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主題教育黨史故事彙編59篇

       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絡，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於群眾之上。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的：黨課主題教育黨史故事彙編59篇，希望大家喜歡！

目錄

1. 毛澤東禁徇私:親戚排隊 3 天沒買到票

2. 毛主席識破炒青菜裡偷放的雞湯

3. 周總理的十條家訓

4. 修繕西花廳自我批評

5. 病危中的吶喊

6. 朱德的扁擔

7. 朱德 21 年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

8. 劉少奇勤於學習被稱為“劉九書櫃”

9. 鄧小平的“家書”

10. 陳雲對家人實行“三不準”

11. 陳雲寫信要求停發接濟費

12. 任弼時大喊陳獨秀

13. 彭德懷摘畫像

14. 彭德懷的“特權”

15. 劉伯承獨創“重疊待伏”戰法同一山溝兩次殲滅日軍

16. 不做“紅牆裡的貴族

17. 聶榮臻力排萬難帶領科技大軍造出導彈原子彈

18. 葉挺將軍寧肯餓肚子也不吃嗟來之食

19. 先行者李大釗：以青春之我 建立青春之國

20. 高瞻遠矚：瞿秋白起草《檔案處置辦法》

21. 宋慶齡入黨的曲折歷程

22. 董必武為六角錢寫檢討

23. 嫌夫人帽子買貴董必武作自我批評

24. 不為一臺照相機搞特殊

25. 李先念借馬幫助老百姓娶老婆

26. 李先念下連隊檢查工作自稱是通訊員

27. 李先念無懼“降六級”

28. 黃克誠不怕拉下臉

29. 王樹聲大將住平房去世

30. 開國少將肖永正規定面前人人平等

31. 樑斌三次辭官的故事

32. 賀炳炎探親“三辭劉專員”

33. 餓倒在糧食挑子旁的糧草官

34. 胡錫奎與一個數字的故事

35. 王樹聲搬家

36. 何耀榜司令為戰鬥拒絕高位截肢保守治療

37. 王新亭將軍的家規

38. 劉華清力勸弟弟在家種田

39. 劉華清上將為何兩次“走後門”

40. 王必成將軍下部隊的“罷宴風波”

41. 宛希先堅決跟著毛委員幹革命

42. 王巨集坤將軍覺得自己不行

43.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44. 胡耀邦不做“過路神仙”

45. 五位戰士渡烏江

46. 六隻木船過金沙

47. 在休整中擴軍

48. 坐筐過繩橋會師

49. 紅軍女戰士“接受檢查”

50. 爬雪山過草地——信念與意志的考驗

51. 延安故事

52. 解放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

53. 西柏坡：“趕考”永遠在路上

54. “群眾路線永遠不過時”

55. 自覺維護群眾利益

56. 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史

57. 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

58. 中國共產黨第一批制式黨旗

59. 中國共產黨第一所黨校

毛澤東禁徇私:親戚排隊 3 天沒買到票

1949 年 8 月，韶山解放了，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雲鳳趁著秋收後的農閒，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興奮地說：“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啊!”

暢談過後，毛澤東交代兩位遠道而來的弟弟：“你們在北京住上幾天，還是早點回湖南去。”並解釋說，“我當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要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福利。”

閻長林派警衛戰士金武森送他們去前門東火車站買票坐火車。

當時火車站沒有預售票制度，只售當天車票。警衛們帶 著毛澤連、李雲鳳到火車站排隊買票，誰知人太多了，連著 兩天都沒買到。

當晚，閻長林把警衛班班長武象廷找來談話，叮囑他說：

“武班長，明日你親自到火車站送他們，一定要當作一項政 治任務來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務”後，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倆叫上，然後一起頂著寒風，到達 了前門東火車站。

儘管這次來得比前兩次都早，但售票處還是擠滿了旅客。他按順序排了半天隊，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聽見

“啪”的一聲，售票視窗關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著關掉的售票口，又氣又急。他走過去敲開了售票口的門，央求售票員說：“能不能售我兩張票，只兩張，有萬分緊急的事情!”還說了好多感謝的話。可售票員把臉一板，不高興地說：“沒票就是沒了，再說好話也不頂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車站辦公室主任，把毛澤東兩位弟弟為回湖南老家連著三天都沒買到票的情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最後說：“實在是沒辦法，只好請你幫我買兩張車票。”主任聽後，滿口答應。

這項“政治任務”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後卻始終 不敢把這件事如實告訴毛澤東。因為警衛員們都知道，毛澤 東不允許親戚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員“走後門”，肯定要挨批評，並且還要寫檢討。

毛主席識破炒青菜裡偷放的雞湯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曾 48 次下榻東湖賓館，主席詩意地稱這裡是“白雲黃鶴的地方”。那麼問題來了，在湖北停留期間，領導人每天吃什麼?

