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國企黨建和改革經典段落彙編102個

1.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作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須旗臶鮮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

2.國有企業黨員幹部要做到旗臶鮮明講政治，關鍵要著力提高政治能力。在面對風險挑戰、複雜局面之時，面對錯誤思潮、錯誤言論、錯誤行為時，面對事關旗臶、道路這一根本原則性問題時，必須從政治上考慮問題，敢於鬥爭、敢於亮劍、敢於碰硬，遵循公平正義的原則。

3.國有企業黨員幹部必須一心向黨、以身許黨、在黨為黨，有很強的黨性。必須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方向、看清大勢、胸懷全域性，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把國有企業工作放到黨和人民事業的大局中去思考、定位、謀劃，始終做到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確保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對待工作要勤勤懇懇，要有“一棒接著一棒幹，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擔當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意志品質，把黨中央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和理想信念宗旨，積極、主動、創造性地落實到具體工作之中。

4.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精神上缺“鈣”會得軟骨病，就可能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理想信念就像人生道路上的導航儀，指引著我們沿著正確的目標前行。一個人如果失去了堅定的理想信念，幹事情也就失去了靈魂，從而也就失去了排除千難萬險的堅強意志和不竭動力。國有企業黨員幹部一定要在堅定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上下功夫，這是安身立命之本。

5.必須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堅定政治信仰，牢記黨的宗旨，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持續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必須大力弘揚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實事求是、清正廉潔等價值觀。這是對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也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重要基礎。

6.這既是對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傳承，又有新的時代內涵，其核心要素是忠誠老實。這與“對黨忠誠、勇於創新、治企有方、興企有為、清正廉潔”的國企好乾部標準是內在聯絡和有機統一的。國有企業作為我們黨執政的重要基礎，必須保證全體黨員始終對黨忠誠老實、光明磊落，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確保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方向不偏，始終聽從黨中央召喚，築牢國有企業的“根”和“魂”。

7.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管黨治黨的鮮明特色就是立規執紀，把章程、原則、制度、部署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立起來，突出強調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國有企業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牢固樹立黨章意識，自覺用黨章規範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變、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按照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要求，全面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自覺抵制不良風氣對黨內生活的侵蝕，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堅決糾正和克服黨內政治生活隨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等現象。

8.黨的建設永遠在路上。作為國有企業，我們要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在推進國有企業黨建工作中，旗臶鮮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9.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在當前將國有企業改革推向縱深之際，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機制，已成提高國有企業市場競爭力的當務之急。從長遠看，這也是持續激發國有企業活力不可或缺的體制建設。

10.要準確研判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新變化，從戰略高度認識新時代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中心地位，充分認識增強微觀市場主體活力的極端重要性。

11.要突出抓好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建設，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突出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夯實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突出抓好市場化經營機制，充分調動企業內部各層級幹部職工積極性;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高質量發展步伐;突出抓好改革授權經營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取得實效;突出抓好國有資產監管。

12.改革多年來，國有企業總體上已按市場規律執行，政府基本不再實施行政控制。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內部的經營機制問題，特別是企業內部的用人、薪酬與激勵機制等一系列問題，仍是困擾國有企業經營效率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行政管理色彩偏濃、平均主義依舊存在以及“大鍋飯”等老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改進，在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和內部管理上，還有著較大的改進空間。

13.中央對於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機制，已經有明確的安排，其核心就是要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改革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促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

14.把國有企業打造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充分激發和釋放企業活力，提高市場競爭力和發展引領力，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簡而言之，提高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關鍵是要使其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是要企業通過充分挖掘自身人、財、物的潛力，提高企業經營效率。

15.十九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臵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16.建立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是推動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深度融合、持續激發企業活力的關鍵因素。建立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核心是深化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和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完善管理人員選用和退出機制，落實市場化用工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工資與效益聯動機制，探索推進員工持股等各類中長期激勵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三項制度改革是企業生產要素層面的市場化，包括勞動用工的市場化、企業家的市場化和內部薪酬分配製度的市場化，是支撐企業市場化經營機制的基石。

17.在選人用人制度上，國有企業要打破傳統的“幹部” 和“工人”之間的界限，變身份管理為崗位管理，實行競聘上崗，國有企業領導人原則上都應實行市場化選聘、契約化管理，董事會成員也要逐步擴大市場化選聘比例，通過拓寬職業經理人來源，通過科學考評實行淘汰下崗制度，真正形成競爭上崗的用人機制。

18.在分配機制上，要運用市場手段調節收入分配，收入與職工的崗位職責、工作業績和實際貢獻直接掛鉤，真正形成重實績、重貢獻的分配激勵機制。要對企業的專業技術骨幹採取股份(股票)期權等分配辦法和激勵形式，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19.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國有企業改革必須以市場為導向，提升員工生產效率。要長久保持國有企業自身的活力，並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機制已經成為當務之急。20.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徵：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二是創新驅動的持續提升效率。三是保護產權，規範政府行為，實現市場配臵資源。四是經濟穩定性。五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六是經濟協調主體轉型。

