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評論：徹底解決異地大學聯考需打破分省錄取4篇 異地大學聯考需“跨省錄取”：熱議解決方案

隨著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異地大學聯考的人數逐年增加，其成為大學聯考熱點話題。但現行政策下，學生只能以分省錄取的方式報考高校，遭遇很多限制。針對這一問題，社會各界紛紛呼籲打破分省錄取，徹底解決異地大學聯考難題。

第1篇

10月18日，20餘名京籍家長“代表”到訪北京市教委信訪辦，反對放開“異地大學聯考”。其中有人表示，外地孩子素質極差，常打架鬥毆，會帶壞本地小孩。北京包括教育資源在內的公共資源本來十分充裕，不斷湧入的外地人口，嚴重影響了本地居民的正當權益，而開放異地大學聯考則會促使更多外地人湧入北京。（10月19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放開異地大學聯考是實現教育公平的必然舉措，教育部也已鬆口，將門檻設定權交給地方政府。遺憾的是，這些京籍家長“代表”卻從個人和小集體利益出發，公開反對放開異地大學聯考。這既是在守護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也是在無視社會公正，正因此，所述種種理由才漏洞百出，讓人瞠目結舌。

比如，說外地孩子素質差，帶壞了本地小孩，這有何依據？即便有些個案，那就能以偏賅全嗎？“孩子都是自家的好”，有這種心理傾向不算錯，但這能作為說理依據嗎？還說外地人擠佔了北京的教育資源，這首先要說清哪些教育資源是北京本地的，哪些資源是屬於全國的。試想，如果北京不是首都，會集中這麼多的教育資源嗎？而即便是北京的教育資源，外地人在此工作、生活、納稅，難道就沒為此地做貢獻不該享受該地公共資源嗎？他們還將“教育公平志願者”稱為“異鬧”，這不是亂扣帽子的“胡鬧”嗎？

從他們目前的發聲中，看不到理性對話的素養，也看不到解決問題的誠意，看到的，只有撒潑耍賴式的情緒宣洩。說起來，這也算是民意，但這種民意，沒有展示出北京人應有的胸懷和氣度，也沒有顯現出以公正為旨歸的大局觀、正義感，也就難以贏得別人的`尊重。這種心理，有點類似擠公交，沒有上車的拼命往上擠，上了車的盼著趕緊關門開車，全然不顧別人的感受和需求。如果不轉變這種心理，看不到利益之上還有公正在，社會就或如一盤散沙，或如一團亂麻，難以和諧有序。

其實，相比現實的利益，公正的價值更值得我們捍衛。這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每個群體和個體的長遠利益。羅爾斯在論述公正時提到一個思想實驗，作為如何判斷公正的依據，簡單地說，就是假如你是高智商的火星人，被拋到中國某個地方參加大學聯考，這時你不知自己會是北京人還是外地人，你會如何設計方案，讓自己免受不公？如果從現實身份和利益中跳出來，以局外人的眼光去評判，換位思考，答案就會很清晰。

當前社會正處在轉型期，很多制度要經得起公正的考量和民眾的質疑，否則就應廢止或改進。如果我們允許以捍衛既得利益為藉口拒斥改革，那社會進步就無從談起。和其他方面改革類似，異地大學聯考也不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能夠共贏的雙方角力，只有將公正作為核心價值，尊重其他群體的合理訴求，社會航船才能順利前行。

第2篇

“身在故鄉為異客。”這是大學聯考“候鳥”們的切身感受。離開熟悉的他鄉，回到陌生的故鄉，去參加一場或許會決定一生命運的考試，箇中滋味，或許只有這些正處於心理敏感期的十幾歲的孩子知曉。

走近這些“候鳥”個體，其實不難理解他們的心理軌跡：自小跟隨父母在打工地長大，他們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朋友圈子其實早已將“他鄉當故鄉”，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家鄉參加大學聯考，或許他們從情感到心理都是牴觸的。

