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萬老物件勾勒的“稅事”春秋和家國“印跡”

所謂的新聞報道就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實際上是一個很個性化和組織化的行為。下面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的關於10萬老物件勾勒的“稅事”春秋和家國“印跡”新聞報道一篇，提供參考，歡迎你的參閱。

“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枝”，位於關中平原東北部、洛河沿岸的蒲城縣，是陝西產糧第一大縣，號稱“關中糧倉”。晚清時期，蒲城出土了國寶級文物商鞅方升。方升所刻銘文“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重泉。”中的“重泉”即蒲城。

商鞅方升是我國古代徵稅納稅的重要物證之一。作為迄今為止商鞅變法的唯一一件實物遺存，商鞅方升為當時田畝丈量、賦稅徵收提供了有力保障，讓地處西北邊陲的秦國擺脫了納稅之困，撐起了“虎狼之師”兼併天下諸侯的歷史程序。

洛水流千載，“稅”月常留痕。2018年7月，在國稅、地稅改革推進之際，蒲城縣興鎮稅務所10萬餘份儲存完好的“稅事”老物件重見天日，並於今年正式向公眾開放。從1949年的印花稅票、1954年的稅務登記證到1973年的農業稅票、1994年的國稅、地稅公章，這些沉睡已久的珍貴史料，原汁原味地勾勒出新中國70餘年的稅事春秋、家國“印跡”。

篳路藍縷徵稅 鞏固人民政權

“(新華社西北廿十三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繼二十日解放陝西中部煤炭區銅川后，又於二十一日收復銅川以南的耀縣及以東的蒲城兩座縣城……在解放蒲城戰鬥中，解放軍生俘國民黨陝西省保安團第四旅旅長兼第十一專區專員趙國楨及保安團正副團長以下約一千人……”

這段新聞稿，刊發於1949年2月26日的《晉綏日報》，簡要報道了當時解放軍攻克蒲城的情況。對於當時久受國民黨“苛捐雜稅猛於虎”折磨的蒲城勞動人民而言，勝利的訊息就如同當地聞名遐邇的焰火一般——“飛紅無限休和象，散作人間滿地春。”

據當時留存下的《蒲城縣1949年支前工作總結》，為了保衛新生政權，解放後的蒲城百姓踴躍支前，婦女縫軍鞋達到四萬六千雙，群眾共計向渭南車站運糧三萬石，向華陰運糧兩千石，還動員了民工馱騾隊一百六十頭，隨軍前往秦嶺以南的四川成都，這些成為解放後蒲城稅收事業的開端。

解放戰爭時期，保障革命供給的重要而穩定來源便是稅收，其中最主要的是農業稅和救國公糧；新中國成立後，為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加強國防、交通、農業、工業等各方面建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此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財政壓力沉重。據興鎮稅務所儲存的一份解放初期西北地區第一屆稅務會議上的講話稿顯示，當時“全國財政困難，西北地區更甚，全年預算有百分之七十的赤字”。

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共和國第一代基層稅務工作者風餐露宿，開始了篳路藍縷的為國聚財之路。在一些較早收復的解放區，由於還殘存國民黨特務、土匪等各種反動勢力、反革命分子，稅務工作者甚至要“一手拿稅票，一手拿杆槍”，在戰火紛飛、槍林彈雨中冒著生命危險徵收稅款。

1947年從事稅務工作的史蘭庭在其回憶文章《當年在敵人的掃蕩下收稅的故事》中寫道，1948年春，國民黨垂死掙扎，對山東部分解放區進行瘋狂反撲。“由於敵情緊張”，他們將“所有賬目、稅款、票證藏在地道牆壁內”；4月中旬，“敵人開始拉網式掃蕩”，“我們沒有安全的地方可去，天天跑到大窪麥地裡度宿”；“我們5月22日遭敵人襲擊，30多名同志在地道戰中光榮犧牲了。在這次戰鬥中，我們工商管理所的6名同志也拿起了槍，與敵人浴血奮戰，英勇就義。”