21.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效率路徑重塑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十九大後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也得到進一步完善，重點強調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強調質量第一、效率優先。因此，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重視兩個效率提升，即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同步提升。

22.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以人民為中心”。黨的十九大針對中國的發展新階段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判斷指出了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要從“物質”生產體系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消費升級、創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23.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和經濟轉型需要兩大引擎，一是以提升廣義人力資本為基準的深度城市化，二是提升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深度城市化的本質是人的聚集，核心是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知識消費、資本深化和高勞動生產率”的良性迴圈。知識消費是指科教文衛體等消費比重持續提高的消費結構升級，以此促進人力資本結構升級;資本深化是指資本質量和存量優化提升，從而提高資本回報率;高勞動生產率是指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產業效率持續提升，從而形成良性迴圈。提升製造業國際競爭力，我國製造業需要在自主創新能力、資源利用效率、產業結構水平、資訊化程度、質量效益等方面不斷提升，實現轉型升級和跨越發展。

24.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徵可以歸納為以下六點：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持續提升科教文衛體等知識消費比重，更多地讓人民分享發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二是創新驅動的持續提升效率。包括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促進可持續發展這三個基本效率指標。三是保護產權，規範政府行為，實現市場配臵資源。政府規制在後發國家的趕超階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需要讓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完善產權保護，校正過度干預行為，發揮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四是經濟穩定性。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經濟複雜度更高，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將難以避免一些內部和外部衝擊，需要重視巨集觀經濟的穩定執行。經濟穩定的核心是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其背後是城市化過程中積累的土地、金融和財政風險，不僅需要短期政策調節，還涉及特定發展階段的巨集觀管理框架，需要結構性改革。五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既要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等美好生活的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六是經濟協調主體轉型。加快改革當前的行政區劃體制，以城市作為空間協調發展的引領，配合中央政府的佈局規劃、激勵設計和支出功能完成經濟協調主體轉型。

25.產業協同發展過程中，為自主研發技術提供更多應用平臺尤為重要。如果應用端一味求穩、只採用國外成熟技術，而不給國內自主研發技術提供機會，我們自己的技術往往難以從實踐中獲取可供驗證改良的資料，可能總是長不大、做不強，甚至陷入惡性迴圈。

26.作為應用端的企業，擔心創新產品可靠性不足而不願成為“試驗田”可以理解，這便離不開相應的政策和平臺支援。比如，針對首臺套示範應用不暢的瓶頸制約，今年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就提出制定首臺套示範應用過失寬容政策;繼續實施首臺套保險補償政策;健全優先使用創新產品的政府採購政策等。類似政策降低了企業創新成本，也為創新產品打通“最後一公里”提供了更廣闊的應用天地。

27.在當前全球經濟貿易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國內競爭也日益國際化。補足產業短板的過程中，有必要重新認識企業之間的競合關係。過去，我們更注重發揮企業各自的主觀能動性，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確實為產業總體規模的壯大做出不少貢獻。如今，企業發展越來越深地嵌入全球產業鏈，關起門來“單打獨鬥”行不通了。中國企業更應該形成合力，將產業上下游打通集聚起來，或優勢互補，或強強聯合，共同進步。

28.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出發點是國有資本與非公經濟雙贏。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全不是簡單的私有化或者國有化，改革過程中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可能會產生“國進民退”或者“民進國退”的個案，但這些都不是目的。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企業和經濟發展。

29.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突破口，正棋至中局，下一步如何發展，怎麼看，怎麼幹，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在當前民營企業發展受到了各種猜測和質疑，也由此產生了一些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誤讀。因此，很有必要對正在開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入剖析，讓參與混改的各方吃下定心丸。

30.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發展混合所有制為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向。當時，國有企業正處於由大向強邁進的關口，企業債務重，資金需求大。民營企業也正面臨有錢沒處投的尷尬局面，拓寬投資渠道的呼聲很高。為此，中央明確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31.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出發點是國有資本與非公經濟雙贏。對於國有企業來說，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

32.混合所有制改革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國有資產與非公經濟的博弈，而是不同所有制經濟揚長避短、相融合作。在近些年的混改實踐中，確實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在中石化銷售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了騰訊集團，

網上可以一鍵下單，銷售收入翻番增長，騰訊集團也因此加快了實體店建設;東航物流引入德邦快遞等外資和民營資本後，2017 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超三成、利潤總額增長超七成，民營快遞公司也得以獲得了難得的航空資源。33.由此看來，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全不是簡單的私有化或者國有化，改革過程中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可能會產生“國進民退”或者“民進國退”的個案，但這些都不是目的。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企業和經濟發展。對於改革中出現的這些現象不能簡單“貼標籤”，而是應看作資本優化佈局的手段。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支持發展非公經濟是有機統一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混改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努力激發全社會的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34.保證混改公開透明，更重要和長期的任務是在企業建立一個有效制衡、平等保護的治理結構，真正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在改革中，要防止國有資本侵佔中小股東利益，同時也要避免國有資產被侵佔，最終使不同所有制資本同等受益，實現多贏

