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範文：解決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必須堅定不移推進市場化改革

每一次危機的出現，都蘊含著新的機遇。疫情對中國、世界，以及各行各業的影響都是客觀存在的，現實的嚴峻考驗仍在繼續。以下是本站為大家整理的    黨課範文：解決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必須堅定不移推進市場化改革資料。希望對你有所幫助，歡迎你的閱讀。 

2003年的非典，因為大家都不敢出門，劉強東把中關村的實體店鋪搬到了線上，馬雲看到了C端購物的需求，順勢創立了淘寶。每一次大的危機，都會倒下一批人，新站起來一批人。這次疫情是危機也是機遇。
 
         一、要領會吃透中央精神，自覺對標對錶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突出位置，親自掛帥、親自出徵、親自督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作出一系列新決策新部署，為我們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行動指南和基本遵循。2015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後7次召開專題會議，安排部署脫貧攻堅工作
 
今年是向脫貧攻堅發起總攻、奪取全勝的決戰決勝之年。在xx月xx日黨中央召開的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充分肯定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績，深刻分析脫貧攻堅面臨的形勢，對加強黨對脫貧攻堅的領導、高質量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作出重大部署，總攬全域性、舉旗定向，要求明確、措施堅決，對我們把準當前形勢，進一步明確目標任務、壓緊壓實責任，盡銳出戰攻克貧困堡壘，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我們要堅決按照黨中央部署要求，堅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脫貧攻堅，在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基礎上，集中全部精力、全部力量決戰脫貧攻堅，確保如期完成脫貧任務。
 
要學習好、貫徹好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會議精神，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突出制度建設這條主線，切實增強疫情防控常態化新形勢下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自覺性，確保各項改革紮實推進。
 
        提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資料五個要素領域的改革方向和具體舉措，部署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執行機制，為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明確了方向和原則，相關的改革舉措，既是為短期應對疫情衝擊，更可以長遠地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二、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必須深化對市場化改革的認識
 
         （一）市場化改革認識不能模糊，決心不能動搖
 
         隨著抗擊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出現了一種認識上的偏頗即抗疫防控成功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行政力量所發揮的作用比市場大，要素配置還是行政力量效率高。對於這種認識，有兩點需要澄清：一是國家高度集中統一指揮是重大疫情防控應急的需要，中外概莫能外。但是應急狀態不是日常狀態，發展經濟不能用應急狀態下采取的措施來取代正常狀態下的辦法。二是中國抗擊疫情的制度優勢恰恰是市場化改革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方面，四十多年市場化改革奠定的物質基礎，包括充足的財力、物力、人力，以及醫療等行業的快速發展，為抗疫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在行政力量抗疫的背後，市場配置資源在抗擊疫情的各個階段均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此外，大量民營企業復工復產保障了抗疫物資的正常供應。因此，深化市場化改革的認識不能模糊，決心不可動搖。
 
         （二）疫情防控告一段落後，要把深化市場化改革提上經濟工作重要日程
 
         深化市場化改革既是必須堅持的基本方向，又是緊迫的重要任務。抗疫取得階段性成果後，應儘快落實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各項舉措，要“堅持方向、還權市場、有效激勵、增強活力”。要深化對市場化改革緊迫性的認識，用市場化改革的辦法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同時，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使改革舉措更加符合實際、符合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符合人民群眾新期待。
 
         （三）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問題
 
         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本質上是，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目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健全，市場決定要素配置的範圍有限，政府配置資源的力度持續上升。分稅制改革以後，全口徑政府支出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從2010年的34%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40.6%。也就是說，在xx的xx萬億元GDP中，由政府支配的資源佔了xx多萬億元，其中投資支出和行政性支出加起來大幅超過公共服務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
 
         要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一是要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對資源配置的干預;二是政府職能必須從過去以GDP為中心轉向服務民生、服務社會、服務市場，改善營商環境。對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不再以GDP為主要參照，要以第三方獨立調查的企業滿意度和居民滿意度為標準。
 
         （四）應對疫情挑戰的一攬子政策要堅持三個原則
 
         一是應對方案應該是一攬子政策，公共政策研究的“丁伯根法則”要求，實現多重政策目標要有多種政策手段。二是長短兼顧，不能為了疫情應急需要，就持續加槓桿而不顧長期影響和代價。三是“十四五”規劃不應追求高增長，要以質量與速度的平衡為重點，保持供給與需求、產業之間、金融和實體、區域之間的平衡，為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三、“十四五”時期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建議
 
         （一）國有企業改革實現突破是“十四五”時期市場化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
 
         改變政府配置資源的方式，根本在國有企業改革。從國有企業改革進展來看，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原本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手段，現在卻變成了目標，片面追求混合率的結果就是諸多民營企業被控股，國有企業投資佔GDP的比重、佔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收的比重都大幅度上升。
 
         突破國有企業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領域，要牽住“牛鼻子”：一是政企分開要有真突破，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國有企業做優做強，甚至可以做大，政企分開也是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和監督中性的基礎。二是推動國有資本的戰略性佈局調整，切實做到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資本要在戰略性、公共性、民生保障性領域發揮主導作用，退出競爭性領域。
 
