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迴避和定義的人性作文

我有時想什麼構成了一個作家的寫作呢?地域的、文化的、知識的、身體的、還是日常的、經驗的、夢幻的?等等,而我們在這些寫作的構成方式上為自己準備了什麼?有人在為自己的寫作——建造一座廟宇,想做一尊佛頭,在讀者看來,這可能是一具乾屍,在毫無感覺地散發腐敗的氣味;有人把個人的記憶寫成了一個時代的背影,拖著長長的陰影,這不過是一條狗尾巴,用他們的憐憫博得同情;有人把地理虛構成符號,巨集大到個人,精神到故鄉,母親就成了一條大河的代名詞。凡此種種,這種拙劣的文字表演還將繼續。而某種散文又是另一種大詞,放大的個人日常和被修飾的修辭概念,之後粉霜和口紅粉墨登場……小丑的表演終會謝幕。

當我們面對日常化語境的今天,寫作觀念和價值判斷重要性尤為重要。散文寫作在經往逼窄和顛簸的行程中通向寬闊的道路,這將是一場守舊與維新的較量。先鋒不只是形式,先鋒是從偽的命題和概念中掙脫,寫作是要回到常識中來。散文不是供人容身避雨的心靈港灣,它是天馬行空,亂舞章法,也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不可規避的,不可定義的雙重性,先鋒意味著人性自由和價值主張的可能。

或者說,人性的綻放在散文的寫作中成為一個問題。在漫長的文學譜系中,散文沒有承擔應有的抗爭,它的參照的社會和日常的複雜性,沒有得到表現和伸張。自魯迅散文開始,人性開始烙下印記,散文作家便有了人的樣子。但時間即便過去很多年,我們再回頭這些沒有長成人的孩子,它依舊膽小、孱弱、蹣跚、沉默。

這樣人性模糊了很多年……即便如此,散文依舊在這個繁複的時代發出呻吟,病態狀存在,它們流於形式,找不出疼痛和疑難雜症,不過是新帖和舊賦,皆大歡喜。我猜想,這個人文缺席的時代,散文需要建立人性的複雜性,這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此刻,就像超載的卡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每個人都可能是司機、貨物和搭便車者,也可能是路人甲乙丙丁、交通警察、路政人員、收費員,作家就是要把這些沒有關聯的人——他們的人性善惡美醜呈現出來。

物性的抵達也是文學人性的迴歸，所謂詩性表達、浪漫主義(現代和古典)、抒情性和修辭性都是散文的花邊裝飾，去散文的社會性帶來的後果是偽的觀念和形式盛行，散文可以茶餘飯後，可以吃喝拉撒，也可以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都應是人性的表達，在這個紛繁的時代留下自己的印記和聲張自己的個性，但也不是小丑們吹著擴音器獨自表演……

寫作者，在路上。而遼闊來自遠方，或高處，而寫作者走過之後他們的背影已散開成一大片。

回到西可的散文《那是記憶》,我有一些感想:幾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他在油燈下的敘事，他寫下彼時的事情,現在讀來,有些隔世,但他精神的地理依舊鮮明,他的散文除去了虛無和困惑,不再闡釋和記錄自己的遭遇和感懷。我覺得波瀾不驚的事後充滿平靜而充滿溫暖，他不借助物化和擬人的象徵自我美化時代的印記。但我還想說的是“那時”不需要禮讚,更不須要膜拜。“那時”在西可的心裡勾勒的圖景是戲臺、汽燈、石碾、蒸汽火車和他的舊時的大地,這些事實存在於時間的物象,被他一一鏤刻,他把握住了一條生命主線,這些有名字的事物,讓我記住他在文字中聽過的戲名。

另外,我想說的是感懷與斑斕的人生經驗比可以微說,甚至忽略。西可是一個有時間情懷的人,在路上,對每個人來說都有很多可能,對他來說可能更重要,無論屋舍或殿堂在否,無論廟堂高低遠近——當日常參雜了人性,人生參悟便有了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