。35.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必將為此奠定堅實基礎。

36.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公佈《關於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是落實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既定的把國有企業降槓桿作為重中之重部署的具體舉措，也是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37.要在 2020 年以前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切實降低我國經濟的債務風險，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有針對性地下大力、出硬招，切實降低國有企業槓桿率。

38.要求國有企業通過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加股權融資、市場化債轉股等措施推動降槓桿，這實際上意味著“倒 逼”國有企業通過上述措施轉變發展模式和切實深化改革，最終建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自我約束的長效機制。

39.物件範圍既強調全面覆蓋約束，也強調分類約束、因企約束。約束物件範圍是全部國有企業，包括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等，只要資產負債率高、債務風險大，都應按照要求降低資產負債率。

40.強調企業是落實資產負債約束的第一責任主體，又突出國有企業資產管理部門、牽頭部門、審計部門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司其職。資產負債約束的終端主體是國有企業自身，因此，對落實資產負債約束不力的國有企業負責人及負有直接責任人員。

41.降低國有企業槓桿率是降槓桿工作的重中之重。《關於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作為國有企業降槓桿的綱領性綜合性檔案，無疑將成為推動國有企業降槓桿的實招硬招。在確保 2020 年前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戰略背景下，《指導意見》的出臺和實施正當其時。

42.下一步，各相關黨政部門、國有企業及金融機構要切實按照《指導意見》的要求開展工作，確保國有企業降槓桿取得實效，降低巨集觀債務風險，推動資金要素配臵效率提升，促進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實現經濟平穩健康和高質量發展。

43.國民經濟增長由高速步入中高速的換擋期，國有企業增速凸顯良好表現，這是國有企業積極推進改革、轉變發展方式、不斷優化體制機制的結果。

44.近年來，國有企業依靠戰略引領，深耕主業，發展實體經濟。每家國有企業都已核定主業並將其作為明確的戰略方向，經過不懈努力，主業在做強做大，從而有力地支撐了國有企業的規模擴張、質量發展、效益提升。

45.在深化改革方面，國有企業大力推進各項改革試點，推動企業加快完善市場化經營機制，激發了企業的內在動力，增強了企業的活力，提高了企業的經營效率。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重視重組整合，彰顯資源優化配臵效應。無論是“橫向合併”強化規模效應、“縱向聯合”實現優勢互補，還是“專業化整合”進行資源再配臵，都使資產質量提高，實現了集團發展的協同效益。

46.在提高供給能力和發展質量方面，近年來，國有企業不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壓減法人單位，壓縮管理層級，去產能、去庫存、“處僵治困”，實現了“瘦身健體”，提高了資產質量。同時，注重科技創新，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取得了大量的創新成果。科技創新有力提高了央企效益和發展質量。

47.未來，國有企業要錨定提高效益、增進效率、打造核心能力這三個座標，同時著力於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重視研發創新以及推動央企之間、內部的重組整合三個方面，持續實現高質量發展。48.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方針。這是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公有制體制及其實現方式理論的重大發展。

49.從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的轉變，具體來說，包含三個方面：一是從監管目標上來說，國資委對於國企的監管，要從管企業轉變到管資本上來;二是從監管體制上說，就要建立與落實國有資本的授權經營體制，將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對於國有資本的控制方式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同時也將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擴充套件到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而不光是以前那種國家對國企為主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三是從公司治理結構上講，對於執行層面的國企來說，就有可能終止目前還實施的國資委與國企之間兩級的委託-代理關係，讓國資委不再成為國有控股的上市企業的直接委託人，而讓國有控股上市企業建立相對獨立的委託-代理治理結構，這會大大改善國有上市企業的治理結構效率，從而改善整個經濟的資源配臵效率。這三個轉變，會從總體上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是下一步中國經濟改革和新時代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中心環節。

50.國企與國資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應該是形式與內容、特殊與一般的關係。社會主義國企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控制的一種企業經營形式，國資與國企之間的關係是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與其實現形式之間的關係在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裡的具體體現。

51.作為執政的共產黨的總方針，在堅持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基礎的公有經濟的同時也要大力支援非公經濟發展，那麼，放在混合經濟的大格局裡，國企就會有進有退，在有的地方需要做強，在有的地方則需要淡出;有的產業國企需要一股獨大，而在另一些產業裡，國企可能會轉變為資本結構多元化的混合企業、甚至國資不再是控股資本的企業，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在這些領域不一定要做大。但是，作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現階段的經濟內涵的國家資本，則其控制力不僅體現在對國企的控制上，還會表現為其對非公經濟的引導和影響力上面，國資應該做強做優做大，這在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中應該是一貫的，因為，做強做優做大國資，實質就是做強做優做大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