在世人看來，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應是美酒佳餚、山珍海味，十盤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實，主席的生活十分儉樸。 平時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 年 5 月，主席到武漢時，隨行人員就特別囑咐“不要弄肉給主席吃。要不，主席會發脾氣的。”原來，當時國家面臨經濟困難，主席給自己訂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 吃糧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裡，主席有 7 個月不吃一塊豬肉， 有時工作一天只吃一盤馬齒莧或菠菜之類。

有一次，廚師心裡實在過不得，靈機一動做了一道“素 菜湯”。他先將母雞清燉，然後取出雞肉，再將雞湯裡的油汁過濾乾淨，最後將青菜下進湯裡。主席吃飯時似乎有所醒悟，便詢問菜湯裡怎麼有雞湯味，廚師只能敷衍說是多放了 點味精。

毛主席還發明瞭一道“娃娃菜”，自己幾乎天天吃。所謂娃娃菜，其實就是蘿蔔苗的葉柄燒製而成，連農民都不吃， 因為它清苦粗糙。主席說，“我就是愛吃它的苦味。”而且還把這道菜推薦上了國宴。

1960 年，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設國宴招待朝鮮客人， 他向外賓介紹，“這道娃娃菜營養價值很高，中國皇帝也吃娃娃菜。蘿蔔在中藥書上有名位，叫地陽參，很補人哩……”

其實，主席說的“娃娃菜”，史料無從稽考，倒把在場的好多人逗笑了。後來，每次國宴，主席都沒有忘記娃娃菜。

周總理的十條家訓

周恩來和鄧穎超 1925 年結婚，但膝下沒有親生子女， 故此收養了三個乾女兒，所認的三個女兒(孫炳文之女孫維世、孫新世，弟弟周恩壽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來至親的朋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家過去失去聯絡的一些親戚來找的多了， 他們有的想託周恩來幫助辦一些事情，這讓周恩來很傷腦筋。同時，三個“女兒”在外面表現如何呢?在自己的親戚和相識的友人中，會不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去謀取一些違背原則的個人私利?為此，周恩來提出，要給大家立個規矩， 三個“女兒”都表示贊同。周恩來說：“這個規矩不光是給你們的，也是給我們周家所有親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 誰要不遵守你們也可幫我監督。”“你們每個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於隨時提醒自己。以後我們周家的親戚朋友來了， 也要發一份給他們。”

這十條家訓是：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我， 只能在出差順路時來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 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

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係，不要炫耀 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過這十條家訓，周恩來對親屬提出了比他人更嚴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在內務部供職時，周恩來特地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要給周恩壽的幹部級別定低一點兒、工資向低標準靠。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 定級為行政五級，本無可非議，但周恩來仍要壓低一級，按 照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至於周恩來的侄輩周秉德、周秉健 等人在他生前沒有額外沾上一點兒的“光”。對於孫維世、孫新世這對烈士的女兒，周恩來對她們雖然關愛有加，但也 是嚴格要求，從不許她們有一點兒特殊。

多年以後，這位開國總理逝世，他的所有親屬，特別是鄧穎超都是嚴格遵守這十條家訓的。鄧穎超逝世後，有關報紙公佈了她生前所寫的一份遺囑，其中有兩條尤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 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館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二、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 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係，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 我也堅決支援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

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也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係 提任何要求和照顧。

修繕西花廳自我批評

有關部門趁周恩來外出，對西花廳舊房進行保護原建築物的修繕，把地面方磚改成地板，牆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還添了一些新的辦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來回京後指著房間裡的新添傢俱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出去。否則，我不進去!”事後，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對我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麼多的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麼好，群眾怎麼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麼影響?……”

病危中的吶喊

1975 年，江青一夥又借幾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

來潑汙水。9 月 20 日，北京 305 醫院做好了一切準備，周恩來將在這裡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找來一份材料，是他於 1972 年 6 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衊登載所謂“伍豪問題”的專題報告講話錄音稿。還讓鄧穎超將這個講話錄音整理成書面材料。手術前，周恩來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躺在手術架上強撐著病體，看了一遍稿子，用顫抖的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術室時，他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地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周恩來對邪惡勢力的控訴，他簽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間的重要檔案。

