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幹部提拔的規律

　　關於幹部提拔的規律

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做好乾部提拔任用工作，重中之重就是真正讓那些工作高效、群眾口碑良好的幹部晉升到更高的職位上去。

歸納起來看，提拔任用幹部需要做到“三個重視”。

重視實績

在幹部晉升的“雙系統規律”中，“任務型因素”是肉眼可觀察的工作實績，通過與特定幹部的崗位要求對比、與其崗位責任書對照，就可以看出其好壞。在我國幹部的日常管理中，考察幹部是否具備“任務型因素”的辦法已經非常成熟，既有每年由組織部門展開的年度績效考核，也有人事部門、本部門、本單位展開的年度考核，還有委託高校等第三方機構展開的實績考核與評價工作。

當然，即便這些辦法十分成熟，在考核過程中也要特別提倡說幹話、辦實事，以實績考核反推幹部的綜合能力，謹防有些幹部做的工作不多，彙報起來天花亂墜、熱鬧非常，工作總結文采飛揚、自我標榜。

重視“非任務因素”

顧名思義，“非任務型因素”是與“任務型因素”相對的一種因素，是以“非成文法”的柔性方式存在。我國幹部晉升的“非任務型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

① “好人因素”

此處的“好人”是一個與傳統上認為的績效相對而生的概念。眾所周知，傳統認為的績效就是“顯績”，是幹部實際上產生的工作效果等可以通過一定手段測評出來的成績，比如GDP提升、財政收入提升等，這種成績無論何種型別的幹部經過努力都能夠實現。從某種程度上說，這類績效對於個別政績觀錯位的官員可能更容易達成，因為通過破壞環境、非法收費、敗壞道德等方式更容易產生“績效”。但這類績效是“帶血的績效”，遲早會被組織與人民群眾識別出來，因此而獲得的晉升最終也會被“清零”，個人也會被嚴肅問責。

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科學地晉升，在合法取得績效(顯績)的同時，還需要展現自己有別於那些違紀官員的因素，是德與績相匹配的優秀幹部、好人。就我國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指向的內容，無疑可以看作是判斷幹部和普通群眾是否成為“好人”的“最大公約標準”。

② “表達因素”

“表達因素”是指需要有良好的表達、溝通能力。這乍一看似乎簡單至極，但深究起來卻並不簡單。

第一，能夠將國家政策向群眾表達清楚，讓群眾理解政策本意，並在理解本意的前提下遵守、配合國家政策;

第二，能夠將群眾眾說紛紜的意見綜合、分類為儘可能少而精煉的彙報材料，並能夠在儘可能短的時期內讓領導、上級完全把握群眾的民意走向;

第三，能夠將政府為群眾的服務事項、服務效果向群眾溝通清楚，使群眾瞭解政府工作取得的成效，瞭解政府為人民服務的進展與努力;

第四，能夠向單位領導、主管領導言簡意賅地闡明自己的工作進度，工作中面臨的各類約束，使得領導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瞭解如何展開配套、補充工作;

第五，能夠與單位同事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溝通清楚彼此工作需要配合的內容，且不會出現推諉與扯皮。

疫情防控時期，出現兩類對比鮮明的幹部，恰恰就能說明“表達因素”的重要性：一類幹部下到基層不會說群眾語言，政策宣講沒講到老百姓心裡去，一定程度上導致一些群眾不聽指揮，出現聚集性、擴散性疫情。一類幹部在媒體和公眾面前全程脫稿，對各項資料和措施瞭然於胸，給予群眾急需的“安全感”。

③ “非績效因素”

這是指由解決那些不在自身崗位工作職責範圍內的事項而形成的績效。從功利主義而言，每個人都應該只完成自己崗位責任表內的工作，那些不屬於崗位責任表的事項，均可以置之不理。但這會形成“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尷尬局面。

實際上，任何一個政府部門除了程式性工作，還會有大量非程式性工作難以體現在崗位責任表中;除了日常性工作，還會有大量突發性、臨時性、應急性工作需要處理。若每個人只管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公共事務、突發事務、非程式事務無人問津。在這種情況下，既能做好本職工作，又能夠兼顧本職崗位工作之外事務的幹部便會脫穎而出。

④ “道德補償因素”

它指的是幹部在犯錯(並非違法亂紀)後，能夠產生心理愧疚、歉疚等道德自責感，並在之後的工作、生活中盡力來對這種“道德赤字”進行補償。能夠對自己各類錯誤進行修正，也是一種幹部晉升資源。

重視重大關頭、重要時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察識別幹部，功夫要下在平時，並注意重大關頭、關鍵時刻。”此次疫情，就是這樣的“重大關頭、重要時刻”。

疾風知勁草，烈火煉真金。經過此次疫情的檢閱，哪些幹部只會“紙上談兵”，關鍵時刻就“掉鏈子”，哪些幹部能做到臨危不亂，果斷決策，危難之時把人民群眾的安危放在心裡，一看便知。

在重大斗爭的關鍵時刻，人民究竟歡迎什麼樣的幹部呢?

一是具有大局意識和全域性觀念。幹部只有具備大局意識，才能具備戰略思維和穩固的定力，對危機和挑戰的本質才能看得更清楚，從而樹立戰勝危機和挑戰的自信心。

二是危機處理的能力。危機中，形勢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領導幹部要不斷判斷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密切跟蹤、及時分析、迅速行動，堅定有力、及時修正錯誤，毫不懈怠地做好各項工作。

三是資源排程能力。充足的資源保障，是我們戰勝危機、贏得鬥爭的前提和保障。在這次抗擊疫情中，有些地方幹部不能科學合理調配人力和物力資源，手足無措，一度造成一方面一線工作人員物資缺乏、一方面倉庫資源積壓的局面，給疫情防控帶來了不必要的損失。如何統籌協調各種力量和物資，要求各級領導幹部面對危機要有很強的資源排程能力。

四是社會管理能力。危機中的社會管理能力，一方面是保持生產生活平穩有序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處理社會矛盾、依法維護社會治安的能力。。

五是輿論引導能力。在這次疫情阻擊戰中，輿論對社會情緒的影響空前放大。不良輿論造成的社會危害甚至超過病毒。嚴峻的鬥爭中，特別考驗各級各部門幹部對輿論的引導能力。要及時釋出權威資訊，批駁社會謠言，迴應社會關切。更要實事求是，弘揚社會正能量。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在關鍵時刻向社會傳遞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