好在政策已經鬆動。近期以來，山東、安徽、廣東等部分省份表示將對異地大學聯考制度“試水破冰”，這對大學聯考“候鳥”們來說，是一個好訊息。

“多麼夢想留在這個美麗的城市，可當我臨近畢業時發現，甚至不能和我朝夕相處三年的同學一起大學聯考時，我頓時覺得，原來城市的繁華就像冰冷的鑽石，閃著光卻不現實。”18歲的王思興一邊翻著歷史書，一邊告訴記者。轉學回鄉參加大學聯考，他近半年來就租住在這間20平方米的小黑屋裡，樓下是嘈雜的火鍋店。

1994年初，王思興的爸爸媽媽從家鄉貴州黔西南州興仁縣遠赴廣西桂林打工，隨後，他和弟弟在灕江之畔出生。隨著小哥倆在桂林一天天地長大，家庭的生活開銷也一天天在增長，從王思興記事起，他就幾乎很少看到自己的父親在家停留，因為他太忙了。

王思興對故鄉的記憶非常模糊，只知道這是一個和桂林一樣山清水秀的地方，家裡還有年邁的爺爺奶奶。今年2月份，王思興和很多農民工子女一樣，按照國家政策規定，回到父親的戶籍所在地參加大學聯考。最終，他轉回到故鄉的興仁縣二中，開始了獨自一人蔘加大學聯考的生涯。因為忙，他的父母沒法回到家鄉陪他。

6月1日晚7點，王思興輕輕推開房門，來到過道上的灶臺，輕輕生起了火。水很快燒開了，翻騰著氣泡，王思興有些不耐煩地扯開方便麵的包裝，“嘩啦”一下倒進鍋裡。因為吃不慣辣椒，他已經整整吃了一個星期的方便麵。幾分鐘後，鍋裡的方便麵煮好了，他面無表情地把面倒進碗裡，起身回到房間。

“砰”地一聲，王思興把門使勁一關，整個過道傳來一聲巨響，這聲音甚至嚇到了樓下的火鍋店食客。

回到房間後，王思興就幾乎與外界“隔絕”。因為害怕碰見陌生的新同學，他在班上表現得極為沉默。晚上自習結束後，他就悶在房間裡，開啟膝上型電腦，打上一通宵的遊戲，第二天在課堂上趴著睡一會。他的父母在電話裡也儘量不提大學聯考的事情，只是鼓勵他好好看書。

不僅僅是心理上的陌生感，王思興還隱約感受到了新同學對他的“敵意”。他在桂林上學時成績算中上游，轉回老家上學後，三次摸底考試下來，他都穩居高三全年級前60名，這意味著只要大學聯考發揮正常，他起碼能上一所二類本科院校。有些同學悄悄說他是“大學聯考移民”，來搶佔本地學生的升學名額。

“桂林到貴州興仁縣，相隔1000多裡地的距離，我如今是身在故鄉為異客。趕緊考，管它能上什麼學校，考完走人，我再也不想呆在這裡，我要回桂林家裡。”王思興嚥了一大口面，可能是心急嗆著了，他捂住胸口劇烈地咳嗽起來。

今年4月份，為了大兒子喬郎的大學聯考，喬山藝決定從務工地深圳舉家搬回到故鄉貴陽花溪區。

下午5點多，其他同學放學回家後，喬郎開啟數學書，補課老師正準備為他和其他幾個孩子“開小灶”。喬山藝這時剛好從貴開路擠上一輛公交車，他要出去談業務。在巷口，喬郎的母親大聲為自己的菜攤招攬顧客：“沒削皮的土豆1.5元1斤，削了皮的1.8元1斤！”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喬郎的父母就開始出門打工。五年前，他們把孩子從貴陽接去，安頓在廣州一所民辦學校，“孩子離得近，方便照顧。”因為收入不佳，，他們又到深圳一家鞋廠去工作，兒子隨他們轉了過去。

