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國哲學簡史》讀後感

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馮友蘭首先介紹了中國哲學的精神與背景，這是基於中西方哲學的氣質、傳統的不同來展開。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了這篇最新《中國哲學簡史》讀後感文章，歡迎閱讀參考。

最新《中國哲學簡史》讀後感1
　　
　　《中國哲學簡史》是一部享譽中外、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哲學名著。它是根據一代哲人馮友蘭在美國的演講稿整理而成的，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廣泛流傳。它把中國的哲學發展以時間為線索串聯起來，通過對中國哲學的審視，讓讀者感悟到中國文化在當今的重大意義，不失為一部可以影響人的一生的文化經典。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實話說，筆者對中國哲學的瞭解僅僅停留在一個非常膚淺的水平。但在閱讀了馮友蘭老師的這本《中國哲學簡史》後，筆者對中國哲學有了新的認識，哲學的知識不再是零碎的，而是有條理、系統化的了。下面，就列舉一些閱讀過程中摘錄的句子以及我的理解，作為我的收穫吧。　　
　　
　　著者在第四章中提到“對於《六經》，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不是編者。”由此，著者進一步得出一個推論，那就是“孔子只是一位私人教師，而不是一位私人著作家。”看到這裡，筆者想到了之前的“孔子熱”現象。社會曾經大肆炒作與孔子相關的種種事物，然而炒作的背後，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孔子，理解孔子的思想呢？在這裡，筆者不是想否認孔子在我國文化、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但筆者覺得，對孔子的盲目炒作，只會造成孔子形象的虛高，以至於最後，人們凡是遇到與文化相關的東西就把孔子抬出來，這未免有點不倫不類。　　
　　
　　著者在第九章中提到“‘無為’的意義，實際上並不是完全無所作為，他只是要為得少一些，不要違反自然任意為之。”這讓筆者想到了以前在政治課本上看到的一個概念，即“服務型政府、有限型政府”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意思，是指政府要在職責範圍內作為，做到不越界，盡力服務人民。然而，當下社會，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官商的勾結，他們不是“無為”，而是“無所不為”，這恰恰是哲學中所批判的。老子曾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如果讓貪汙和腐敗繼續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而如何規範政府工作，讓政府做到“無為而治”，則是我們應該關心的話題。　　
　　
　　書本的第十五章，主要是圍繞《易傳》展開的，這一章很有趣，講得都是關於的卦象之類的理論。之前只聽說過最著名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說法，但並無深刻認識，這次閱讀後，儘管對裡面提到的六十四卦等內容仍是一知半解，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儒家形上學中的調和的理論。新儒家提倡的是“中和”。“中”是指調和那些處理不好就會引起混亂、不和的食物，而“中”的作用，則是達到“和”。這裡的“和”正正是我們最最熟悉的和諧。由此可見，一方面，“和”的思想源遠流長，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另一方面，古人的智慧也可見一斑。他們早在幾千年前就提出了這樣一個理想社會的美好藍圖，而這直到現在，仍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目標。　　
　　
　　最後一個，是著者在第二十七章提到的一個觀點“中國人民族主義意識的發展歷來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這讓我聯想到了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切糕”現象。一塊“切糕”背後是有目共睹的強買強賣行為，這樣的行為明顯違背了當今社會的法律法規。然而，執法人員卻很少去管理，最終才會引發後續的爭端。也許，執法人員認為，新疆的人民是少數民族應該要加以照顧。但筆者認為，我們提倡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應該是思想、文化上的平等，是立法上的平等，這種平等的政治色彩不應被過度強化。盲目過度的政策傾斜，只能是重在政治上的，歪曲的民族主義。否則，法律的尊嚴會受到損害，其他民族的權益也將受到侵犯。這樣，又談何各民族一律平等呢？　　
　　
　　收穫之餘，也有些許疑惑，在此分享，願與各位探討：首先，中國哲學如此博大精深，但為什麼當下的社會越來越少人會關注它呢？大多數人寧可學習西方哲學，都不願意瞭解中國的哲學，難道說中國哲學就比西方哲學差嗎？根據這次的閱讀，不見得是這樣的。那麼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其次，中國哲學中其實蘊含了不少為人處世，乃至治國的智慧，那我們應該如何把它加以利用，讓它更好地作為社會科學為我們的社會發展提供智慧呢？中國哲學與當今社會發展的契合點又在哪裡呢？　　
　　
　　上面的問題，並非一時半刻就能想清楚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哲學能獲得應有的重視與發展，在人類史上再次留下輝煌燦爛的財富。
　　
最新《中國哲學簡史》讀後感2
　　
