設計一個,就是說在大同這塊土地上完全可以把城市建設得更漂亮一些,做得更好。請他們設計,我們可以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吸取他們的智慧來創造今天的輝煌。我們完全有這樣的信心,我不是在這兒“口出狂言”,也不是“神經病”、“發高燒”。大家要相信大同的城市建設,就是我們的一軸雙城,歷史文化名城和生態名邑,未來在全國的城市發展中肯定會有它的一席之地。今天的大同要有這個勇氣,我們完全可以創造一流。這是“三名”。
總之,大同的發展要靠園區來拉動。幹什麼事一定要以務實的態度。我們過去招商引資大家有熱情,但成效不大。政府的工作一定是一步一個腳印,落下來到實處。我一直講,要把工作落在大地上,不要寫在牆上,掛在嘴上。
“三名一強”就是大同今天要做的事。為什麼要這樣幹呢?是為某人制造政績工程嗎?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嗎?其實這不是一個人的行動,這是市委、政府的集體決策。這個決策是代表了大同市人民意願的,符合大同人民的長遠利益,或者叫大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大同錯失了一個又一個機遇,今天再不能錯失了,不然會被歷史淘汰。這句話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大家想一想、數一數大同歷史,不妨簡要地作一個回顧。
為什麼今年大家都喊這麼困難?大家想一想,今天的困難是怎麼形成的?我想責任不僅僅在於領導,責任在於你我他,大家都有責任。大家可能說冤枉,“我不是領導,我承擔什麼責任?”是我們的文化、習俗、習慣這方面的責任。任何領導都是一個時代的產物,為什麼?我就體會在大同幹事太艱難了,有時候幹得幹得都不想幹了,而且一見這地方好糊弄,喝酒、吃肉你好我好,沒標準,沒壓力,沒動力,那還幹什麼呢?恰恰是為了名利就不能幹活,不幹活也照樣能當官,幹活還惹人、得罪人,有人告狀,這麼辛苦、付出,還幹什麼活?所以,應該從文化上進行檢討。
大同改革開放三十年,可以說市營以下的企業全軍覆沒,哪一個還殘存的呢?橡膠廠、鞋帽廠、塑料廠等等都關門了,雲飛旅遊鞋我們曾經風光一時,為什麼都衰落了?歷史走到了今天,我感到很沉重,我今天講這個話的心情非常沉重,就是大同為什麼走到今天了?今天的大同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為什麼要做大事呢?“三名一強”就是大同的希望所在,出路所在,不這樣就會被歷史淘汰。這是我們集體的意志,也是大同人民的整體利益所在。
大同人民同在一條船上,必須建設“三名一強”,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業。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就需要大量的人才,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要搞這次培訓的目的。在大同工作了近兩年,我是甜、酸、苦、辣、鹹備嘗,體會太深了。大同有沒有幹部?有多達4.5萬人,比太原還多,特別是縣處級幹部遠遠超過太原,因為太原的學校、醫院是沒有縣級幹部的。我感到我們的幹部,當然總體上是好的,為大同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也很辛苦,主流應該充分肯定。但任何事物都是兩面的,現在我們幹部存在“三少一缺”的問題。
我們經常碰到一些幹部一說就是不懂,且不說不懂本身就是錯誤,誰讓你不懂?在這個位置,為什麼不懂?一年不懂,二年不懂,三年還能不懂嗎?不會學嗎?專業幹部奇缺,缺得我想找個抓手也找不到,最近要成立平城文化旅遊公司,把名城、雲岡、恆山打包起來做一個平臺,類似像西安曲江開發大唐芙蓉園、大雁塔那樣的做法。但那天在平城公司協調會上有關部門拿了一大堆方案,還搞什麼影視、歌舞。我就問,誰來搞這個事呢?專業人才太少了。
昨天作家阿城來了大同,他說,“大同文化名城的硬體不錯,我給策劃個主題吧,搞箇中國音樂節,以唱歌、跳舞為主。”我說,“這個怕搞不起來吧,大同應該搞一個劉老根那樣的大戲臺,上演有地方特色的數來寶、羅羅腔、二人臺等。”他說,“你不知道,世界上的音樂節搞得還是挺火的,中國還沒有這樣的節。”我問,“你怎麼能弄成?”他說,“我有資源,讓崔健來演唱,搞露天音樂會。”我問,“露天音樂會群眾能聽見嗎?”他說,“你不知道,現在年輕人需要放鬆一把,不需要聽得見,就需要搭建個舞臺,崔健一來,追星族太多了,提前幾個月賣票,人山人海,一次能裝25萬人,崔健唱,大家也唱,誰也聽不見誰。特別現在大學聯考完了需要放鬆,很有市場。”我說這麼多人能放下嗎?他說可以搭帳篷。後來我覺得這個想法還挺有道理。這就說明一個道理,這個時代永遠屬於年輕人。年輕人朝氣蓬勃,是一個健康向上的力量。年輕幹部少是一個缺陷。雁同合併是歷史形成的一個包袱,政府組成成員40歲以下的基本沒有,50歲以下的也不多。