為了保證稅款安全，當時還設有專門的稅警團、稅警隊。據《1921—2021：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稅收理論與實踐》一書記載，1950年6月，廣西稅警黃紀和在奉命押運稅款途中，遭遇大量土匪伏擊，戰士們邊打邊撤，和縣城武工隊會合後就地佈置工事，展開反擊。面對土匪的瘋狂反撲，當地稅警戰士戰鬥了七天七夜，聯合地區武工隊大部隊，最終殲滅了土匪，保證了國家財產安全。

公文、票據、歷年工作日誌、各類生活物品……在10萬餘份老物件中，有一張簽發於1963年12月5日的稅務檢查證，領證人是今年85歲的李進錄。已經發黃的黑白證件照上，時年27歲的李進錄風華正茂。

“我是1953年到興鎮稅務所參加工作的，當時國家百廢待興，我們所有同志同住一間房子，全所共用一輛自行車，是給所長上縣裡開會和會計到縣上報賬用的，其他人下鄉基本都是步行。”李進錄說。

來回幾十里路，下鄉徵稅時，大夥只能“風餐露宿”。農村沒有旅館，群眾居住條件有限，很多稅務員常常在各生產隊用於看牲畜的茅草屋中“湊合過一夜”，伴著牛叫聲、馬糞味入眠。吃飯則有點“聽天由命”的意味，“趕上飯點能飽一頓，錯過飯點就只能餓著”。

“我們當時吃的是派飯，隊裡安排到誰家就到誰家。有的人家條件稍微好點，能吃個饃，吃碗麵；遇到條件不好的，只能啃兩個紅薯充飢。”李進錄回憶說，“不管吃得好不好，每頓飯我們都要留半斤糧票和1毛5分的菜金，不能白吃白喝。”

“一把算盤一本票，一路顛簸一路塵。”由於當時部分群眾納稅意識不高，稅務工作者只能“跑斷腿，磨破嘴”。往往一個人跑十里八村，從天明走到天黑，挨家挨戶上門徵收，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幾分幾角的稅款，要拉半天家常“繞著彎”要。晚上，還要點著油燈、打著算盤，一分一釐彙總每一張發票。

國家稅收的逐年增加，為鞏固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強大財力保障。“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象我們當時的工作條件，但我們卻習以為常，其樂融融。”一些老稅務工作者回憶道。

“麻雀”小視窗 折射大變遷

“五湖四海盤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起源於我國的算盤，迄今已有上千年曆史。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中趙太丞家藥鋪的櫃檯上，就畫有一架串檔算盤。在現代計算器出現以前，算盤曾在我國廣泛使用。從“柴米油鹽小黎庶”到“江山社稷大朝堂”，可謂三百六十行，行行不離算盤。

興鎮稅務所的10萬餘件老物件中，算盤最能撥動一些老稅務工作者的久遠記憶。曾經，正是在這方寸之間，他們的手指揮飛舞動，枯燥冰冷的數字霎時間歡呼雀躍，最終“珠響鏗鏘賬目清，收支兩筆切合龍”。

“對於過去的稅務工作者來說，能打一手好算盤，是基本功。”現已退休的蒲城縣老稅務工作者屈兆巨集說，“不管上山還是下鄉，我們每天都離不開算盤，時時加減乘除，日日精打細算。”

令屈兆巨集印象深刻的，還有用到“油盡燈枯”的鉛筆頭。“上世紀70年代末，條件還很差，物資也少，我們把鉛筆從中間切成兩段，一支筆當成兩支筆用。”屈兆巨集回憶，“用到握不住時，不能扔，怎麼辦呢？在筆尾綁上一根筷子細的小木棍，接著用，直到完全用禿了，才換新的。”

“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改革開放的閘門開啟後，走出“蹉跎歲月”的國人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幹勁勇追潮頭，中華大地的變化可謂日新月異，計算器、油印機、傳真機、電腦辦公、手機APP、網上辦稅……不到40年，稅務辦公已經邁入了電子化時代。如今的稅務所裡，預算員們用手指輕點滑鼠，五彩液晶顯示屏上，各類資料瞬間紛至沓來，分解、整合、疊加、合算，辦公軟體自動就將表格和資料，齊刷刷地排列出來。

粉坊42個、豆腐坊37個、紙坊19個、香坊11個、炮坊6個……1956年的一份“興鎮稅務所農村副業作坊統計表”，清晰地勾勒出當時興鎮經過社會主義建設後初步成型的“產業結構”。