　　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馮友蘭主要依據時間順序將先秦至民國時期中國哲學各家理論進行梳理並加以略微解讀。該書最大的特色在於結合中國的國情對中國哲學進行本土化分析，以及分不同時段及不同社會制度對中國哲學的差別化分析。
　　
　　首先，其結合中國古代以“農”為中心的現實背景對中國哲學的總體趨向加以解釋，以“農”的直覺為先的習慣解釋中國哲學將直覺植入思想背景中的原由，以“農”的樸實性與自然的密切關聯性解釋人與自然同一的思想趨勢的成因，以中國特殊的家族制度解釋儒家倫理思想何以成為正統等。
　　
　　其次，其基於一種分段研究的思維，分不同時間段對中國哲學進行具體的差別化研究。以道家為例，馮友蘭認為道家起源於周朝封建解體制度伊始的隱者，其將道家思想主要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楊朱為代表的隱者，此階段道家的目的是避世全生，基本觀點是“為我”、“重物輕生”。第二個階段以惠施、公孫龍之後的老子為代表，其主要觀點是道無名，以及“反者動之道”的物極必反思想。其處世觀亦意在全生避害，但由於物極必反，故強調欲剛則柔、無為、棄智。第三階段以先秦時期的莊子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順乎自然本效能得到相對幸福，天人合一方能得到絕對幸福，強調物我同一。最後一個階段則是南北朝時期的新道家（也稱“玄學”）階段，馮友蘭將這個時期的道家分為主情派和主理派。主理派的代表是向秀和郭象，其思想主要體現在對《莊子》的註疏當中，其主要觀點是道就是無，同時以變化的思想解釋“有為”和“無為”，遵循變化是無為，固守舊制是有為，強調萬物沒有是非差別。主情派的代表其選取的是《楊朱》及《世說新語》，主要是任我從人、率性而為的風流精神。
　　
　　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以時間維度進行條分縷析，階段分明，在每次社會制度發生重大變革，如周朝、秦朝、魏晉南北朝等時期，馮友蘭均對其社會制度先行闡釋，為相關哲學思想的產生提供背景。無論是法家在秦朝的興起，還是儒家在漢朝的獨尊地位，抑或是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非突如其來，其與不同時期統治者、民眾需求息息相關。從這種分時段的差別化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時期社會制度對中國哲學的影響，尤其是亂世中國哲學的興盛，以及不同階段中國哲學思想的前後傳承與超越。
　　
　　此外，馮友蘭在分析中國哲學時，能夠與西方哲學相聯絡，採取了一種比較研究的方法。如以儒家的內聖外王與柏拉圖的哲學王思想相比，將中國的“物極必反”思想與黑格爾的“一切事物均包含其自己的否定”思想相較等等，其談中國哲學又不僅僅只談中國哲學。但可能因需與西方哲學相聯絡，而中國哲學中名家的辯論之法與西方哲學的邏輯辯證思維最為接近，馮友蘭在該書中大篇幅提及名家的辯論思維，反而顯得有些本末倒置，這一點尤其為牟宗三所詬病。
　　
　　全書中最具創造性的是前三章對中國哲學總體的分析，因其結合我國的風土人情、地理特點、政治背景、家族傳統分析中國哲學，體現了中國哲學的本土性特點。而後二十五章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時間軸以及傳承脈絡的梳理較有學習及借鑑意義。現代對中國哲學的研讀大多借助後期的註解進行研究，馮友蘭按時間軸並結合幾個重大時期內社會制度對中國哲學思想進行分析的方式，為理解後不同時期思想變化的內在動因提供了參考。這種結合時代背景研究內在動因的方式為我們進行學術研究提供了借鑑，而研究中國哲學時結合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分析亦存在一些問題。馮友蘭對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梳理脈絡時間跨度大，工序龐雜，其對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頗亦可以想見。以儒家為例，馮友蘭對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於表面，其對儒家相關經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眾多解釋中較偏僻的一種，尤其是馮友蘭的分析過於向邏輯辯證思維靠攏，如牟宗三所說：傾向於西方的新實在論。偏離了中國哲學的出發點，其試圖使中國哲學走向明晰化，但有點過猶不及。
　　
　　在此舉兩例，一是對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禮，故而其對正名的論述主要是為應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重一種人倫的名實觀，而非實證性的名實之辯。其主要出於《論語》：“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當時衛國國君不顧父子倫常越過其父而登臨君位，故子路有此問。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實事成，進而禮樂興，故必先使其行為符合禮制倫常，這是孔子正名觀的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亦體現了這種人倫的禮制思維，而馮友蘭對“正名”的解釋，僅截取了孔子對“正名”的部分論述，脫離了孔子當時的完整語境，強調在社會關係中每個名必須履行與其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偏向於近代社會學中的角色理論，是一種實證的名實之辯，顯然偏離了孔子的思想。
　　