從四川內江、廣州到深圳，再輾轉回到家鄉貴陽，不斷的遷徙，喬郎的學業也因此“支離破碎”。記憶裡，他的理科成績基本沒上過90分，最好的是地理，能考個80分左右。為了兒子的`前程，去年歲末，喬山藝決定返鄉。“貴州的分數要略低一些，或許還能有個奇蹟吧。”喬山藝帶著些許期望。

為了儘快提高兒子的理科成績，喬山藝為喬郎報了一個考前強化輔導班，把老師請到家裡，和鄰居的幾個孩子一起補習。看著滿篇函式公式，喬郎聽得有些腦袋發暈，他趴在桌子上走了神。“啪”，老師一個粉筆頭丟了過來，喬郎縮了下腦袋，又裝模作樣聽起了課。

“我講的這些很可能是要考到的，你們要認真聽，要不然怎麼對得起父母？”老師冷冷丟下一句話，繼續講課。

半小時後，老師講完了，並佈置了作業，要求明天必須做完。喬郎等老師出了家門，就興奮地跳了起來，他偷偷扯住另外一個孩子，小聲說：“明天的作業借我，謝啦。”然後，他就一溜煙消失在門外，趕去巷口幫母親賣菜。

回到貴陽後，喬郎覺得自己的學習壓力大了許多。“我實在看不懂，教材也不一樣，咋整？不如不學了，做點實際的事情。”喬郎自己打算，能考個高職學校就不錯了，“現在高職好上，我準備認真學門技術，考了本科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在深圳時，他最喜歡的就是去電子批發市場，跟人學進貨、發貨。

“看到大兒子的狀況，我以後哪裡也不去了。”對喬郎既內疚又生氣的喬山藝準備一直留在貴陽謀生，直到讓二兒子讀完高中。

“異地大學聯考需要國家統一佈局，很難靠一個地方進行試點”

7月，教育部針對異地大學聯考表示，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入學，需要滿足一定條件，比如父母在這個城市工作、納稅等，一旦符合條件並已經在城市完成義務教育階段和高中階段學習，那麼這些隨遷子女就有權利在所在城市參加大學聯考。但對收入微薄、流動性強的農民工家長來說，這無疑更像是一個“畫餅”。更多的農民工家長難以符合條件，他們的子女，也只能成為為大學聯考而遷徙的“候鳥”。

異地大學聯考帶來的弊端不言自明。近期，山東、安徽、廣東等省份紛紛表示，力爭在左右實現“異地大學聯考”。

但擔憂依然如影隨形。“可能導致大學聯考移民和‘惡意打工現象’，也就是父母為了孩子讀書、考試，到教育不發達地區工作，擠佔當地稀缺的教育資源，導致新的不公平。”一名專家指出，長期以來，不少來自發達地區的學生，紛紛以遷戶口、開假證明等方式，向落後地區“移民”，擠佔了當地稀缺的大學聯考升學資源。

貴州財經大學教授陳祖君指出，早在，國家就加強了對大學聯考移民的整治，進一步強化了戶籍、學籍制度，對大學聯考報名採取“學籍、戶籍”雙認定原則，這加大了“移民”難度，短時間內遏制了大學聯考移民。不過其反作用很快顯現，一些有學籍、無戶籍的隨遷子女，也喪失了在棲身地大學聯考的機會。

陳祖君認為，“異地大學聯考”破解的難點，涉及到戶籍制度和高校招生權這兩個需要全國通盤解決的問題。探索“異地大學聯考”與破解“大學聯考移民”，需要國家統一佈局，很難靠一個地方進行試點。

“異地大學聯考還應該與大學聯考改革結合起來，現行的高校自主招生，還與統一大學聯考聯絡在一起，而統一大學聯考要求‘戶籍+學籍’相結合的報名制度。這就要求政府部門真正賦予高校自主招生權，打破集中錄取。”陳祖君認為。(記者 李豐 趙福中)

第3篇

解決一個群體的利益問題，顯然也不能以傷害另一個群體的利益為代價，而應當儘可能地尋找“增量權利”。

十餘位學者研討“隨遷子女就讀地大學聯考權利保障”問題，認為教育部不應把解決隨遷子女就讀地大學聯考的問題全部交給地方，而是要明確規定各地取消大學聯考戶籍限制的時間表和附加條件，並且至少要出臺行政法規層次的檔案，使政策具有強制力。

