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霆和雨露 一例是春風——“祕史新說”之十

曾國藩和李元度作為兩個歷史人物，他們的身影且行且遠。今天，我們廣大祕書工作者，是否能夠從曾國藩和李元度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借鑑和啟示呢?本站小編整理了雷霆和雨露 一例是春風——“祕史新說”之十範文，歡迎查閱。

李元度是清末名臣曾國藩的得意下屬，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他與李元度“情誼之厚，始終不渝”。然而，這二人之間也曾產生過很大的矛盾，甚至到了撕破臉的地步。曾國藩和李元度之間有著哪些恩怨，事情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要弄清其中的原委，還得從頭說起。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縣人。他4歲喪父， 18歲中秀才，23歲以舉人官黔陽縣教諭（縣學的教官，主管文廟祭祀、教誨生員等工作）。在此期間，李元度閱讀了大量書籍，寫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文章，成為當時遠近聞名的才子。

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時值曾國藩在湖南組建團練，李元度化名“羅江布衣”上書曾國藩言兵事，曾國藩閱後大加讚賞。在曾國藩的熱情邀請下，李元度來到衡州，加入了曾國藩的幕府。

李元度進入曾國藩的幕府不久，曾國藩即奉命率領新組建的湘軍出師東征。其間，湘軍雖然一度攻佔嶽州城，但由於缺乏實戰磨鍊，曾國藩本人也是書生帶兵，缺乏軍事經驗，加之遇上惡劣天氣，湘軍在太平軍的猛攻下一敗塗地，損失十分慘重。隨後太平軍揮師南下，接連攻克長沙附近兩個重鎮湘潭和靖港，長沙形勢岌岌可危。

在時局不利於己的形勢下，曾國藩不聽別人勸阻，執意率領少量部隊向靖港進發，結果遭到太平軍痛擊，幾乎全軍覆沒。羞愧之際，曾國藩欲投水自殺，幸虧李元度早有防備，暗中派人在其身邊保護，曾國藩才沒能為朝廷“盡忠”。若非如此，恐怕曾國藩就要“出師未捷身先死”了。

靖港之敗後，曾國藩遭到湖南地方官僚的一片指責，昔日的一些好友和幕僚也紛紛藉口離去。眾叛親離的曾國藩心情壞到了極點，密令其弟曾國荃買好棺材，準備再次自殺。然而患難之際見真情，此時的李元度對曾國藩不離不棄，一有機會就反覆開導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要因一時遭遇挫折就悲觀失望，曾國藩這才放棄了自尋短見的想法，重新鼓起了勇氣。

朝廷雖然對曾國藩免治其罪，卻給了他一個“即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剿賊，戴罪自效”的處分。看似保留了曾國藩的兵權，實際上卻把他原有的禮部侍郎一職撤銷了。自從曾國藩回籍辦團練以來，禮部侍郎雖然只是一個虛銜，但如果沒有這個職務，曾國藩的專折上奏之權就被剝奪了，也就是說與皇帝的專線聯絡被切斷了。這樣一來，曾國藩不僅不能直接向皇帝請示、彙報工作，別人打了什麼小報告，自己也無法申辯。

李元度深知失去專摺奏事權對曾國藩意味著什麼，於是就自作主張地起草了一份“請示”，準備上奏朝廷。這份以曾國藩本人名義上報的“請示”，其核心內容是向朝廷申請“專折上奏”之權，理由是軍情變化萬端，必須隨時奏報，所以特請朝廷加恩授予自己這一權力。一開始，曾國藩怎麼也不肯冒這個風險，經李元度反覆開導、勸說，並以受死赴難相請，最後才勉強答應試一試，但要求李元度必須反覆斟酌詞句，千萬不能再次激怒朝廷。

此封“請示”上達後，朝廷不僅沒有怪罪曾國藩，反而破格准許他專折上奏。曾國藩喜出望外，對李元度的超凡膽識十分欣賞，對他的信任程度也越來越深。從此兩人臥同室、行同舟、飯同席，形影不離，無話不談。凡草擬奏摺信緘之類事情，曾國藩大多交給李元度完成，幕中一般事務也由其全權處理。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9月，李元度由曾國藩保奏為候選知縣並加內閣中書銜，從此步入仕途。