52.國資作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只是一種所有權歸屬，它不同於企業經營方式，不同於企業組織形式。強調國家資本的控制，即強調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的歸屬，而適當淡化國家對企業組織形式的控制，讓企業組織形式適應市場方式，這會有利於國資的做優，即提高國資的資源配臵的效率，反過來就會讓國資更加強大。做強、做優、做大國資，核心是“做優”。優化了，會有利於國資的強與大;反過來，沒有國資的優化而講其強與大，可能會不利於整個經濟的資源配臵。

53.在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作裡，凡是涉及未來社會的設想，“生產資料的全社會所有”是自始至終堅持的基本原則。關於生產資料公有制，他們有時稱為是“國 有”，有時稱為是“社會所有”。這絕不是馬恩對於同一種經濟體制隨便叫的不同稱呼，而是與他們對於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不同發展階段劃分有著內在聯絡。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講有國企時，是決不會講到自由聯合體的;當他們講到自由聯合體時，也是決不會講存在國企的。

54.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與恩格斯寫道，“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注意，這裡，馬恩是主張把“全部資本”和“一切生產工具”都集中在無產階級國家手裡，這就是生產資料國有制，而且生產資料國有制就是國家資本，因為馬恩講了要把全部資本集中在國家手裡。這個論斷，與我們今天講的生產資料國有制和國家資本的體制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在實行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的 10大實踐措施中，馬恩在第 5條指出建立“擁有國家資本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在第 6 條主張“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在第 7 條指出在大農業墾荒和改良土壤實踐中“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數量”。這就是說，至少在實行生產資料國有和國家資本的制度中，至少在銀行業、運輸業和墾荒的大農業這樣幾個產業裡，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主張實行國有企業的組織形式的。

55.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裡明確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這樣，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還得有國家。其進一步的邏輯是，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資料公有制可能還得以國有制的方式實現，從而，國有企業也會作為國有制的形式而一直存在、發展下去。因此，將國企制度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這是從列寧開始的。

56.習近平同志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在新時代，繼續搞好國有企業，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推動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57.經過多年的曲折探索，中國共產黨於 20 世紀 80 年代提出我們所處的社會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我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還得采取國家所有的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所有的生產資料就表現為國家資本形式，所以我們還要做強做優做大國資。

58.我國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對國有企業改革大體經歷了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的承包制、90 年代讓部分國有企業上市的股份制，和進入新世紀以來建立國資委領導下的國資與國企適當分離、建立國資委與國有企業之間二級的委託-代理關係等幾個階段，讓國企一步一步走向市場、提高效率。黨的十九大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這個方針在已有的國企改革的基礎上，涵蓋了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在國資委與國企之間建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內容。

59.在國資委與國企之間建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專司國有資本的市場投資與市場運營，這不僅是將國資管理的職能從國資委分解到國資投資運營公司，而且在職能內涵上會發生從行政管理到市場經營的質的轉變。世界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創新，為我們的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提供了巨大空間，我們在國資委與國企之間建立國家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就是要在國家資本的管理層面上引入市場機制，在管資本的層面上以公司模式來代替目前的行政管理模式，這本身就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60.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會改變目前國資委與國企之間那種二級的委託-代理關係。在目前的二級委託-代理關係裡，國資委作為國家出資人是國企直接的委託人。一旦建立國家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由國家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作為國家資本的投資方擔當國企的出資人，就可能建立國家投資公司與國企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同時，國資委作為國家資本的最終委託人與國資投資公司或運營公司之間又會建立新的委託-代理關係。

61.原來的國資委與國企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就可能轉變為三種模式：一是形成國資委-國家資本投資公司-國企之間三級、甚至多級的委託-代理關係，降低國資委對於國企決策的直接干預程度;二是國家資本投資公司與國企之間形成比較直接的委託-代理關係，國企的董事會組成就主要取決於出資人的資本份額比重，由國家資本投資公司來根據資本市場變化和人民長遠利益決定對於國企的投資，通過股權變化來影響國企公司的決策和行為，也通過國家資本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的出資人所控制的國企的董事會來影響公司決策;三是在國家投資公司持股較少的國企裡，國企就可能變為混合公司，國資在股權裡的比重可能不到絕對控股程度，甚至不到相對控股(第一股東)的地步，但是國資還是參股了，還是能夠對於國民經濟發揮國資的影響力。

62.國資委對於若干關鍵的經濟部門尤其是社會公益經濟部門的資本管理可能還是要繼續目前的二級的委託-代理關係模式。但是在更多的經濟部門裡，讓國資投資運營公司作為投資方和出資人參與公司治理，就會在相當程度上把目前許多國企改造成為混合公司。在這些混合公司裡，國家資本可以是繼續絕對控股的，也可以是相對控股，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本身會讓國資和國企在更廣的範圍內參與經濟發展和產業發展機會，從而進一步做強做優做大國資。