充分理解這些學者的民生關切情懷，今年兩會期間教育部官員也曾表態將出臺問題解決的總體方案。但是否需要從國家層面設定時間表和附加條件？是否需要用出臺法規的方式加以強力推進？這其實是一個大可值得商榷的話題。

事實上，隨遷子女就讀地大學聯考，雖然涉及的是2.6億流動人口背後的2700萬隨遷子女的權利，但也同樣涉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邊遠省份更為龐大人口的權利，不能只顧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漠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解決一個群體的利益問題，顯然也不能以傷害另一個群體的利益為代價，而應當儘可能地尋找“增量權利”。當這種“增量權利”難得，而損害另一個群體的利益不可避免時，也應當力求把這個損害降到最低，否則就很容易激化矛盾。

在這個意義上，把時間表和附加條件的制定許可權交給地方，恰恰是針對各地參差不齊實際、避免一刀切的'現實舉措。這樣做，有利於各地根據實際情況，把此項改革的力度、解決的速度和本地居民可承受程度結合起來，使雙方都有時間來充分接受和消化這個問題所產生的矛盾和糾結，進而求得雙方的共識。如此，這項政策遇到的阻力就會小得多，也才不會引起強烈反彈。

事實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山東能夠率先出臺突破大學聯考戶籍限制方案，一個重要原因也因山東是有名的教育大省、大學聯考大省，隨遷子女就讀地大學聯考，不會對本地考生帶來較大沖擊。倘若是在邊遠省份和特大城市，在短期內要求隨遷子女就讀地大學聯考，則勢必會衝擊本地考生升學率，甚至還會引發“大學聯考移民潮”。不論是從歷史上還是從現實層面看，這方面的教訓都是極為深刻的，國家教育部門不能不慎之又慎。

從法規制定的一般規律看，大多也是需要先探索實踐。因為一旦形成法規，就會有強制力和穩定性。尤其是這種涉及社會各方利益的問題，如果沒有實踐對有關政策、制度、做法的充分檢驗，並在此基礎上及時修正，就貿然出臺法規，則不但會削弱法規的嚴肅性，也缺乏充分的民意基礎。

顯然，在邊遠省份和特大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就讀地大學聯考問題不宜操之過急、也不宜搞統一劃線。逐步放開，穩步消化，不當的地方及時調整，這種漸進式改革，顯然要優於那種暴風驟雨式改革。

第4篇

6日，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異地大學聯考”再次表態：教育部異地大學聯考方案很快就會出來，具體什麼標準什麼條件什麼門檻，需要各地實際測算。教育部也會在招生計劃上進行調節。

杜玉波表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結束義務教育之後，他們的升學問題怎麼解決，黨和政府都很重視。前一個時期教育部在調查研究制定檔案聽取意見，這個過程基本完成了。教育部儘快提出一個原則的指導性意見，但真正解決，還是應該各省根據總的標準總的條件總的要求，去進行實際測算。

杜玉波坦陳，異地大學聯考放開，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阻力主要來自當地居民，所以各地要把這些矛盾處理好，在准入門檻上仔細測算好才能確定。“山東規定在高中階段就讀3年的`可以放開，有的省可能規定十幾年，制定政策之前，都會有專家聽證意見，仔細測算。”

針對一些大城市在招生計劃指標上的吸引力會不會隨異地大學聯考放開，帶來新的“移民”現象，杜玉波表示，在近些年的大學聯考計劃指標投放過程中，教育部一直在調劑。

“比方說，以前北京錄取率可能70%80%，邊遠地區只有30%40%。那麼，近些年我們向西部地區增加投放計劃，這就是國家調控。現在所有省市錄取率都達到60%以上了，我們心裡就踏實點了。”(特派記者：楊凡 吉祥 劉紅傑 馬邵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