“三少”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一缺”,就是缺少事業心、責任心。有不少幹部是當官不幹事,幹事不負責。到了今天我們的事大、事多、事繁,就需要一個團隊,這不是少數人的事業,是多數人的事業。2008年修了30多公里我親自檢查還不是太大的問題,一天走10公里三天就走完了;
2009年修了110公里路,再加上那麼多的橋樑、文化精品,一個月轉個輪迴就還很困難,況且還有各種事情,迎來送往,會議、接待好多事務性工作,我感到實在是難以支撐。特別是建好以後我們的管理,是更大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相比,建設容易管理難,因為管理每天都是新的,每天從零開始,環境衛生今天搞了能代替明天嗎?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日日工,是很不容易、很不簡單的,“把最容易的事千百次地做好就是不容易,把看似簡單的事每次都做到位就是不簡單”。管理太平常但是太不容易,需要良好的機制、良好的班子、良好的團隊。歷史走到今天,如果大同沒有一個好的團隊,沒有人才的支撐,這個成果是不容易鞏固的。今天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想到一句話,改變大同要先改變人,人的核心是在幹部層面。確實是改變大同先要改變人,不改變人大同就沒有希望。
過去老子講“形而上者謂之道,形之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就是“道”,上有天下有地中間有人,這是天、地、人三才。沒有人就沒有什麼天道、地道,天、地、人三才人為中,當然人要符合天道和地道,但是天道和地道是服務於人,有人才有“道”。“形之下者謂之器”,我們搞的這麼多都是“器”的層面,而不是“道”。改變大同必須要謀“道”,從人的層面、幹部的層面來解決問題,需要人才,需要年輕的力量,因為今天的年輕人通過時間的逐步推移將來可能要走向重要崗位。我們的事業就是要靠一代一代人來往前推進的,要從科級幹部抓起,培養一批優秀的科級幹部是當務之急。
過去古人講“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就是說要成就大事就必須有優秀的人才來支撐。曾國藩講過“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什麼是“替手”?我們的事業不是一個人的,而是大家的事業。這就需要找“替手”來辦好,沒有“替手”就不會做大做強。我們講“做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曾國藩這樣的人物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一個標本式的人物,是一個楷模,千古完人,他的人格修煉和辦事本領都達到了一個高峰。他的家書、文章大家要作為終生的必修課,每一句話都是從生活中總結提煉出來的。他說這個話是在組織團練帶兵打仗時說的。他感到要建立一支地方部隊,建立曾家軍必須要選拔人才才能把事情做大。“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認為第一位的任務就是要選“替手”。今天我們搞這個培訓班就是要通過培訓的方式給年輕幹部提些忠告、進行培訓,以此來為培養人才、發現人才、選拔人才打下基礎。
使用人才是一個比較大的課題,比較難,使用好人才要有愛才之心,識才之眼,用才之膽,還要有容才之量。過去有人講“庸才好用沒有用,人才有用不好用”,庸才好用,但是辦不成事,沒有用;
人才有用但是有個性不好用。我想這句話修正一下“人才有用也好用”,這才是最佳的。上次於丹講“外化內不化”,叫“內方外圓”,“外圓”是人生成本最低的要求,就是把人生所有關係都搞好;
“內方”是堅持,要有主心骨,有自己的人格修煉,有做人的大道理。