朱德的扁擔

1928 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就是敵人。

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 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

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 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朱德 21 年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

1956 年 9 月 17 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這是朱德身居高位時嚴格律己的基本準則，更是他貫徹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寫照。

1955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他堅決不要元帥

工資，直至他去世的 21 年間，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跟隨朱德多年的祕書郭仁後來回憶說：“委員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委員長逝世後大家才知道這件事。”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尤其是在擔任中央重要領導職務後，每頓飯也都是三菜一湯，三 盤菜是兩素一葷。早上洗臉也捨不得多放水，朱德總是對服務人員說：“要注意節約，節約一滴水、一分錢。自來水不是自來的，不能浪費。有錢不能亂花，要支援國家建設。”

平時，朱德穿的都是舊衣服，破了補上補丁繼續穿。連 床上的被褥和床單都是打著補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們和工作人員要給他換新的時，他總會說：“衣服被子只要整齊乾淨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 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 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接見外賓較多，考慮到國際影響，工作人員準備為他做兩套新衣服，好在參加外事活動時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錢省下來可以支援國家建設嘛!”後來經過各方面人員的共同勸說和動員，他才勉強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並且堅持自己出錢。

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家裡來往的客人多，虧欠了 50 多斤糧食，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雖然這是政策允許的，但朱德還是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不願意享受特殊照顧，不願意讓國家多為他花一分錢。最後，朱德堅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糧食”的辦法把虧欠的糧 食全部補了回來。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他還曾對孫輩們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後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裡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時間，每天睡眠時間很短，到了吃飯的時候，總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辦公室。他總是說：“我能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這樣可以為毛主席分擔一些工作， 年輕的同志也可以騰出手來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有一次，女兒朱敏勸他：“你是近 90 高齡的人了，這樣會吃不消的。”他認真地說：“人活著是為什麼?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時孩子們也勸說：“爺爺，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啊!”他總是說：“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時間很寶貴。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生死不顧，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劉少奇勤於學習被稱為“劉九書櫃”

劉少奇從小就喜歡讀書，由於他在家裡排行老九，所以 左鄰右舍都稱他“劉九書櫃”。

早年求學期間，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和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蕭勁光回憶說：“到了東方大學後，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他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閒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時候， 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

從蘇聯回國後，儘管他長期鬥爭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連天的烽火前線，對於讀書學習他一刻也不放鬆，他有句名言：“沒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 年底，正值抗日戰爭處於非常艱難的時期，一次新四軍支隊司令張愛萍去看望劉少奇，當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他進屋一看，劉少奇正在微弱的燭光下專心致志地讀書，順眼望去，“書頁上畫了好些紅的藍的圈圈點點，有的上面還批了字”。

即便是病休期間，劉少奇也不放鬆學習讀書。有一次， 劉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覺得這正是讀書的好機會，於是 在從北京動身時，就把厚厚的幾本范文瀾著的《中國通史簡 編》塞進了行李包。劉少奇對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沒什麼興 趣，整天在屋裡埋頭攻讀。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時坐

著讀書，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動也不動，進入一種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結束時，幾大本的《中國通史簡編》讀完了。 以這種“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來讀書，是劉少奇終身堅持的一種生活狀態。

鄧小平的“家書”

家書最能體現家風，但是我們好像很少見過鄧小平的家書，那麼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走近鄧小平的“家書”，看看鄧小平到底寫了些啥。

與父母：扔了兩個反封建的“炸彈”

1920 年 7 月，16 歲的鄧小平懷抱“工業救國”的理想， 離開了家鄉廣安，赴法勤工儉學。

初到法國，鄧小平頻繁與家人通訊，講述自己學習、生活情況。後來，鄧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並在執委會做宣傳幹事，編輯《赤光》雜誌。他既是雜誌的

“油印博士”，也親自操筆寫作辯論文章，宣傳共產主義思想。鄧小平還把《赤光》寄回家，將革命的火種傳播給萬里 之外的家人。

隨著革命實踐活動的深入，鄧小平的思想發生變化，他 的家書也讓保守的家人吃驚起來。據他的弟弟鄧墾說，後來鄧小平給家裡寫過一封長信，扔下了兩個“炸彈”：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參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據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寫的《自傳》中回憶：自己一歲時候，父母做主 給他訂了一門娃娃親，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後，接連寫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請求退婚。“不兩月後，父親的回信到了，大罵我這種行為是不孝，是大逆，並且說：‘倘故意違拗，家

