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父母親情作文

散文：父母親情

我三十七歲那年，母親撒手人寰;四十七那年，父親離我而去。那時那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痛失親人的哀悲。最近幾年，在平時生活的日子裡，偶爾碰到同學、同事或朋友家裡有老人健在時，很是羨煞;常說“家有一老是個寶”，進門能喊一聲“爹”或“娘”，那是多麼幸福的時刻啊。羨慕別人的同時，不免回憶起自己的爹孃，早就想寫一寫有關父母的親情，可總是拿起筆放下，放下又拿起，因為很多事情已經久遠，只能努力地從腦海裡挖掘出點點滴滴以作回憶。

父親出生於一九三五年臘月十八，嚴格說已經到了陽曆三六年。父親生長在兵荒馬亂的年月，飽受了舊社會的酸甜苦辣。記得父親曾經說過，九歲那年，日本鬼子到村裡抓勞工，大人們害怕都躲了起來，“村長”就派他到鬼子炮樓鋤了一天雜草。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後，十週歲的父親便進了學堂，奶奶一直把他供到西豎中心校讀完高小。在那個年代，農家子弟識文斷字的寥寥無幾，不能不佩服奶奶還是有點眼光的。

父親的青年時代趕上了社會主義初級社、高階社，跟隨著入食堂、大鍊鋼鐵、三年自然災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步入中年，中老年迎來了改革開放。可以說，那代人的經歷是豐富多彩、曲折離奇的。可能是父親有高小文化的底子，很快就入黨提拔到大隊擔任會計，一直幹到九十年代初才卸任。五六十年代有點文化的都千方百計到公家撈個“鐵飯碗”，國家也急需這樣的“人才”，父親也曾有過一次機會。那時候農村信用社才剛剛籌建，和他一起上高小的同學(叫王書卿，後來從民政局長位子上退休的，九幾年父親還讓我給他捎過紅棗)從中介紹和極力推薦，眼看著父親就要捧上鐵飯碗、吃上公家飯了，奶奶說什麼也不讓去，與父親上學時恰恰相反，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思想束縛了奶奶的眼光。

父親成年後與相隔三華里的鄰村姑娘結成伉儷，她便是我的母親。母親不善言辭，隻言片語中，知道了她的不幸身世，我外祖父參加八路軍戰死沙場後，外祖母便起身改嫁。母親上邊有三個哥哥，外祖母只留下了大兒子和二兒子，卻將三兒子送給了一百多華里的獲鹿縣，母親遺棄到六十華里外的柏鄉縣一戶人家，後被懂事的兩個哥哥領了回來，隨繼父一家生活，直到嫁給我父親。在我的印象中，每年大年八年級會隨父母去外祖母家拜年，外祖母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當時將兩個兒女送走，可能是因生活所迫，出於無奈吧。

有關父母的親情，是從我有記憶時開始的，雖然充滿斷層，卻包含著愛與幸福的延續。大姐長我六歲，二姐長我三歲，弟弟小我兩歲，大妹小我四歲。在最初的記憶裡，大姐揹著弟弟，二姐便拉著我的小手，經常在一起玩耍。到大姐十一歲時，我們已經是兄弟姐妹五個的家庭了，那時小妹還沒有出生。本該走進學堂的大姐，一直輟學在家照看著幾個弟弟妹妹。大姐那代女孩很少有人進入學堂：一是新社會到來才剛剛不久，民間流傳千年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仍根深蒂固，雖然父親識文斷字，恐怕腦海裡也有摻雜;二是集體經濟靠勞力吃飯，多一份人手就會多一份工分。我琢磨後一個原因可能性大些。

也不記得是從哪一天開始，大姐離開了我們五個經常玩耍的地盤，走進了生產隊行列。那時男工工分是十二分，婦女是八分，十二三歲的大姐只能掙到四五分。當時，吃公家飯的一個月才掙二三十元，社員工分更是不值錢，一個工好年頭才合一毛五六，懶年頭也就是一毛錢左右，大姐一天只能掙到四五分錢。小小肩膀挑起了千斤重擔。不過，那時物價也便宜，40斤一袋麵粉才合七元二角，一斤麵粉合一角八分錢，其它糧食更便宜。大姐上四天工就能掙到一斤麵粉的錢，對於九口之家也算是雪中送炭吧。

輪到二姐進學堂時，父母好像改變了主意，堅持讓她上學。孩子們都怕進學堂，二姐也不例外，死活就是不肯去。嘔了幾次氣後，父母沒有過度強迫便放棄了，二姐高高興興又回到了我們玩耍隊伍。現在說起來，二姐總是後悔的不得了。隨著我們漸漸長大，二姐不再當我們的孩子王，也到了生產隊上掙工分。其實，父母心裡始終惦記著兩個逐漸長大的姐姐的前程;雖然木訥的父母不善言表，卻把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文革”開始後，國家廢除了大學聯考制度，有門路的適齡青年都是通過招工吃上公家飯的。對於這個淺顯易懂的門坎，父親也十分清楚，便默默地託人打聽機會和門路。姐姐有個美好的未來，不但是姐姐的幸福，同樣也是家族的榮耀。終於打聽到縣養老院正在招工，父親便瞅準這個機會，跑了幾趟公社找熟人，給大姐要了一個指標。當十分有了八分的希望，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兒了的時候，不料，指標卻被另外一個村的支書挖走了。只能說明村裡會計與支書在公社書記眼裡不是一個等量級。