這次培訓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端正風氣。“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我們如何來把握機遇,如何來認識這個時代的趨勢,如何來搞好自己的定位,這也是這次培訓的主要意義。什麼是人才,作為一個人才有哪些含義呢?我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作為人才有四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讀什麼書,走什麼路,做什麼人,幹什麼事”。
讀書要靜下心來,心無旁騖。靜的功夫很重要。“非學無以廣才”,非學習不能增加自己的才華,學習才能廣博學識。“非寧靜無以致遠”只有靜下心來才能學習成功。
過去講富不過三代,曾國藩很重視子女的教育,他的後代也有很多成才之人。他的兒子曾紀澤,後來是中國第一代的外交家。曾國藩在給兒子的信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人之氣質本由天生,實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意思是人的氣質天生很難改變,但是通過讀書就可以改變,曾國藩覺得他兒子從小走路輕浮不夠厚重,就通過這句話教育,讓他改進。西方哲人培根也講過,大家都熟悉,“讀史使人明智”,讀歷史可以使人明智;
“讀詩使人靈秀”,讀詩歌、唐詩、宋詞可以使我們靈秀,讓我們領略古人的神韻;
“數學使人周密,自然哲學使人精邃,倫理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使人善辯”。吳晗先生說過“要想學問大,就要多讀、多抄、多寫”。對於讀書的重要性,餘秋雨先生說得很好,“閱讀的最大理由是擺脫平庸”,要做一個擺脫平庸的人就必須讀書。
讀書要讀什麼書,我建議大家要多讀經典,少讀流行。我們現在屬於知識爆炸的時代,網上有很多流行東西,資訊實在太多了。我們面對那麼多的誘惑和選擇,但那些都是快餐文化、流行文化,就和流行服裝一樣,過去就煙消雲散了,浪費時間和精力。南懷瑾先生曾經說過現在的教育是有問題的,國小學的東西到了國中就沒什麼用了,國中學的東西到了高中就沒什麼用了。大家回想一下,確實是這樣的。從小打造人生的基本功,國學要求從小就開始背《三字經》、《顏氏家訓》、《論語》、《孟子》,年輕時下功夫多背一生都忘不了。到我這個年齡是今天的記不住,以前的忘不了,該忘的忘不了,老是回憶過去,今天記的馬上就忘,過目即忘,大家在年輕的時候一定要多讀經典。
什麼是經典?經典就是人類文化的精華,是聖賢的治學之道,是人類文化智慧的結合,就是用權威的知識告訴人們文化的根本在哪裡,做人的基點在哪裡。我感到古人太偉大了,人生的哲學問題從來就沒有新問題,伏羲畫卦大約是在7000年前的時代,那時還沒有文字記載,是用符號記錄的,這就是為什麼《易經》裡用的全是符號。7000年前我們的祖先伏羲就創造了《易經》這門學問,這是開啟宇宙人生奧祕的鑰匙。他太偉大了,他所說的問題我們今天來看仍然是人生的重大問題,孔夫子在五十多歲讀《易經》時是這樣評價的,“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思是早一點,五十歲時讀了《易經》,就可以少犯過錯。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就是因為我們有偉大的聖賢,孔夫子在世時沒有被重用,甚至有人稱其為“喪家犬”,我覺得這是褻瀆聖賢。他嘔心瀝血、孜孜以求地傳播學問、整理文化的精神是可敬的。以前的六經都是刻在竹簡上的,散落的,一根竹簡也刻不了多少字,將散落的六經修訂好就是靠孔夫子。如果沒有他的整理,先古文化就失落了,就不會傳承到今天。雖然他未被當世所用,但是成了千秋的聖賢。孔夫子當時翻《易經》韋編三絕,“讀易老而忘憂,韋編為之三絕”,“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當時的竹簡是由牛皮繩編在一起的,“三”代表多,韋編三絕就是說孔夫子翻《易經》翻的把牛皮繩斷了很多次。老夫子嘔心瀝血地整理中國的文化,使中國文化始終站立在世界的高峰。所以說中國人都是中國文化人,是吃中國文化長大的,經典就告訴了我們做人的基本道理,如何進行人格的修煉,如何做到“內聖外王”。“內聖”就是不斷聖化的過程,向聖賢學習。