63.將國資管理與國企管理適當分離後，就加大了國資投資的靈活性和市場導向，這就會淘汰那些低效虧損的“殭屍企業”，從而引起國資佈局和國企佈局的產業調整，從總體上有利於國資的優化

。64.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加強國有資本的監督管理。國有企業與國資管理體制緊密相連，國有企業要改革，國資管理體制必須相應完善。國資管理體制完善的總體方向就是轉變職能，管資本為主，關鍵是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65.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授權要到位。開展投資融資、產業培育、資本整合，推動產業集聚和轉型升級，優化國有資本佈局結構;通過股權運作、價值管理、有序進退，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實現保值增值。也就是說，除行使國有控股、參股企業出資人職責外，還應負責政府基金投資管理，國企資產重組、資產處臵、資產上市等。

66.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組建要規範。必須成為一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法人治理結構健全、規範的公司制企業。作為國有資本市場化運作的專業平臺，依法自主開展國有資本運作，對所出資企業行使股東職責，按照責權對應原則切實承擔起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

67.正確處理國資委與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關係。國資委通過兩個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責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監督管理，不直接管理公司(平臺)出資的企業;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平臺)依法對所出資的企業進行監管，保證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國有資源的有效配臵。

68.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分類只是基礎和手段，分類的目的在於運用，分類推進改革、分類促進發展、分類實施監管、分類定責考核。可通過四個層次細分為八類：第一個層次：分為商業類、公益類和功能類;第二個層次：把商業類分為關鍵領域、重點行業的龍頭企業和競爭領域的一般商業類企業;第三個層次：把關鍵領域、重點行業的龍頭企業分為已進行股份制改革的企業和未進行股份制改革的企業;把競爭領域的一般商業類企業分為正常經營的企業和處於停業、停產狀態的“殭屍企業”;第四個層次：把正常經營的一般商業類企業分為已進行股份制改革的企業和未進行股份制改革的企業;把處於停業、停產狀態的“殭屍企業”分為有有效資產的企業和資不抵債的企業。在細分的基礎上，分類施策，試點先行，積極穩妥推進各類企業的改革。

69.積極推進競爭領域一般商業類企業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並鼓勵國有資本逐步退出。一是對於正常經營，主業處於充分競爭行業的一般商業類企業，原則上都要積極引入各類投資主體，通過控股、參股、收購、兼併等方式，實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鼓勵國有資本一次性退出。二是對於已經改制，但改制不徹底，遺留問題較多且處於充分競爭行業的一般商業類企業，要支援企業二次改制，鼓勵國有股退出。如市百紡公司、恆益五交化公司、飲食服務公司、競成食品公司等。

70.精準施策，謹慎處臵“殭屍企業”和空殼公司。一是精準識別，建立“殭屍企業”和空殼公司資料庫。對已經停產、停業，連年虧損，長期欠薪、欠稅、欠息、欠費，主要靠政府補貼或銀行續貸等方式維持生存的企業，可認定為“殭屍企業”。對經過登記註冊但長期沒有經營業務的公司可認定為空殼公司。具體認定時，要科學合理，尊重市場規律，精準識別，按經濟型別分別納入國有企業資料庫。二是精準施策，有序推進市屬國有“殭屍企業”和空殼公司處臵。按照“多兼併重組、少破產清算”的要求，分類處臵。對可進入產權市場交易的，通過產權交易市場公開轉讓，實現國有股權全部轉讓退出;對變現能力相對較好，資產負債相當的，按照《公司法》和《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實施清算關閉登出;對資不抵債的，按《企業破產法》實施依法破產，實現市場出清;對產業關聯度強，尚有轉型發展潛力的，採用吸收合併、無償劃轉、股權多元化等方式進行重組整合;對已關閉暫不能登出的，由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設立直屬子公司，實施集中統一管理，降低維持成本。

71.積極穩妥進行公益類國有企業改革。公益類國有企業可以採取國有獨資形式，具備條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還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特許經營、委託代理等方式，鼓勵非國有企業參與經營。對該類企業，重點考核成本控制、產品服務質量、營運效率和保障能力等。

72.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讓人員有充分用武之地。推進董事會建設，明確董事會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實現人員選拔民主化。完善外部董事結構。國有企業內部董事來源比較單一，主要是行政機關任命。外部董事可由國資委聘請，分兩種型別：一類是專職董事，聘請國有大型企業退休的工作經驗豐富、業績良好、身體健康的老同志;另一類是兼職董事，聘請一些有國際經驗、國際視野的，金融、資本市場以及財務和法律方面的專家，以此補充和優化董事會的專業結構。外部董事的比例應適當高於內部董事，形成內外製衡機制，防止“內部人控制”現象出現。進一步理順董事會與各有關機構的關係。與國資委的關係，董事會對國資委負責，國資委通過管理董事會達到加強國資監管，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目的。與經理層的關係，董事會與經理層明確劃定職責界限，董事會是決策組織，而經理層是執行組織，董事會有權組建、考核經理層。與監事會的關係，在獨立董事和監事會並存的情況下，董事會應著眼於決策的科學性，監事會則應著眼於決策的合法性，以確保董事會發揮其應有作用。與黨委會的關係，黨委會應把握指導企業決策的政治方向，主要看企業決策是否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符合廣大群眾的利益。