興鎮，位於蒲城縣西12公里處，古稱旌仕坊，是古造紙術的發祥地之一。唐睿宗、唐玄宗父子去世後，均葬於蒲城。受歷代祭祀文化薰染，興鎮逐步形成了以造紙業、香業、花炮業為主的手工產業鏈。明清以後，蒲城更是成為聞名全國的花炮之鄉，民間流傳“南有瀏陽，北有蒲城”，處在樞紐地位的興鎮也成為甘肅、內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日用百貨的大型小商品集散地。

在晚清政府和國民黨的統治下，興鎮及所在的蒲城地區逐漸“一貧如洗、百業凋零”。據《蒲城縣誌》記載，1929年9月，人禍加上天災致使蒲城“蕎麥、糜谷枯乾殆盡，災民蕩析流離，已餓死兩萬一千餘人”。至當年11月，“人畜及樹木鳥獸凍死無數，大部分農民外出逃荒，生活陷入絕境。”“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當時農民不斷髮起‘交農’，出現商人罷市”。

“根據我們整理的稅收檔案，解放前夕整個蒲城縣只有3家羊肉館。對於好吃水盆羊肉的蒲城人來說，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慘淡的社會經濟狀況。”蒲城縣老稅務工作者雷曉陽介紹。如今，同一個稅收“視窗”，資料則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20年，興鎮稅務所稅收總額達到1072.3萬元，而蒲城全縣的稅收總額約為14億元，登記在冊的羊肉館已超過300家。

放眼全國，1950年到1977年，我國稅收規模從49億元擴大到468億元；1978年到2012年，這一數字從519億元擴大到100614億元；2020年全國稅收規模達到154310億元。

經濟騰飛、時代鉅變之下，一些歷經千年的傳統稅種也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蒲城“興鎮‘稅’月展覽室”存有1955年的臨商稅票、1960年的屠宰稅票、1972年面向自行車徵收的車船使用牌照稅票和1973年的農業稅票。這五個稅種先後停徵，已完成各自的歷史使命。 這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農業稅的全面取消。

作為我國曆史最悠久的古老稅種，自春秋時期魯國實施“初稅畝”起，農業稅多以“田賦”形式存在。從唐朝“兩稅法”到明代“一條鞭法”再到清朝實施“攤丁入畝”，從“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到“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農業稅一直牽動著民生苦楚，朝代興衰。

為了徹底減輕農民負擔，早在1998年9月，農村稅費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就已成立；2003年10月，全國取消農業特產稅；2004年7月，國務院明確在黑龍江、吉林兩省進行農業稅免徵試點，改革步伐進一步加快，至2005年全國累計已有28個省份免徵農業稅。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伴隨中國歷史2600年的“皇糧國稅”，就此退出歷史舞臺，惠及全國9億農民。

當時，河北靈壽縣農民王三妮鑄造通高99釐米、重達250多千克的“告別田賦鼎”，以此宣示中國農民的喜悅與期望。“我是農民的兒子，祖上幾代耕織輩輩納稅。今朝告別了田賦，我要代表農民鑄鼎刻銘，告知後人，萬代歌頌永世不忘。”鼎身銘文如此寫道。

至此，歷史徹底跳出了“歷代稅賦越改革，農民負擔越深重”的“黃宗羲定律”，中國農民迎來了種糧不僅不納稅，還可領取糧食補助和農資綜合補助的農業新時代。2020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7131元；2021年，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取之於民 造福於民

1000多年前的唐天寶十三載(754年)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牆，頹毀殆盡”。住在都城長安的“詩聖”杜甫，因房屋倒塌，生活難以為繼。得益於奉先(今蒲城，唐開元四年，葬睿宗於縣城西北豐山，名橋陵，改蒲城縣為奉先縣)縣令的賙濟，杜甫將家眷安置在如今的蒲城縣杜家村。

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從長安出發，過驪山，抵蒲城探親，到家後方知幼子已被餓死。“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前已顛沛流離多年、深感底層人民之苦的杜甫，激憤之下在蒲城的陋室中寫下了詩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篇中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正是封建統治者竭澤而漁、橫徵暴斂的真實寫照。