古人說“人皆可以為堯舜,非不能也,不為也。”不是不可能做到而是不去做,所以要讀聖賢之書少讀流行,當然流行的也可以在網上看看,瀏覽一下天下大事,但是不能整天沉迷在那些東西里,快餐文化有色素還有其他不好的東西,就像現在的小孩子不該胖的胖起來了,就是因為飲食中有激素,這違背了人生之道,違背自然之道。我覺得要沉下去讀些經典,比如《易經》、《論語》、《孟子》等。其實現在的經典很好讀,有好多的註解。我建議大家讀《論語》時讀錢穆先生的《論語新解》,他是中國當代唯一稱得上的國學大師,他去了臺灣以後幾十年都沒有中斷國學。臺灣沒有搞文化大革命,國學沒有中斷。我們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當時都是年輕人,年輕人有革命的一面,也有情緒化的一面,“五四運動”就是年輕人的事業,“打倒孔家店”,魯迅先生講“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當然是針對封建糟粕而言的。今天冷靜下來看,我們的國學中還是有好多精華。
如何來傳承文化,如何向古人學習聖賢之道,加強人格修煉,這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大家要下功夫好好讀些經典,只有讀經典才能感受到人類的智慧、思維達到了什麼樣的高度,能感受到偉大的思想體系和經典的精神力量,這樣才能有文化的底氣,才能有文化的基礎。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基本功,墊底的就是國學的基礎,要有基本的瞭解,當然不是要求大家當專家。過去好多古人皓首窮經,一輩子也學不出個結果。今天大家要知道,不是做知識分子,而是做知道分子,把古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知道做人應該怎麼做,人格理想是什麼,對社會應該承擔什麼責任,這些基本功還是要練好。
過去講儒、道、佛三家,中國可以把所有外來文化都同化為中國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也完全是中國化的佛教文化。作為發源地印度的佛教文化已經衰落了,真正的佛教文化現在中國,是中國化了的,是把儒家文化引到佛教文化中使它進一步成長。儒道佛三家對人生都是有用的,所以叫“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所謂“以佛修心”是指出家人看淡名利、淡泊人生;
“以道養生”是指道法自然、順應自然來養身,“與四時合其序”,符合自然天道的變化,符合春種、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符合天道、地道、自然之道;
“以儒治世”指儒家是入世的事業,佛教是出世的事業。我們提倡以出世之心對待入世事業,以看淡名利的心情來對待入世的事業。讀經典要把經典當做一種終生旅行的方式,人的生命方式,在人生的旅行中有經典的伴隨將會是一個快樂的人生。
有人總結讀經典有三個過程:首先是忍受,讀經典時不可能像讀小說那樣快樂輕鬆,半醒半睡都可以讀,讀經典時要頭腦清醒,深刻思考,忍受寂寞和枯燥;
第二是接受,由忍受到接受就進入了新的境界;
最後是享受。明代王艮說“樂學”,“學是學此樂,樂是樂此學;
不學不是樂,不樂不是學”,意思快樂是因為學習經典,學習是學習經典的快樂;
不快樂就不叫學習,不學習不知道什麼是快樂。穿越千年和古人對話是一大快樂。曾國藩講,“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
巨集獎人才,誘人日進,二樂也;
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
讀經典同時還要讀有關業務的書,幹一行愛一行,要愛崗敬業。幹哪一行要成為那一行的專家,最起碼不當知識分子也要當知道分子,不能一問三不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一個單位的領導經常一問三不知,那怎麼當領導呢?讀書首先是進行人格的修煉,人格的修煉是非常重要的,還給大家舉那一個千古師表,人生楷模,他是一個標杆,在幾千年歷史中他就是一座高山,還是曾國藩。他終生進行自己的人格修煉,在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他不到三十歲的時候就給自己定了課程表,其中有十二項內容,後來被稱為曾國藩的讀書“條規”。