73.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在“黨管人才”不變的原則下，積極推進國企高管市場化選聘，實現國企董事會、董事長的任命制，總經理及相關高層管理者的市場化選聘制。董事長作為出資人的代表，由各級組織任命;高管人員更多從市場產生，由董事會聘任和管理，實現市場化運作。這裡需指出，不排斥從國企內部範圍選擇高管，但需要通過“去行政化”，“走市場化”將國有企業“幹部”作為職業經理人納入到市場中進行培養、交流與定價，同時為外部優秀的職業經理人進入國企服務疏通管道。

74.建立科學的選人用人機制堅持分類管理，加強人員隊伍建設。明確區分黨管企業領導人員和市場化選任企業領導人員的選用標準，在任用方式、條件、期限、經濟和政治待遇上差別對待。針對黨管企業領導人員，明確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競爭擇優的具體條件，制定職務隨績效升降而變化、收入隨業績升降而浮動的考核措施。對市場化選任和管理企業的領導人員，要把經營業績、管理經驗和專業素質、薪酬水平、外部競爭等作為重要條件，明確獎懲條件、範圍、方式和期限。

75.完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要去除國有企業內部對員工的行政化管理，需要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加強人員崗位設臵。突出企業發展的核心領域、成長性強的業務單元和效益增長點，按照“因需設崗、精簡效能、結構優化、動態管理”的原則，分類分級設臵中高層專業人員崗位，使專業人員在縱向上可以向本序列高層次崗位發展，橫向上可以在不同崗位序列間流動，形成縱向暢通、橫向貫通的專業人員發展通道。積極推進人員職務聘任工作。同時，建立清晰的職業發展體系，使員工更好地進行自我的職業生涯設計，實現自我學習成長和企業的發展需要緊密結合。加快培養高素質人員隊伍。一方面，大力培養選拔年輕人員。比如，支援年輕人員擔任重點科研專案或課題負責人，鼓勵年輕人才在職攻讀碩士以上學位，每年通過選拔的方式，有重點地選送一批優秀年輕人才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進行脫產學xxx修。另一方面，從企業發展的長遠角度考慮，通過自主命題，組建設立專向技術攻關組，不定期進行專項課題研究，努力創造優秀員工脫穎而出的良好環境，同時不斷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加強企業內部的績效管理。根據人員所在崗位、職位、身份的不同，制定各項指標，指標的設計要有針對性和實際可操作性，並儘可能量化。根據企業人員實際身份實施分類考核，對企業身份的，以績效管理各項指標為主;對事業單位身份的，同時考核德、能、勤、績、廉等各項指標，從而在企業內部設臵平行的兩種考核評估機制，考核結果設定不同檔次，最終評定的考核檔次，與薪酬制度相掛鉤，提高工作效率，強化獎勵效果的目的。引進退出機制，實現人才的優化配臵。要根據企業自身業務發展戰略的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人員退出機制，做到持續實現人崗匹配、能力與績效、績效與薪酬的匹配。要以定期的績效考核結果為依據，對達不到要求的員工依據程度的不同採取降職、調崗、離職培訓、解僱、退休等處臵政策，進而保障企業人才資源活力。

76.制定更具吸引力的薪酬制度。根據企業經營狀況制定靈活的薪酬制度，進而實現多勞多得，能者高薪。一是做到薪酬水平公平與合理相結合。在薪酬調查的基礎上，制定出公平的薪酬水平，同時根據企業自身情況，決定是否要使薪酬水平對外具有競爭力。薪酬制度還要做到公平性，包括對外公平與對內公平。二是做到固定工資和彈性工資相結合。建立有效的國有企業領導層薪酬激勵機制，使領導層薪酬與企業績效密切相關，把領導層利益與國有股東利益緊密結合。薪酬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任期激勵收入三部分構成。與此同時要建立企業內部監督制度、薪酬資訊公開制度，使國企領導層薪酬接受職工、社會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監督。對國有企業新招聘的各類人員實行合同制、聘任制，工資、獎金與業績掛鉤，激發各層次人員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三是做到物質獎勵和非物質獎勵相結合。傳統薪酬管理認為薪酬是員工為企業提供勞動而得到的貨幣報酬與實物報酬的總和，包括工資、資金、津貼、提成、分紅、福利等，這些都屬於經濟性薪酬。處於— 32 —知識經濟的經營背景下，員工的職業安全感下降，專業技術型員工將更為迫切的希望增長知識、技能和社會認同。企業可適時地調整薪酬結構，加大非經濟性薪酬要素的比例，以此側重培養提升員工的成就感、歸屬感和安全感。

