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與出路分析報告

新一代鄉籍工中有許多都是攜家帶口進城務工，這與老一代鄉籍工“單打獨鬥”的狀況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以下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2021年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與出路分析報告相關參考資料，提供參考，歡迎你的參閱。
 

國家統計局2010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專項調查顯示，在外出農民工中，1980年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達58.4%。在一些省份和行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2010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專項調查顯示，該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後出生的農民工佔全省農民工總量的75%之多。與上世紀80年代前出生的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但數量佔優，而且也表現出不同的社會群體特徵。
 
　　這些年輕的工人在艱難地適應工廠單調重複的生產節奏之前，就已經在學校生活中養成了都市生活方式。學校教育經歷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群體特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他們廣泛使用網際網路、工餘時間與同伴好友不時聚會，進入各種娛樂場所消費。都市生活方式的養成決定了他們中多數人的發展預期。與城鄉、企業、國家也形成了不同於老一代農民工的新型關係。新生代農民工集體抗爭行動頻繁多發，訴求發生了根本轉變，集中體現為主動要求大幅度加薪、重組工會、落實集體工資協商制度等。
 
　　緩解工人集體抗爭訴求經濟利益事件的頻發，政府和企業應直面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群體新特徵，致力於逐步廢除“農民工生產體制”，在工廠中落實農民工的“企業公民”身份，在社群生活中落實農民工的“社群公民”身份。
 
　　回不去的家鄉留不下的城市
 
　　新生代農民工具有新的社會群體特徵：他們與城鄉、企業、國家的關係均發生了變化。
 
　　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有將近一半人接受過中高等教育。相比老一代農民工，他們更為徹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例如，消費模式發生轉變、社會關係逐漸由親屬老鄉網路轉向同學同事網路、普遍使用網際網路等資訊科技、認同城市價值觀。以網際網路的使用為例，新生代農民工中有85.7%的工人會上網，平均每天的上網時間長達2.7小時。他們把自身的發展定位也主要置於城市，調查顯示，打算未來繼續在城市而非鄉村發展的比例高達58.4%。
 
　　就認同與未來定位而言，他們的價值觀念等方面有明顯的城市特徵，如對工作發展性與舒適性的追求、對留在城市長期生活的渴望。新生代農民工也強烈體現出想獲得真正的城市身份、尊重與公平待遇的願望。
 
　　新生代的消費與城市年輕人的消費習慣大體相同：喜歡新潮衣服，需要娛樂活動，更多地利用通訊手段與人交流。在休息時間偏愛玩電腦、玩手機，喜歡上網，熱衷以主動性和互動式為特徵的資訊使用、網路社交和娛樂。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對農村生活較為陌生，也較欠缺認同感；有44%的人完全沒有務農經歷，缺乏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術和經驗。與農村的經濟聯絡也在不斷減弱。從將工資結餘寄回農村老家來看，老一代農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結餘15377.49元，其中，有11063.25元寄回家，佔結餘的72%。而新生代農民工2010年的平均年度結餘僅9683.78元，其中寄回家的錢為5653.73元，僅為58.4%。可以說，整個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老家的經濟支援在逐漸減弱。
 
　　課題組的調查發現，收入更低、消費更多，結餘少、出現透支現象，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經濟狀況的整體特徵。
 
　　調查還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明確排斥自己在戶籍制度下的“農民”身份，積極認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將近半數（48.7%）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農民。只有25.4%的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的戶籍身份“農民”表示認可。這一比例遠低於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更加多樣且態度積極。有人明確表明，自己是“城裡人”、是“勞動者”，是跟城市年輕人一樣的“上班族、小白領”、甚至是中產階級，而老一代農民工則多選“打工者”“個體戶”，甚至有人認為自己是“奴隸”。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並延續了30年之久的“農民工生產體制”繼續在阻礙他們成為“城市人”。“農民工生產體制”包括兩個基本層面：“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製度”與“工廠專制政體”。“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製度”的基本特徵是將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完整過程分解開來。其中，“更新”部分，如贍養父母、養育子嗣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住宅安排交由他們所在鄉村地區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鎮和工廠只負擔這些農民工個人勞動力日常“維持”的成本。國家通過一系列規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戶籍制度、大學聯考招生政策、對勞工集體組織爭議權利的約束，固化了這種制度。
 
　　新生代農民工新的社會群體特徵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再像老一代那樣，採取“候鳥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於城鄉之間，而是註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長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整個過程。
 