第二就是能力的修煉,讀書才能提高我們的才能,過去講“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三就是為建立事功做準備。沒有人生的格局是辦不成大事的,器小易盈,所以要重視人格的修煉和胸懷的培養。曾國藩講大丈夫的事業依仗的是胸襟,就像過去的一句話“宰相肚裡能撐船,將軍額頭能跑馬”,人的胸襟有多大,事業才能做多大。器小易盈,如果做事情時左想右想就是自己的那一點私利,能幹成什麼大事?沒有遠大的目光就行而不遠。
以天下之至誠,應天下之至偽”,“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分辛苦一分收穫,我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要走正道,一定要記住“天道忌巧”。投機取巧的路是不會長的。過去魯迅先生說過“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走了捷徑可能有效,但是有限制的,是行而不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下笨拙的功夫。有些人說某人會當官某人不會當官,大家千萬不能入了會當官的那一流,不要相信什麼“甩手掌櫃”。什麼事情也是從辛苦來的,都是勞心、勞力的結果。凡是成就事業都是這樣,包括曾國藩歷史上成就事業的人都是非常辛苦的,都是長期勞心、勞力的結果。天上不會掉餡餅,人間沒有免費的午餐,不要去相信那些神話,那是誤入歧途。不要相信什麼策劃,有一個主意就能上了天,能一夜暴富,世界上沒有那樣的捷徑可走。人生就是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什麼叫路,就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就叫路,要踏踏實實地走自己的路。
亞聖孟子講“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意思是源頭裡的泉水滾滾湧出,日夜不停,注滿窪坑後繼續前進,最後流入大海。水要把坑窪注滿才能繼續向前流,就是說做事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來。水如果不把小坑注滿怎麼向前走?水往低處流,注滿了才能繼續向前走,這就是“盈科而後進”。古人講的話都是從生活中提煉出的最高的人生哲理,我們要當老實人,一步一步向前走,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千萬不要思巧,巧害人。所以孔夫子在《論語》中講“巧言令色,鮮矣仁”,投機取巧、當面阿諛奉承的人很少是“仁”,都是小人。曾國藩寫過一副對聯說得很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
辦事無聲無臭,既要老到,又要清明”,我們在一個地方做事希望無聲無息地幹。
“做事要開張,做人要低調”。當一個人成為知名人物時就離身敗名裂不遠了。什麼東西都是一個辯證法,我一直警惕,從來不接受記者的採訪。我們歷史上的大師,宋代是朱熹、二程(程顥、程頤),明代是王陽明、王船山,宋代以後科舉考試都是以朱熹的註解為標準。朱熹說過“聖賢之言千言萬語教人從近處做起,古人於國小小事中得大學大事之道”,他說得很明白,聖賢千言萬語就是叫人要從身邊做起,古人從小的學習和小事情中明白大的道理,就是小中見大。所以我們要腳踏實地、兢兢業業,把兩腳踩在大地上,不能踩在雲中,那樣是會掉下來的,那不是我們踩的地方。“地勢坤,厚德載物”,講的就是在大地上才能幹出我們的事業。
“地道變盈而流謙”,是說地之本性是要使盈者溢位而流向不盈的一方;
“鬼神害盈而福謙”,是說鬼神的本性是損害盈滿者而福廕那些空虛者。
當然孔夫子講“子不語怪力亂神”,“祭神如神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說不要去講這個東西。神是一種宗教情懷,是一種信仰,人生沒有宗教信仰是很可怕的,有人說如果沒有宗教信仰人就會變成禽獸,沒有宗教信仰,只管享受今生,不管前生和後世,這樣就會變成禽獸。過去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意思是說,積累善德的家族,這個家族就會有享不盡的福留給後世;
如果不積累善德,那麼後世必定遭殃。“人道惡盈而好謙”,是說人的本性是討厭滿盈者而喜好不滿者。就像有些人暴富起來後以為天下都是他的而得意忘形,結果大家都不會喜歡他。