77.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產業是經濟體系的基礎和核心，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戰場。如何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加快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

78.供需雙側合力是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的動力來源。從需求側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人們的消費需求出現了從溫飽型向全面小康型轉變，個性化、高階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消費需求正逐步向多層次、高品質、多樣化升級，這些都拉動了產業結構從農業向非農業、低端產業向中高階產業的轉型升級。

79.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我國一方面加大力度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另一方面通過探索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體制創新，不斷釋放制度紅利，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推動了產業結構轉型。隨著人口老齡化顯現、人力資本質量提升等要素稟賦結構變化，我國亦正在經歷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步替代勞動密集型產業、節能環保產業加快淘汰高能耗產業等一系列結構轉型。

80.我國產業結構轉型供需兩側發力還受到諸多因素制約，既存在部分城鄉居民消費升級需求無法釋放的問題，也有供給體系不能滿足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需要的問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們應以系統性思維構築產業結構轉型的政策組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場化配臵、深化開放合作，加快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81.要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培育產業結構轉型供給新推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推動力。要繼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加強基礎研究，提升應用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值得關注的是，人才是創新的根基，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關鍵要營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激發科技人才創新的積極性。特別要改革完善科研人才引進、使用、評價、激勵等機制，建立以創新能力和實際貢獻等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制度，既鼓勵創新也寬容失敗，使人才各盡其能、各展其長、各得其所，讓人才價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實現。

82.要加快要素市場化配臵，為產業結構轉型提供重要支撐。要素市場化配臵，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的關鍵所在，亦是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支撐。要以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為突破口，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進科研體制改革、深化教育體制改革，著力清除市場壁壘，實現要素自由有序流動，讓市場在要素價格形成、要素資源配臵等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把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協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推動企業技術進步、行業供求銜接和產業創新發展。

83.要不斷推動開放合作，在轉型升級中提升國際競爭力。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是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外在拉動力。在這一過程中，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引資和引技引智並舉，以高質量引進外資、積極主動擴大進口和優化推進多元化出口為重點，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積極推動資本、商品、技術、人才等自由有序流動，優化產業佈局，在產業轉型升級中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

84.要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凝聚產業結構轉型內需動力。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我們要高度重視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加快推進城鄉間、區域間的教育、醫療、就業、社保等公共服務資源均等化，拓寬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渠道，強化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增加對低收入和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力度，讓廣大人民群眾更加公平地分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從而更好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源源不斷的拉動力。

85.下一步結構性去槓桿過程中，國企是去槓桿的主體。但在此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國企去槓桿需要穩步推進。如果過快壓縮國企債務，可能使部分資產負債率較高的國企，面臨較大的現金流壓力，這會增加金融體系風險，也會給就業等民生問題帶來負面衝擊。

86.國企去槓桿需要在充分研究、統籌安排的基礎上，根據各企業實際情況，穩步推進。先將國企槓桿率穩定下來，再逐步降低。為穩步推進國企去槓桿這一系統性工程，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積極採取行動。

87.營造適度偏緊的結構性融資環境，從外部遏制國企債務過快擴張。在獲得外部債務融資時，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更具優勢。同等信用資質的情況下，國企通常能以更低成本、更為便捷地獲得銀行貸款、債券融資和信託融資。在當前信用違約事件頻發的環境下，國企、民企融資的優劣勢進一步分化。考慮到金融機構對國企的青睞短期難以改變，在寬鬆的貨幣和信用環境下，信貸資金等大概率會繼續向國企傾斜。因此，需要從資金源頭上收緊，限制國企持續加槓桿。一是貨幣政策穩健中性，維持資金面的緊平衡。二是加強銀行類金融機構的貸款額度管理，控制對高資產負債率國企的貸款規模。三是高資產負債率國企通過債券或信託融資時，適度收緊債券發行審批和信託專案備案。

88.強化國企負債的考核機制。預算軟約束、對資金成本不敏感，是國企槓桿率持續上升的原因之一。此前有不少地方，爭相投資鋼鐵、光伏產業，即使行業已經出現產能過剩。這背後反映的是相關國企市場化機制缺失，在舉債新建產能時，並未充分考慮專案經濟性。如果一個專案短期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提高了企業資產負債率，但可以帶來較好現金流，收回投資週期也較短，那麼這個專案短期帶來的債務增加也無需擔憂。在中長期來看，如果專案還可以獲利來償還企業其他債務，也會降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89.在國企去槓桿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提高投資效率和回報率。為實現這一目標，一是在專案前期切實做好可行性研究，科學測算投資成本和回報，決定是否投資;二是專案建成運營後，提高運營效率，以實現利潤最大化;三是加強考核機制，提高相關主體和責任人違規負債的成本。90.深化推進去產能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去產能和去槓桿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國企資產負債率較高的行業，如鋼鐵和煤炭，恰恰也是產能過剩最嚴重的行業。此後去產能工作應繼續推進，配合國企去槓桿。一方面，限制新增產能的擴張，減少國企新增債務;另一方面，通過去產能維持相關產品的供需緊平衡，從而使價格和利潤維持在合理水平，償還存量債務以實現去槓桿。