　　尋找向上的就業空間
 
　　課題組的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企業的新型勞動者，有了不同於老一代農民工的職業追求。在企業中，他們不再僅僅是埋頭幹活，掙錢吃飯，而是對規範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義和個人發展前景產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不但接受了更長時間的學校教育，而且也更多地參與了技能培訓，更願意在技能培訓和其他學習培訓上投資。
 
　　新生代農民工更關注工作環境，希望工作環境安全、企業管理規範；在工作選擇方面，新生代農民工也更關注工作的晉升空間。雖然部分企業糟糕的薪酬待遇、工作環境和食宿條件，會同樣造成兩代農民工的不滿，但新生代農民工更看重規範的企業管理制度，並且更多地關注工作本身的意義和發展前景。
 
　　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八個月就要換一份工作，而老一代農民工一份工作差不多會做兩年。從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續時間看，新生代也要比老一代短許多。截至2011年，就總體（包括換過工作的和沒換過工作的農民工）而言，老一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續時間為6.2年，大約是新生代農民工每份工作平均持續時間（2.1年）的3倍。
 
　　調查顯示，離職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工資或福利待遇差”，兩代農民工中都有超過50%的人因此離職。“工作環境差”是兩代農民工離職的第二大原因，老一代和新生代中也都有超過25%的人因此離職。與老一代農民工有所不同的是，有22%的新生代農民工因“晉升空間小”而離職，還有18.4%新生代農民工將“工作太無聊”列為離職原因。而老一代農民工中，因這兩個原因離職的比例只佔5%左右。
 
　　與前述“拆分型再生產製度”並存的“工廠專制政體”也是構成新生代農民工困境的原因。“工廠專制政體”主要指生產過程中高強度、長時間的簡單勞動，微薄的工資待遇，嚴苛而缺少人性的管理制度，骯髒、惡劣與危險的工作環境等。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時，平均每週工作5.9天，在這一點上與老一代相差無幾。在他們中，有13.6%受過工傷，7.6%得過職業病。如果考慮到外出務工時間的因素，就可看出，他們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傷害。此外，他們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還低574元。可以說，與老一代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薪酬待遇更低、受工傷和得職業病的比例也更高，而他們從企業中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並不比老一代農民工強多少。
 
　　對於工作和職業發展具有更高期望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有意願也有能力通過群體行動和依法抗爭來維護自己的權益，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甚至還努力爭取推進制度的變革。他們除了以頻繁換工作的“短工化”就業方式表達自己對現狀的不滿，也開始在公共空間爭取話語權，反抗身份歧視，並努力爭取城市公民的身份。
 
　　從維權運動轉向利益訴求
 
　　新生代農民工的行動取向格外突出。與老一代相比，他們更為頻繁地捲入集體抗爭行動。調查資料顯示，儘管新生代平均外出務工年限遠低於老一代（分別為4.3和12.4年），權益受損的比例相應也更低一些（分別為14.1%和19.5%），但是，有群體維權運動經歷者的比例卻與老一代沒有顯著差異（分別為4.5%和5.0%），這意味著新生代比老一代更多地參與了維權活動，表現出更強的行動取向。
 
　　新生代農民工的集體抗爭行動還反映出，他們不僅頻繁參與各種抗爭活動，而且在訴求目標、鬥爭策略、動員手法、與社會各界互動方式等方面，都顯示出新特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往往不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只是“被動維權”，即在自身權益嚴重受損時才起而維權，而是更為主動地採取行動，無論是自身權益受損，還是身邊的親友、老鄉、同事權益遭受侵害，甚至與自己不相干的其他工友面臨不公待遇，新生代農民工都明顯比老一代更願意參與到相應的群體性維權活動中去。
 
　　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一些代工廠的年輕工人開始基於市場變化和企業利潤增長狀況，提出分享更多勞動成果的要求，從而推動維權運動向利益訴求轉變；他們更為深切地感受到自組織過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礙，對重組或建立企業工會，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表達出更為強烈的要求。他們的利益訴求與制度訴求直接挑戰了現有的規制方式和工廠政體，迫使政府和企業部分地對其行動做出實質性迴應，例如，加薪、重組工會、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這在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引發的汽配行業的罷工潮中表現得至為明顯。電子業的“歐姆停工事件”則推動了工會直選在深圳的逐漸推廣。這些抗爭都是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
 