《易經》裡有六十四卦,其中有一個謙卦,謙卦是這樣畫的,上面是坤,下面是艮,坤為地,艮為山。卦象的道理是這樣的,山都比地高,但是要謙虛到把山放到地的下面,把自己放到最底處,這就是謙卦。在所有的卦像中,乾、坤二卦是《易經》的入門卦,每個卦有六個爻,在六十四個卦象中只有謙卦是六爻皆吉。漢代有人說謙卦“大可以保一國,小可以保一生”,人們都喜歡謙虛的人,“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之器也(孔夫子推崇“訥於言而敏於行的人”);
口行善、身行惡,國之妖也。那麼我們做什麼人呢?我們是做一個碌碌無為的人呢,還是做一個有所作為的人呢?我們是做一個勤奮一世的人呢,還是做一個懶惰一生的人呢?我們是做一個消費人生的人呢,還是做一個創造人生的人呢?我們是做一個胸懷遠大的人呢,還是做一個器小易盈的人呢?我們要做一些選擇,現在的社會我們不要拿君子和小人的侷限來衡量,應該從務實的層面來解讀我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人生苦短,人生在世就是應該做一個有用之材。有用之材是什麼呢?就要有人格的修煉,有能力的修煉,有理想的追求和責任的擔當等要素,有用之人是有要素的。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平庸的人是怎麼煉成的?懶惰一生煉成的。他還說:“百種弊端,皆由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馳則百處懈也。”這在曾國藩的治軍中體會是非常深的。
我們的好多問題就是懶惰造成的,沒有其他原因,就一個“懶”字,懶則治人不嚴、治軍不嚴、督察不嚴,比如說我們的工程監管就差一步沒有到位,為什麼我到工地經常生氣?工程質量問題,你的業主負責人幹什麼了?監理幹什麼了?工程負責人幹什麼了?為什麼不到第一線、靠前指揮?好多失敗就差一步,就是一個“懶”字造成的。
我想大同確實應該思考我們的文化了。大同的文化是包容的文化、豪放的文化,我們是屬於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融和的地方。大同人非常善良、非常厚道、非常寬容,我們跟人打交道不算細賬,非常豪放,非常大氣,這是我們文化健康的方面,就是說把這個健康面引入正確的軌道會變成我們的財富。任何文化都是雙刃劍。豪放的背後可能就是粗放啊,寬容的背後可能就是縱容啊,你包容的多了那對壞人不就是放縱了嗎?
我們惰性文化的形成是有一定時間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民族融合的時候。到了明代大同屯兵12萬,那時候是發軍餉來養人,這是一個因素。再加上農耕文明時代,大同是夏天長、冬天長的,只有兩季,沒有四季,實際上大同的春天很短。比如春天本來是植樹的季節,到了4月底,我就說開始植樹,他們說凍得挖不開,我到現場後果然發現挖不開,到了5月初,天氣很快就轉暖了,樹木就開始發芽了,那麼就不能栽樹了。栽樹應該是反季節植的,最好在它休眠期間栽。時間很短,就十來八天時間,是典型的夏天長、冬天長,就好像沒有秋季,我們今天穿的短袖,明天就得穿毛衣,天氣變化太快。就是在這麼短的季節內,有半年是漫長的冬季。我們今年也是這個情況,11月就不能幹了。所以對北方來講,隆冬時節大家是坐在家裡,是休息的時間,一年時間半年閒,這是長時間形成的一個農耕文化的傳承。這是第二個因素。到了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雁同合併後,可能是一個歷史的轉折,我們的官多了,加長板凳,就是一個人能幹的事情由幾個人來做啊。我們過去老說,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官多不治事,龍多不治水。那麼官多了以後,這個文化就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了。官多了,那些科長等就看不到希望了,幹好幹壞就那麼一回事;
官多了,也就沒有什麼激勵措施了,幹事和用人就不掛鉤了。這是第三個因素。這是歷史形成的,因為那麼多的幹部,轉來轉去就那一點位置,就只有幹不成事了。幹不成事就是幹部的用人機制、獎懲機制發生了問題。幹事的當不了官,不幹事的可能就當了,那麼這種情況就導致了我們惰性文化的蔓延。所以責任心就缺失了。