         （二）以制度型開放倒逼和深化市場化改革
 
         開放是最大的改革。疫情衝擊之下，開放倒逼改革比當初更為迫切、更為現實。一是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統籌推進制度型開放與深化市場化改革。以高水平開放帶動和促進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擴大開放的主動權，積極應對“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的“三零”國際經貿規則帶來的挑戰。二是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開放程序。服務業市場對內外資全面開放，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水平，尤其是要以跨境貿易來擴大人民幣結算範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程序。以服務業市場開放拉動服務型消費，爭取服務貿易比重從2018年的14.7%上升到“十四五”時期的25%，達到全球平均水平。三是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統籌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產權保護，確立競爭中性原則，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
 
         （三）加大對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支援力度
 
         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加上持續的貨幣刺激，導致了前幾年經濟結構失衡，對民營經濟產生了一定的“擠出”。而接下來的去槓桿、經貿摩擦和新冠疫情“三刀”使民營企業受到重創，導致部分民營企業倒閉。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其能不能在復工後繼續得到發展，直接影響到我們國家經濟前途和基礎。要防止形成“國進民退”的局面，堅定不移地支援和發展民營經濟，理直氣壯地救助民營企業。
 
         一是加大對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支援力度。為防止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大面積倒閉，需採取更大力度支援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對所有受疫情影響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實行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二是明確民營企業是黨的重要執政基礎，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議。三是以保障私有產權、公開市場、公平競爭為導向，營造民營企業更好的發展格局。
 
         （四）城市化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一是通過城市群的發展推動城市化程序和中國經濟發展。城市群打破了過去所謂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侷限，有利於區域內大中小城市實現互補，為服務業發展提供重要空間。對城市群基礎設施的投資將會為下一階段發展奠定更好的基礎，要大力推進包括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以及以省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的發展。二是疫情衝擊下，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需求進一步加大，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推進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城市與農村協同發展應成為下一步城市化發展重點。
 
         （五）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財權關係是深化市場改革的重要動力
 
         第一，構建激勵相容的中央與地方決策機制，是深化改革的動力。中央集中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一定時期有其優勢，但是不應忽視地方治理機制的快速反映能力和分散中央決策風險的積極作用。可以通過中央政府提出改革任務和要求，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推動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相互匹配，地方政府在行使相應權力的同時也承擔更大的責任。
 
         第二，設立國家最低公共服務標準，提高財政支出效率。在公共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務方面，由中央政府設立國家最低服務標準，地方政府則按照最低標準提供公共服務。結合這個標準來改革中央對各地的轉移支付和上級地方政府對下級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對於不能按標準完成對下級政府轉移支付的上級政府，對公共服務資金到位但是達不到最低公共服務標準的地方政府，實行問責制。最終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
 
         （六）通過科學的研究和資訊公開透明應對外交戰和輿論戰的壓力
 
         目前中國對疫情的外交戰和輿論戰應對乏力，歐美部分政客將疫情矛頭指向中國，雖然“索賠”論純粹為無稽之談，但是輿論形勢對中國頗為不利。目前“戰狼”外交策略下，國內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高漲，反而增加了國外的敵對和反感，孤立中國的態勢已有苗頭，“新冷戰”格局若隱若現。應該從以下兩方面強化應對：一是加快病毒起源的科學研究，釐清病毒源頭和發展路徑，以科學研究攻破“中國病毒”的政治化論調，防止中國被全世界孤立，也為全球疫情防治做出中國貢獻;二是資訊要公開透明，特別是要避免一些地方官員和地方政府的資訊瞞報行為。
 
    四、充分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在持續防控和復工復產中踐行初心使命
 
總書記常常說，“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勝利越不能掉以輕心。目前，疫情防控面臨著不少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境外疫情擴散蔓延及其對世界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也給我國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挑戰。
 
關鍵時刻衝得上去、危難關頭豁得出來，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必須增強必勝之心，拿出戰勝一切敵人而不被任何敵人所屈服的大無畏革命氣魄，勇當先鋒，敢打頭陣，用行動展現共產黨人政治本色;必須增強責任之心，把初心落在行動上、把使命擔在肩膀上，在其位謀其政，在其職盡其責，主動擔當、積極作為;必須增強仁愛之心，當好人民群眾貼心人，及時解決群眾所急所憂所思所盼;必須增強謹慎之心，對風險因素要有底線思維，對解決問題要一抓到底，一時一刻不放鬆，一絲一毫不馬虎，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五、堅持實事求是基本原則，牢牢準確把握脫貧攻堅的目標標準
 
2015年11月釋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脫貧攻堅的目標任務就是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脫貧的標準就是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國家扶貧標準(到2020年大約是4000元)，且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這個標準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略高於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攻堅期內要始終堅持，既不降低標準、虛假脫貧、影響質量，也不拔高標準、脫離實際、吊高胃口。
 
六、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以超常舉措推動各項工作落實落細，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堅強保障
 
脫貧攻堅工作講的是政治、體現的是大局、反映的是黨性，是沒有條件可講，沒有後路可退，必須完成、必須打好的硬仗。全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要抱定戰則必勝的信心、下定破釜沉舟的決心，迎著困難上、頂著壓力衝、冒著困難幹，迅速把行動節奏和精神狀態由平時轉入戰時，和時間賽跑、與任務角力，發揚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敢打善打硬仗的作風，向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發起總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