　　近幾年，農民工與本地人的大規模群體性衝突時有發生，2011年的“潮州古巷事件”“廣州增城事件”和最近的“中山沙溪事件”都是例證。這些衝突事件表面上看是地域族群矛盾（如四川人與廣東人）的激化，實則是農民工對於“二等公民”身份不滿情緒的爆發，是身份歧視和地域歧視必定引發的社會後果。是新生代農民工反抗歧視，爭取城市公民權之前奏。
 
　　可以預見，由於新生代農民工更多地以流出地的城鎮為基點來思考他們今後的發展前景，因而對於他們的社會歧視和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如不消除，必將引發更為強烈的反抗。國家通過司法規制將農民工的維權行為限定在個體的、基本生存權範圍內的傳統做法已難以為繼。
 
　　打破舊體制牢籠為惟一途徑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群體特徵的變化及其積極抗爭行動，預示著“農民工生產體制”的不可持續性。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第四個十年，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都要求全社會正視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
 
　　近幾年，有關農民工問題已經開展了若干方面的工作，比如允許社保接續，部分地區開展了取消戶籍制度的試點等等，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還遠遠不夠。雖然農民工工資有所提高，但難以滿足逐漸增加的各類花費支出，增長的收入被不斷上漲的房租、物價侵蝕，維持型的收入水平難以支撐農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戶；某些福利待遇仍然與戶籍掛鉤，難以覆蓋到農民工；社保接續難以轉走企業上繳部分等等。
 
　　只有徹底破除“農民工生產體制”，才有可能使農民工群體的工作和生活更有尊嚴，才能最終使他們摘掉“農民工”這頂體現著社會不公正的帽子。政府和企業應直面“農民工生產體制”的內在矛盾，在企業中落實“企業公民”身份，在社群生活中落實“社群公民”身份。
 
　　出路何在
 
　　廢除“農民工生產體制”，是改革進一步深化的一個基本方向。隨著中等教育普及，勞動力構成逐漸改變，老一代、低學歷的農民工逐步退出勞動力市場，新生代、受過中高等教育的農民工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成為當代工人階級的主體部分，他們的訴求已經明顯有別於老一代農民工，更多地是以城市為基點來考慮未來的發展，這與現行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必然發生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衝突。他們正以越來越積極的行動表達對這一體制的抗議。日益激烈的維權抗爭行動表明，現行“農民工生產體制”已經難以維繫，必須加以改變，這正是調整勞動關係，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
 
　　在工廠中落實農民工的“企業公民”身份。“企業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廠中不僅僅是勞動者，受到經理層的管理和約束，而且還享有公民權利，有權就自己的工資、工時、工作條件和其他相關問題提出訴求。企業公民權利包含很多內容，但是，在當前，最重要的就是集體議價機制。在“農民工生產體制”中，集體議價機制的缺失導致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長期以來處於低水準狀態，難以反映市場用工、物價水平、企業利潤等方面的變化，阻礙了工人通過程式正義實現自身利益。
 
　　課題組發現，從現在開始逐步為新生代農民工落實“企業公民”的權利已具備可行條件：第一，農民工自身素質已有極大的提高。很多工人開始利用網際網路和各種渠道獲取企業和行業相關資訊、查詢法律知識並認真汲取其他企業的工會運作和集體談判經驗。第二，基於經濟訴求的行動更易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狀態。在課題組蒐集到的新生代農民工集體行動案例中，經濟目標都非常明確，不符合企業利潤狀況的加薪要求和激進的政治訴求微乎其微。第三，法律和市場是農民工行動和談判的兩根準繩。工人在行動過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動方式是否違法；在提出訴求和進行集體談判時，往往將物價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資水準、市場用工狀況、企業利潤等指標作為最重要的依據。集體議價機制的實現，將是實現程式上的公平正義、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途徑。同時，由此帶來的收入分配結構的改變還將促進消費，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在城市中落實農民工的“社群公民”身份。“社群公民”身份主要指農民工有權享受所在地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社會福利。這包括農民工及其子女有權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醫療、住宅等在內的各種公共服務。要完全實現農民工的“社群公民”權利當然是一個長期的、艱鉅的任務，只能逐次推展，但是，從現在開始就要努力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安排的考慮和各項具體的政策設計。近幾年，農民工與本地人之間爆發的一些劇烈的群體性衝突已經表明：為從根本上化解當前困境，為新生代農民工落實此種“社群公民”所應享有的權利已是一項不容拖延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