“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自虞、夏時，貢賦備矣”，之後數千年的稅史長卷中，底層人民積沙成塔，聚天下之財，但結果往往是百姓壺倒懸，廟堂猶歌舞，稅收不僅未能造福普羅大眾，反而成了統治者奢靡享樂之源。1930年，蒲城農村“大都十室九空，饑民數目成千累萬”。為了讓群眾有飯吃，中共蒲城特支積極發動災民，進行抗租、抗稅、抗糧、抗捐的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取之於民”的稅收，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用之於民，造福於民”，讓“人民有好日子過”，尤其在反哺農業上，稅收支農惠農工作從未停止。

根據興鎮稅務所儲存的大量工作日誌，解放後蒲城縣各基層稅務所都有固定的支農點，並將支農成績作為每年工作總結的重要指標。以興鎮稅務所為例，1965年該所“以黨家大隊為點，協助該大隊搞多種經營和發展隊辦工、副業”，“年終幫助該大隊實現工、副業產值八萬元，六個小隊實現工、副業產業七萬元”。

助農任務分解上，當時也實行網格化管理，即每名稅務員承包一個公社，並蹲點包村實施幫扶，協助社員發展生產，如“坡頭公社專管員劉志明同志幫助聯興三隊種植十畝烤煙，發展果園一個，並辦好刷紙坊”“荊姚公社專管員王建忠同志幫助原王五隊種植二十畝西瓜，十畝大蔥，發展果園、粉坊、豆腐坊”等。

除了既定任務外，駐村的支農稅務工作者堪稱一塊革命磚，“哪裡需要往哪搬”。既有“幫生產隊接生牛犢子”的，也有“給社員燒火、抱娃”的。“在寶家寨六隊，六十開外的貧困代表病重想吃雞蛋、餅乾。專管員自掏腰包，買了兩元的雞蛋、餅乾，送給這位貧窮老漢。”“馬生義同志幫助聯武大隊規範開展多種經營門路，並親自到富平購買桑樹苗2400株。”

栽桑養蠶、發展養豬、建設化肥廠、完善水利設施……當時支農助農工作“想農業之所想，急農業之所急”。今年85歲的李進錄至今還記得他們“背水潤田”的往事。1959年入秋後，蒲城縣黨睦鄉一帶遭遇大旱，入冬後旱情尤甚。李進錄和群眾一道，鑿開河道里的冰，一塊塊背到附近的田裡，搶救乾渴許久的莊稼。

“我們背的背，抬的抬，還幫社員深翻改土，積肥送肥。”李進錄至今還記得，他們下鄉時，除了帶收稅本，還會帶一個拾糞籠，“下鄉路上，我們一邊走一邊拾糞，到了生產隊先把糞交上去積肥，再去查賬收稅，主要是為了促進農業生產。”

“稅”月大變遷，家國換新顏。半個多世紀後，蒲城縣稅務局幹部樊磊跟他的前輩們一樣，依舊奔波在稅收惠農的田間地頭，不過這次的戰場是脫貧攻堅。夏收時，他得保證貧困戶的小麥顆粒歸倉；每逢年關，他得操心村裡外出務工者是否足額領到工資。自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作為蒲城縣稅務局駐椿林鎮平峨村第一書記，樊磊吃住都在村裡。 脫貧攻堅勝利後，樊磊的一些同事，繼續奮戰在鄉村振興的最前線。

黨的十八大以來，稅收改革有力支援了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減稅降費政策，規模不斷擴大，紅利不斷釋放。“十三五”時期，我國全面落實減稅降費政策，新增減稅降費總規模達7.6萬億。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國經濟社會受到嚴重衝擊，在財政收支比較困難的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因時因勢出臺了7批28項減稅降費政策，新增減稅降費規模超過2.6萬億元，有效促進了企業減負、居民增收和就業增加。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作為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授時部所在地，每天標準的“北京時間”正是從蒲城出發，不捨晝夜地走進中華大地上的千家萬戶。在這座五穀豐登之城，時間正在“稅”事的不斷變遷中，既見證著蒲城“麥更香，倉更實”的一地之新貌，也正記錄著“國更強，民更富”的大國復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