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簡短小故事30則

　　黨史簡短小故事30則

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以下是本站為大家整理的黨史簡短小故事30則資料，提供參考，歡迎你的閱讀。

黨史簡短小故事30則一

2、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幹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裡問到哪裡。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後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2、1937年10月，日軍佔領河北石家莊後，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迴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餘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於10月26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餘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餘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儘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製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後，於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餘騎兵和300餘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於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後，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餘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讚歎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蹟”，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後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後，先後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麼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幹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伕、馬伕，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裡幹下去。”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裡，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紮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飢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飢。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裡，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並親自到茶葉鋪還錢並賠理道歉。

5、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幹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兩個月後，我國將發射自己仿製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瞭解測試情況。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製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後，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後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程序。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製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後，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於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6、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儘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賙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時期，方誌敏曾是模範根據地的建立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幹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誌敏知道後，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並要求她立即送回。方誌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准。

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佈：“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後竟失態地衝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麼?”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後會勝利的!”

9、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幹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麼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係，沒關係。”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裡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10、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於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於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瞭解民生疾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定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衝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黨史簡短小故事30則二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嶽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著走著，忽然在沸騰的人流裡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衝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著畫像遊行的人。抬畫像的群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幹什麼?!”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著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著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著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夥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著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後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徵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後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後，並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鬥情誼，其實不然。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裡，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後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並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幹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於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後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雲。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雲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並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後，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於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於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並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祕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雲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雲本人的意思。原來，陳雲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儘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雲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雲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雲便託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後，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4、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麼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後務必牢記啊。"

5、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裡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後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後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後，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箇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裡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後，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裡，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6、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揹著一隻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麼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麼，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隊下山後，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幹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揹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後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後，從一名普通士兵幹起,在祖國的南陲駐紮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託“關係”走“後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後，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溼性關節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樑某自當上會長後，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餘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樑某抓了起來。傅玉和並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後將其釋放。三日後，樑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後，樑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徵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並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並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餘塊大洋。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廈門某軍視察，軍、師領導準備開車陪同前往卻被攔下。王建安一臉不悅地問：“你們來幹什麼?”領導們說：“給首長帶帶路。”王建安反問道：“怕我丟了不成?你們去，我就不去了。”說罷，領導們只好退下。

10、1956年，楊明鬆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國小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楊松明想，八一國小距軍區大院有7裡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鬆於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階轎車從八一國小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衝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鬆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後，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楊明鬆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黨史簡短小故事30則三

11、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後，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裡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後，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後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12、解放後，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於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幹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於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係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後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3、樑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裡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後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巨集篇鉅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樑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勳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樑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鉅著《紅旗譜》。隨後，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樑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樑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後來樑老終於如願，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於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乾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釐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後，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並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5、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麵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麵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麵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麵條給了傷病員。

16、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儘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麼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幹什麼?你去，我還要僱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17、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鬆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糰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飢餓難忍。於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住手!”剛檢視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裡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麼多的米，把鍋裡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裡挖野菜。這日晚飯，大夥吃了一頓野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麼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飢，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第三天午後，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鬆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夥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檢視，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後，問：“可運，你怎麼啦?”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糰子，他捨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祕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匯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裡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朱正傳平時喜歡抽菸，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菸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菸，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幹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幹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裡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麼根據嗎?”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誌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幹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後，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幹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紮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後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20、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後抽調了120多名幹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彙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幹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餘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洩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