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西安事變》的觀後感範文合集

影片《西安事變》真實再現了西安事變的歷史全貌，給觀眾展現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史詩。以下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有關《西安事變》的觀後感範文合集相關參考資料，提供參考，歡迎你的參閱。
 

站在後人的角度回望，我想張少帥在當時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選擇，都比下半生囚禁在荒涼之地的結局要好，因為出於對這段歷史的著迷在大學期間近代史的一篇論文裡面我還特地的寫了西安事變這事。

儘管從大家有英雄主義、陰謀論、利益論等各種角度出發來探討少帥的背景、實力、和利益關係、勢必抗日的決心等等，但我個人還是覺得少帥是個英雄人物，他給了東北人民一個交代，給了國家一個交代，也給了自己的兄弟一個交代。

我想也許是我的視角不夠全面，才會有對少帥和他背後的集體那樣的崇拜，他還是太年輕了，在後人看來也許還有更加好的辦法即可積極抗日又不至於賠上自己的半輩子，可是少帥就是這樣逼著蔣先生再次直面日軍。

也有人會說“誰風流誰狂”又怎麼來的，如果不是他前期如此糊塗也不至於後來的節節敗退？這些歷史我沒考究，要批判或否定一個人一件事的總是有理由的。而我無比崇拜少帥很大原因在於他在重要的關頭挺身而出，這就足夠了。此生必定要去西安，必去瞻仰少帥！

《西安事變》觀後感2

這個星期天，我觀看了一部電影《西安事變》。它講述了西安事變這一愛國運動的起因，經過、結果，讓我更加的瞭解了當時中國的局勢。

西安事變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夜，一聲巨響，南滿鐵路柳條湖一小段鐵軌被炸，打破了東北大地的寧靜，原來是日本侵略有預謀製造的，但他們的目的卻是侵略東北，他們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以此為藉口，進攻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炮轟瀋陽城。九一八事變爆發了，而這件事變的真相在戰後才被揭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殺掉共產黨。只是出於這一目的，他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電給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只有四個多月，東北一百多平米的錦繡河山，全部淪於敵手，但是當時中國還有區域性的抗戰力量。東北人民和未撤走的東北軍部隊，組織起抗日義勇軍，抵抗日軍的侵略;中國共產黨派楊靖宇等在東北組織游擊隊，開展抗日遊擊戰爭。

東北淪陷以後，日本企圖把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儀，在長春建立起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從此在日寇的鐵蹄下，東北三千萬同胞過著恥辱的亡國奴生活。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又出現了西安事變。

日軍佔領東北後，又將侵略魔爪伸向華北，在中華民族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

國民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民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停止向紅軍進攻，並親臨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進攻陝北的紅軍。

為了逼迫蔣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楊虎城聯合行動，扣押了蔣介石，實行兵諫。他們通電全國，要求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

西安事變後，西安局勢極為動盪。處死蔣介石，中國就有可能陷於紛爭四起，群雄割據局面而內戰一起，必使虎視眈眈的日本有機可趁，從而利於其進一步獨霸中國，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不記宿怨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的主張，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向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方向轉變。

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各方面的努力。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張學良釋放了蔣介石，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華北相繼淪陷，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後勝利會師。當時的形勢是國難當頭，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成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蔣介石倒行逆施，頑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不變，仍然調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東北軍、西北軍繼續“進剿”陝北延安的紅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漸渺茫，反戰情緒日益高漲，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逼蔣抗日的兵諫“西安事變”。

以“大歷史”觀來看在“西安事變”歷史舞臺上表演的各方，其“歷史邏輯”也清晰可見：蔣介石有著使中國真正統一的“雄偉抱負”，其在日強中弱的現實下是否真有“攘外”的決心暫且不說，但先“安內”以解除後顧之憂的策略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點兒審時度勢的眼光;中共高舉“抗日”大旗自然是出於國家和民族的意識，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首先還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過其巧妙地將生存需要附著在了“國家大義”的口號之中。

張學良，有“大少爺”的狂傲自大脾氣，懷著殺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恥辱和想開創自己的“新局面”的衝動自然強烈，蔣介石想單純以“親如父子”的感情駕馭他顯然是過於自信了。由此可以說，當年國、共、張三方在“西安事變”舞臺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這“合理性”既包括他們從各自思想理念出發對國家命運的關切，也包含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歷史”操縱的結果。

周恩來說：“政治是無情的。”的確，張學良、蔣介石金蘭之交，座上賓、階下囚轉瞬間，令人嘆息和扼腕。張學良和楊虎城當時的悲壯和後來的命運又使人傷感，但我總以為，我們通過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客觀研究，以史鑑今，從而對現在和將來的社會發展方向有所思索，這卻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變也教訓了蔣介石。事變的成功發動使蔣介石認識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幾十萬大軍所能阻擋，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所以他離開西安後，雖然違背諾言，扣押張將軍，陳兵潼關，但並不敢再發動內戰。而是以軍事為後盾進行政治分化。最後蔣介石在南京和周恩來多次談判，終於於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而這一切變化都與西安事變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一直評價很高，認為是挽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的轉變關鍵”。

西安事變的硝煙早已散盡，這段歷史離我們也越來越遠。但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巨大，我們不能忘記。若沒有這次事變，國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後多少年。若沒有這次事變，還會發生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