為什麼今天我講了這麼長時間,因為我跟你們對話的機會不多,所以我非常認真地對待你們。昨天晚上進行了認真準備。我們應該從文化的根上來檢討我們的文化。我在大同就深深體會,我幹事幹到今天,非常得迷茫。過去我是一個不服輸的人,在任何情況下,即使是在天塌地陷的情況下也是往前走的。但是走到今天我感到很困惑,就是這樣一種環境,我們能不能走得遠呢?今天的成果能不能鞏固得住,哪一天還會不會回到過去那種有事無人管的地步呢?我感到很迷茫。
我來大同工作時就有好多領導勸我說,“大同可複雜呢,很不好乾”。我到了大同工作以後,複雜我還沒有體會到,但是幹事的艱難確實感覺到了。所以我經常安排了事情有時候不放心,睡到半夜還想這個事情落實了沒有。有時候是今天安排了明天再督促一下,因為我的事情太多了,有時候可能一個星期就過去了。就是有些事情我很不高興,我安排了事情一週以後再問他,他沒有辦了,把問題裝進了口袋。他說有這問題有那問題,我說你辦不了不等於我辦不了,為什麼你不給我報告呢?他說我看見您那麼辛苦,不好意思打攪您。而且說這個話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說的。我就問他你不想打攪我,我安排你的事情你不去辦,辦不了到今天我還得過問,這不是更大的麻煩嗎?你沒有想到給我增加更大的麻煩,又耽誤了時間,增加了辦事的成本,影響了工作進度,那你為什麼沒想到這是更大的損失呢?我說你辦不了就及時給我報一下也行啊。我經常跟大家講,我的手機經常開著,大家要找我很容易,當然在辦公室肯定找不到我。
你說我們的事業走到今天,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誰也不是神人,那麼到一定時候就需要團隊,需要這種力量。所以我們大同人應該向這種惰性挑戰,時時警醒自己,看看我們自身有沒有惰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文化基因、環境原因常常會導致這個問題的發生。人是環境的動物,有什麼環境就有什麼人,在那樣一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大同人,很難免俗。所以要看看文化基因有沒有問題,環境對我們有沒有影響,這種惰性在我們身上有沒有烙印呢?作為大同人能不能勤奮起來,能不能振作起來,能不能把責任擔當起來,做一個勤奮之人?曾國藩講,“驕與惰未有不敗者,勤字用來醫惰,慎字用來醫驕”。驕還不是什麼大問題,主要是惰。
瀋陽故宮掛了一幅聯,上聯是一勤天下無難事。世上的事,行事難,但勤奮就不難,行路難,知難不難。下聯是百忍堂前永泰和。所以,安逸者是不能兼大任的,吃不得苦是不能成就大業的,勞苦、勞心是基本功。
第二個是養別人,就是我要建功立業,回報父母,回報社會;
第三個是被人養,靠子女照顧。就是這麼三段論,中間就這麼一小段,這麼一小段概括起來叫什麼呢?就是四句話,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年幼後除老,中間所剩也不多,還有一半睡著了。我們還能消費嗎,還不抓緊時間創造人生嗎?做一個有價值的人。人生在世走一遭,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求名當求萬世名。人生在世,就應該做一個有用的人,要創造價值,不能光消費,那麼誰來創造呢?
一流是怎麼創造的?一流需要正確的思路。前兩天我在吳官屯調研,雲岡的博物館、演藝中心是由吳官屯煤業和首鋼合作搞的,他們想要搞一臺藝術節目。我說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旅遊人是流動的,從易到難先搞幾個小節目,做成劉老根那樣的節目,每次有人去了看一個小片段能吸引住人,不適宜搞大場面的節目。而吳官屯煤業董事長劉小平想搞一個展示雲岡文化的大節目,請的是大同藝校的一個領導,藝校他們也有雄心壯志,說是要超過張藝謀。我說我很高興,但你知道張藝謀是什麼位置?他是中國頂級的人才,你要超過他得有比他更有本事的人幫助你,這個人是誰呢?後來他說是開玩笑呢。我說軍中無戲言,這是件大事,涉及到整體思路,如果不認真,一開始就稀里嘩啦,怎麼能成呢?《一把酸棗》是怎麼煉成的?張繼剛講,《一把酸棗》問世以來1700多天的時間裡演了800多場,全是市場化運作,創造了歌舞劇史上的高峰,目前還沒有一個歌舞劇超過這個記錄的。整個劇作背後付出了多少心血?一分辛苦一分才。世界上還是要走正道的。
創造一流要有正確的思想方法,馮侖在《野蠻生長》中寫道,怎麼能創造一流?就是要學先進,傍大款,走正道。學先進就是找行業裡最先進的,跟上人家學;
傍大款就是找做得更好的人,跟人家去合作;