　　二是關於“命”的解釋。馮友蘭將孔子所說的“命”理解為命運，認為我們盡力做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計成敗就是“知命”，有種宿命論的悲觀主義成分，但這明顯是對孔子“天命”思想的誤讀。從孔子周遊列國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並非悲觀主義者。孔子對“命”的理解主要表現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當中，“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為對天所賦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為對大道使命的理解。“畏天命”則是對事物之義理明悟後產生的敬畏之心。儒家所說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義理，可以通過個人修養的提升而對天道產生遙契，是可知的，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所體現的就是修身養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種過程。若理解為宿命則會陷入一種不可知論當中，偏離了儒家的傳統思想。相較而言，牟宗三對“性與天道”的解讀即參考了君子“三畏”之說，更為符合傳統儒家思想，茲不贅言。
　　
　　馮友蘭在解釋儒家思想時的主要矛盾在於，一方面認為後來儒家對孔子的解讀受政治環境影響而有失其原意，但另一方面其在解讀孔子思想之時，不自覺地受西方邏輯思辨思維的影響，偏離相關語境陷入自己的理解當中，有為表達而表達之嫌，而非為解讀而表達，以上對“正名”及“命”的解釋即屬此類，難免偏離了中國傳統。
　　
　　總體而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不失為了解中國哲學之佳作，其結合中國的國情對中國哲學進行本土化分析，並分不同時期對中國哲學進行差別化研究，同時採取分階段研究及比較研究的方法，對先秦至民國時期的中國哲學思想加以梳理並適當解讀。雖在各家思想的橫向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縱向分析脈絡清晰，足以使人對中國哲學產生概括性認識。無論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均值得細細品讀。
　　
最新《中國哲學簡史》讀後感3
　　
　　對中國哲學，我一向抱著“可遠觀不可褻玩焉”的態度。因為其浩瀚的思想，讓人產生敬畏之心。當我捧起這本《中國哲學簡史》時，這種感覺頓時釋然。此書的作者，我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並沒有使用令人望而生畏的專業術語，而是以深入淺出的語言進行講述，讓人一讀之後，欲罷不能。馮友蘭先生對哲學“入世”與“出世”的剖析讓人心境豁然開朗。佛家說，生是人生苦痛的根源。柏拉圖說，肉體是靈魂的監獄。這些歸結起來彷彿是說，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須脫離塵羅世網，必須脫離社會，甚至脫離“生”。這種哲學，即普通所謂“出世的哲學”。另有一種哲學，注重社會中的人倫世務。這種哲學只講道德價值，不會講或不願講超道德價值，即普通所謂“入世的哲學”。　　
　　
　　有人認為，儒家是入世哲學的代表，並舉例證明。孔子有個學生問死的意義，孔子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照字面講這句話是說，聖人是社會中的道德完全的人。
　　
　　從表面上看，中國哲學是入世的。因為中國哲學所注重的是社會，不是宇宙；是人倫日用，不是地獄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來世。但馮友蘭先生指出，從更廣更深的角度而言，這種看法有失公允。中國哲學中的一個主要流派道家認為，生命是個贅疣，是個瘤，死亡是除掉那個瘤。即使是儒家，也有“出世“的成分。儒家所指的聖人，是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行動上道德完美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謂“內聖外王”的人格，內聖，是其內在的修養成就；外王，就是其在社會上的功用。只不過儒家和道家的側重點不同，儒家重“名教”（把各種社會關係規範化），道家貴“自然”（順事物和人的本性）；儒家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道家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儒家講究三綱五常，道家講求修身養性。儒家“遊方之內”顯得比道家入世；道家“遊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這兩種思想看來相反，其實卻相輔相成，使中國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間，取得較好的平衡。入世哲學是強心劑，出世哲學是清醒劑，入世哲學使人關注社會價值，出世哲學使人關心自我的超越價值，入世哲學使人振奮，出世哲學使人安逸。入世和出世互補，進退相宜，這是中國人從入世和出世哲學中獲得的人生智慧。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的精神”中分析道，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增進正面的知識，而是為了提升人的心靈，超越現實世界，體驗高於道德的價值。
　　
　　在為功名利祿所累和人心浮躁的今天，中國哲學思想也許是慰藉心靈的一劑良藥。歌手李娜在出家時說過四句話：“人有四種境界：一是衣食住行，那是人的原始階段；二是職業、仕途、名譽、地位；三是文化、藝術、哲學；四是宗教。只有進入第四種境界，人生才閃出亮點。”進入第四種境界閃現人生亮點，對於我們凡人而言，未免有些要求過高和不太現實，但通過對哲學的修養來實現對人生較高層級的領悟，找到精神的家園，確是每個人人生的一種使命。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言：“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須哲學化，當人哲學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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