經過幾個月的休整和兵員補充後，曾國藩開始了第二次東征。到咸豐四年年底，湘軍先後攻佔嶽州、武昌、黃梅等地。由於湘軍進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成功，曾國藩決定改攻湖口。結果，湘軍水師在行進途中被太平軍截為外江（長江）與內湖（鄱陽湖）兩部分，太平軍焚燬湘軍戰船一百餘隻，曾國藩的座船及文書檔案也都成了太平軍的戰利品。曾國藩感到無臉見人，再次投水自盡。李元度拼死力才將其撈上來，繼而護送他退守南昌。

在南昌，李元度幫曾國藩認真總結了湘軍東征以來幾次失敗的教訓。他說：“嶽州之敗，水陸各師尚未集中而遇到大風，被阻於洞庭湖，太平軍覺察到這個不利因素，立即大力加以圍攻，這次失敗可以說是天意。靖港之敗就不同了。我軍臨時改變主意，以少量兵力進攻靖港，自然必敗無疑。湖口之敗問題更嚴重。水師不與陸軍配合，不為自己留退路，冒險突入鄱陽湖，最後遭致失敗，也是必然的事了。”李元度說得句句在理，曾國藩聽了深受啟發，感到李元度才識深厚，不僅熟讀兵書，而且能把所學知識與軍事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從此以後，曾國藩用兵特別注重“穩”和“退”兩個字。

在幕府做了兩年多文字祕書和軍事參謀的李元度，看到曾國藩兵力比較單薄，在江西的處境十分危險，便主動請纓，要求回平江老家招募兵勇，以保衛曾國藩的安全，同時也能牽制一部分太平軍的兵力。曾國藩開始怎麼也不肯答應，極力加以勸阻。他認為，一者李元度自入幕起，就是一個處理公私文書的好幫手，是一個無話不談、推心置腹的好參謀，幕府中實在少不了這樣的人才；二來李元度的最大特長在於文字，“唯戰陣非其所長”，讓其帶兵打仗無疑是舍其長而用其短。後見李元度態度堅決，曾國藩才無奈地同意他回籍去招兵買馬。

李元度帶兵後，雖然打了一些勝仗，但他畢竟是個文人，善處文案而非統帥之才。他的部隊經常打敗仗，始終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夏，當曾國藩邀其重回幕府時，投筆從戎三年多的李元度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一年多後，經曾國藩保奏，李元度升任徽寧池太廣道（皖南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廣德五府道臺），領兵駐防徽州（今安徽歙縣）。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同時也是當時湘軍主帥曾國藩祁門大營的門戶，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然而，在太平軍進攻時，李元度違反曾國藩堅壁自守的命令，擅自出城迎戰，結果一觸即潰，徽州陷落。

李元度兵敗徽州後，沒有及時回祁門大營稟報實情。曾國藩不知其生死，以致日夜惦記，通宵難眠，“殊為悽咽”。過了二十多天，李元度雖然回到了祁門，但他見到曾國藩後，竟然連個錯都不認，繼而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向湘軍糧臺索取欠餉，擅自回平江老家招募新兵去了。曾國藩惱恨交加，一氣之下，決定具疏彈劾李元度，以明軍法，並自劾用人不當，請求處分。

但曾國藩對李元度畢竟是十分了解的，知道他是一個真正的賢者。後來，曾國藩對自己的做法頗為自責，覺得對不住李元度，總想採取一些措施加以彌補。當湘軍攻佔金陵，一干人等加官晉爵後，曾國藩特意呈上密摺，建議朝廷重新使用李元度。他在密摺中說：“李元度從臣最久，艱險備嘗，遠近皆知……李元度下筆千言，條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內而清要各職，均可勝任，唯戰陣非其所長。”只是因為自己“強之帶勇，用違其才”，才導致他“身名俱裂”。曾國藩覺得這樣做還不夠，又主動提出與李元度聯姻，結為兒女親家，讓兩家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對於曾國藩的真情悔過，李元度深為感動。他本來就沒有怪罪曾國藩的意思，後來更覺得曾國藩是一位難得的忠厚長者和良師益友。他不僅請曾國藩為自己撰寫的鉅著《國朝先正事略》作序，在曾國藩去世後，還含淚撰寫了《祭太傅曾文正公文》和《哭師》12首。其中第9首寫道：“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風”。這首詩不僅描繪了李元度對曾國藩生死相隨的往事，更表明李元度將曾國藩的嚴厲參奏（雷霆）和密陳錄用（雨露）都視為對自己“春風”般的呵護。

曾國藩和李元度作為兩個歷史人物，他們的身影且行且遠。今天，我們廣大祕書工作者，是否能夠從曾國藩和李元度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借鑑和啟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