那幾天，父親唉聲嘆氣的，飯不進茶不思，但日子總要向前過，也只能默默吞下這個結果。後來，棉麻系統招工時，父親終於如願以償，二姐進了棉麻公司上班，儘管是個臨時工的身份。兩年後，公司精簡人員，留一部分，減一部分，二姐屬於後者。既然出去了二姐也不想回村，只好找到當時在二輕經理部當經理的大舅。大舅找了棉麻公司經理，最後還是不行，恐怕是二姐沒有文化的緣故吧。此路走不通，大舅就說，那就到二輕系統上班吧，二姐先後在賈村瓷廠、竹壁瓷廠幹了幾年合同工。

“文革”結束後，恢復了大學聯考制度，不再招工，走上了靠自己本事吃飯的年代。弟弟和小妹高中畢業後回到村裡，他們都從事過代課老師的工作，時間都不是很長。僅僅這一點，也是父親運作的，他就那麼點能力，用足了用盡了，難道這點父愛還不夠溫暖嗎。後來弟弟妹妹都長大了，小妹是1976年出生的，那時大姐已經19歲，我也13歲了。母親是高齡產婦，小妹是在郝莊醫院產下的。我和大姐趕著牛車到郝莊接回母親和小妹，途經官都村西南山窪舊公路，崎嶇不平，當時村北新公路還沒有修通。

從我八歲開始，國小和國中是在村裡就讀的，那些年可以說是與父母朝夕相處，受盡恩澤。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裡，父親除了白天上工，晚上還得挑燈整理賬目，年終能多加幾百個工分，一家九口才不至於餓肚皮。也許是有文化的功底，父親練就了多面手——砌磚、打坯、做豆腐、漏粉條、修理機器……樣樣都行。生產隊解散以後，他還與別人合夥開了多年“花房”(彈棉花)。父親晚年患得是“肺纖維化”病，他總說與彈花有關係，當時省二院大夫也沒有明示，到底有沒有關係還是歸醫學界探討吧。

從我記事起，一直到父親患病前，無論誰家過紅白事，或修房蓋屋，父親總是在管事班子裡。主家有多少親戚朋友，有多少幫工，該置辦多少桌酒菜飯食，父親總是仔細核算，既要滿足又不能過剩，事後往往讓鄉親們心悅誠服，讚不絕口。他雖不善言語，但秉性剛直，是非分明。由於父親有一手好毛筆字，每年臘月十五以後，百十戶的村莊，幾乎都來找他寫對聯，有的來時拿一張紅紙，多數是“空手而來，滿載而歸”。雖然賠了紙張筆墨，父親仍舊是笑臉迎笑臉送，也許寫對聯成就了他的收穫感和滿足感吧。

後來我到縣城上高中，大學聯考後到市裡求學，每逢假期還能幫父母幹些農活。參加工作後，回家的次數總是越來越少，尤其是結婚生子後，有時半年也回不去一趟。每次回去，父母臉上會笑成一朵花，母親不是包餃子，就是做她拿手的醃肉雞蛋韭菜面，她捨不得吃，把自己碗裡的醃肉雞蛋夾給我們。離別時，母親總要把我們送到距家1000米遠的大馬路上，等我們上了公共汽車後，看到母親臉上依然露出戀戀不捨的表情。車行良久，我們扭回頭張望，母親仍屹立原地一動不動，直到目光中消失對方的身影。

母親是六十三歲那年病故的，鄉下按虛歲算，其實是六十二週歲，從得病到去世只有半年時間。在這半年時間裡，兄弟姐妹六個，盡心服侍眼前，先後去河南、武安、石家莊等地尋名醫找良藥，然而回天乏術。母親患得是食道腫瘤，自己也能感覺出吃飯困難，儘管兒女們極力瞞著母親，但性格要強的母親，自始至終沒有說出一個“癌”字來。儘管母親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了，彷彿仍舊生活在我們的日子裡。寫到這裡，我不由記起古代桓大司馬說過“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句子。人的生命如此脆弱，願母親的在天之靈保佑她的子孫平安健康。

母親病逝後，父親一人生活在老房，守著故土，他說這樣心裡踏實些。我們兄弟姐妹六個散居在各地，只有大姐生活在老家，與父親近在咫尺，朝夕相處，每年臘月十八是父親的生日，兄弟姐妹才會來個大團聚。父親是莊稼地裡的好把式，總也閒不住，直到生病前仍然辛勤勞作著。父親終究沒有戰勝病魔，於2010年秋冬之交離開了人世。最近幾年我和愛人在海南暖冬，愛人曾對我說過，假如當時父親能在海南療養，溼潤的空氣和高含量的負氧離子，滋潤著肺部器官，可能會減緩纖維化程序，恐怕會延長几年壽命吧。那時還沒有這樣的養生理念和養生條件，只能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常言道：“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雖然我們陪伴父母的時間有限，但我們兄弟姐妹繼承了父母的正直、勤勞和善良，也一定會將這種基因潛移默化給後代。在寫這篇文章時，我好像又看到了父親的音容笑貌，又聞到了母親親手做的醃肉雞蛋韭菜面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