走正道,不要走歪門邪道。這是個基本經驗,通俗易懂,包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怎麼偉大,要跟偉大的人一起幹事才能創造偉大,當年跟毛澤東一起上井岡山的一定是偉大的人,才能做成偉大的事業。偉大有正確的思想方法,一流不是關住門的一流。我在榆次講,不創一流就是落後。這個理念很好,首先要知道一流的參照系是全球的、世界的眼光,不能關住門把平房推倒蓋成樓房就成了一流,那不成了狂人了嗎?那實際不叫一流,是末流。創造一流,眼光很重要,創作、建築的事是神聖之事,這是何等大的事情?我最近在北京到國子監和孔廟搞調研,國子監有個闢壅,是皇帝講學的地方,闢壅的規模還不如我們華嚴寺的七間殿,但是建闢壅的時候誰當的總指揮呢?是乾隆皇帝親自審定,劉墉當總指揮,和坤參與。劉墉是工部尚書,拿出圖來皇帝審定,還要再徵求和坤意見。和坤提出來要在四個角拉四根橫樑,節省木材,增強穩固性,外方內八角,建設開工的時候皇帝選黃道吉日,三叩九拜,讓諸神退位。創作是何等大的事情,何等慎重,哪能是開玩笑呢?聖賢之事哪能開玩笑呢?我們是該嚴肅的不嚴肅,該慎重的不慎重,稀里嘩啦還能幹成大事?工程指揮部早晨開例會的時候,我看見有人嘻皮笑臉就批評,我說要慎重,君子不重則不威,這麼大的事情整天嘻皮笑臉幹什麼呢?創造一流必須要有嚴肅認真的態度。
幹事,要幹大事,當創業者。創一流怎麼創?
外官是敷衍、顢頇,顢頇即糊塗,是那麼一種官場風氣。所以他立志自拔於流俗,一生就是要超凡脫俗,一生不愛錢。他真正做到這一條了,做了那麼大的官、經歷了那麼多的錢,卻不愛錢。人生要立志做大事,做大官有大官的事,小官有小官的事,一般幹部做一般幹部的事。做官有限制,事業無止境。做官職數是有限制的,有大官、有小官,但做事是無止境的,我們不能延伸人生的長度可以拓寬人生的寬度,在位上我們可以做好多事情。也有人講,做官要有四行,第一自己要行,第二有人說你能行,第三說你行的人能行,第四身體要行。這四個要素裡有兩個是自己的,就是第一個和第四個,另一半屬於外在因素。所以人成事,一半在天,一半人力,人力居其半就是這樣來的。一個人怎麼來對待當官和做事?就是盡人事而聽天命。盡最大努力做事,能不能成功那是聽天由命的事。許多事不由自己,做多大官自己能做得了主嗎?就不要那樣想。如果那樣想,就感到自己做的事多了,了不起了,組織虧待了你了,該使用了。背上這麼個包袱,是幹不好事的。任勞容易任怨難。不幹不就把一個人才浪費了嗎?所以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想明白。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做官盡在其中。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要作為人生的理想,努力往前走,收穫是另外的事,跟自己沒有關係。盡人事而聽天命,這是人生的一種境界。
耐苦就是吃苦,這是人生成功的一個要素,也是一個人品德組成的重要部分;
耐勞要吃苦在前,孔子的學生問孔子,做官之道是什麼呢?“先之、勞之,無倦”。先之是身先士卒,辛苦在前,沒有疲倦;
耐閒就是耐得住寂寞,不要浮躁。
如果仕途通暢就報效社會。
大同現在屬於幹事用人的時代,是一個大有作為的時代,是一個創造業績、人才輩出的時代。我們的事業需要千百萬人的參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才的接續,這樣我們的事業才能發揚光大,我們的未來才有美好的前途。這是至關重要的。人才興家,人才興國,人才興市,人才當家,這是希望所在。在這樣一個時代,同志們一定要把握好機遇,就像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來大陸訪問說過的一句話,“現在國共合作的新時代到來了,機遇來臨了,你準備好了嗎?”首先要問一下自己,你的德、能、勤、學,能力和品格的修煉,準備好了嗎?
今天,把大家集聚起來,給大家作個動員,希望同志們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不辜負時代的希望。最後我用宋代大儒張載對天下學子講的一句名言與大家共勉,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同志們要努力工作,為人民建功立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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