91.加快市場化債轉股工作。國企去槓桿，從微觀層面來看就是要降低國企的資產負債率，而債轉股是比較有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較快地降低債務規模;另一方面，在中長期還能減少企業的利息支出，為償還企業其他債務挪騰資金。加快國企市場化債轉股工作，需要多方的積極配合。一是政策方面給予相關的支援，如明確定價機制、退出機制等。二是國企方面，除短期要配合金融機構實施債轉股外，中長期更需在經營決策、公司治理方面作出改革，以保證金融機構股東合法權益。三是加快金融機構改革，通過成立市場化的資產管理子公司，剝離信貸資產以及實施債轉股和退出。

92.處理好供給和需求的關係。供需關係，是經濟執行中的基本關係，主要矛盾的變化，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由於供給和需求都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尋求新的平衡。居民的需求內涵大大擴充套件，需求層次不斷提升，對多樣化、個性化、多層次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對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需求都不斷增加，但現有的供給體系還不能充分滿足這些需求，許多產品仍處在價值鏈的中低端。實現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順應、培育和釋放新的需求，拉動供給側的轉型升級，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需平衡。

93.處理好投入與產出的關係。以較小的投入實現較高的產出，是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長期處於短缺經濟狀態，資本、勞動力等很多生產要素還處於閒臵狀態。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可以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利用規模效應，實現量的快速擴張。近年來，我國土地、勞動力、能源資源等主要生產要素的供給都面臨瓶頸，只能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和體制機制創新，更高效、更集約地發揮現有要素的潛力，更好地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才能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發展。

94.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關係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問題。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屬於追趕型經濟體，可以模仿發達經濟體系的產業結構和技術路線，在這個階段，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充分調動分散和閒臵的資源，實現基礎設施、產業體系等方面的跨越式發展，實踐證明是有效的。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許多領域已經進入或接近世界技術前沿，下一步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方向，並沒有現成的路徑可以模仿。尤其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的融合度越來越高，市場是國際化的市場，競爭是國際化的競爭，規則是國際化的規則，因此，在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上，就要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的決定性作用，讓千千萬萬的企業充分地進行試錯，找到技術進步的路徑和方向;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95.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這是人類社會永恆的課題，也是關係我國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關鍵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經濟發展過程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經過 4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們的蛋糕逐步做大，同時收入差距、財富差距等分配問題也凸顯出來。當前，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同樣重要，更好的分配有利於激發各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者的積極性，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升全社會的購買力和穩定性，創造更大規模的市場，反過來進一步促進經濟效率的提升。

96.處理好國內和國外的關係。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抓住全球化和主要經濟體產業轉移的機遇，發揮勞動力成本低、產業配套齊全、基礎設施完善等優勢融入國際市場，快速成為“世界工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進入了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新一輪產業和技術革命加快孕育。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國需要抓住新一輪國際分工調整的新機遇，培育競爭新優勢，爭取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更高地位，並通過積極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變革朝更加公平正義方向發展，為我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更有利的發展環境。

97.新時代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實現高質量的供給，提高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實現高質量的需求，要以消費升級帶動供給體系升級;實現高質量的配臵，要打破資源由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配臵的障礙，提高資源配臵效率;實現高質量的投入產出，要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更多的財富;實現高質量的收入分配，要加快形成更為合理的初次分配和更為公平的再分配;實現高質量的經濟迴圈，要著力緩解經濟運行當中存在的突出失衡，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執行。

98.十九大報告指出，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國有資產的重要載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佔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有企業是中國自信的底氣，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基礎，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支柱。

99.國企是共和國經濟的長子，為中國國家政權鞏固和經濟社會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勳。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數以萬計的國有企業為中國綜合國力提高和社會經濟發展做出卓越貢獻，一代又一代國企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犧牲。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勳卓著，功不可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離不開國有經濟的成長、壯大和發展。

100.黨的事業發展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鞏固需要有力的經濟支撐。在新時代，開展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都離不開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國有企業涉及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著基礎性、主幹性、支撐性和引領性作用。國有企業承擔著重大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是國家安全特別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的柱石，也是確保人民實現美好生活需求的保障。可以說，國有企業已經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是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是實施“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是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

101.發揮好國有企業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支柱作用，強化國有企業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中的作用，需要堅持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不動搖。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幹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同時，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企業治理模式和經營機會，真正確立企業市場主體地位，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的決定性作用，增強國有企業內在活力、市場競爭力、發展引領力。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

102.堅持“國企姓黨”是國有企業發展壯大的關鍵，是國有企業發揮控制力的關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有企業的政治屬性不能變，根本任務不能變，基本職責不能變。國有企業必須繼續深化改革，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也為中國共產黨實現長期執政、穩固執政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