庭與汝從此脫離關係任其所為可也。’”收到父親的信後，鄧小平再次回信，執意退婚，家裡只好預設。後來鄧小平的娃 娃親物件唐氏由鄧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鄧家女兒的身份出嫁 了。

1925 年底，由於鄧小平從事共產主義運動，受到法國警方追捕而輾轉奔走，就無法與家人聯絡了，及至莫斯科，與家裡“簡直沒有通訊了”。1927 年回國後從事地下工作，幾次與叛徒、國民黨追捕隊擦肩而過，鄧小平養成了把事情記在腦子裡、不隨便留下字條的習慣。在嚴峻的革命形勢下， 他不再使用本名“鄧希賢”，而是改名“鄧小平”，自然也不能再與家人聯絡。早年鄧小平的家書也因為時間遷移、戰亂頻仍，都沒有儲存下來。

與妻子：“我讓祕書寫個底稿，印上幾十份”

1939 年 8 月，時任 129 師政委的鄧小平從太行山赴延安

開會，通過戰友的介紹認識了卓琳，並於 9 月與卓琳結了婚。當時很多革命夫婦都是丈夫去根據地、妻子留在延安，

但卓琳認為這樣不像個結婚的樣子，要求隨軍，跟著鄧小平到了前線。戰爭形勢下，這對新人無法廝守，常常是鄧小平 在 129 師師部，卓琳在八路軍總部，只有鄧小平偶爾回來開會才能見上一面。鄧小平沉默寡言，不愛說話。快言快語的 卓琳很不適應，而且兩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就 提出想讓鄧小平給她寫寫信，說說每天做了什麼。務實的鄧

小平不解風情，說：好，我讓祕書寫個底稿，印上幾十份， 每月寄給你一份吧。卓琳一聽，寫信的事只好作罷。

後來他們有了孩子。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場到 解放戰爭，從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鄧小平到一個新的 地方，卓琳就帶著孩子趕到那裡。始終生活在一起，也就不需要家書了。

2014 年，鄧小平誕辰 110 週年時，鄧小平家鄉四川廣安新建的鄧小平緬懷館公開展出了鄧小平寫給卓琳的一張字條，是一封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家書”：

已批准我們同小孩們同住，在原處。孩子們是否全回， 須同他們商量。幾天後才動，注意祕密。你既可見到孩子們， 就不急於出院，把別的病也治一治。

沒有抬頭沒有落款，這是 1976 年 6 月，鄧小平移住在東交民巷時給在 301 醫院住院的卓琳寫的一張小紙條。寥寥數語，只有瞭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才能體會其間的欣喜、寬慰。 當時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並撤銷了一切職務，轉移到東交民巷 17 號的老宅子裡，這既是一種政治處理，也是保護措施。原本卓琳也被帶來住在一起，但她眼病復發，十分嚴重， 無奈之下住進了 301。鄧小平孤身一人，每天只能在屋裡轉圈散步。6 月份，鄧小平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一個人太孤單，想回去和孩子們住。兩個星期後，這個請求得到了批准。可以回去住，就意味著人身安全無憂，意味著與家人不再音訊隔絕。鄧小平十分高興，偷偷地給老伴遞了這張紙條。 這是鄧小平和卓琳一生中為數不多的筆紙往來，風雨飄搖與境遇沉浮中，愛人與家庭的溫暖支撐著鄧小平度過了人 生的最低潮。這些溫暖也是鄧小平堅持真理、披荊斬棘的助 力。

“文革”期間，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甚至下落不明， 鄧小平也沒給子女寫過家書，以至於他們說：我們從小到大從未見過父親寫信。鮮為人知的是，他寫過十多封為子女求助的信。

有的信是為孩子們的生活操心。大女兒鄧林出生在抗日戰爭時期，從小營養不良，老生病，當時還沒有結婚。鄧小平做了長期在江西生活的打算，因此提出讓鄧林離父母近一些，以便照顧她。在給中央寫信匯報情況的時候，鄧小平說： 鄧林即將畢業， 希望將她分配到靠我們近些的地方工作(1970 年 2 月 9 日的信)。

最令鄧小平牽掛的是大兒子鄧樸方，為此他寫了好幾封信。“文革”初，鄧樸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殘，此後一直沒有得到合適的治療。鄧小平十分擔心，他寫信請求中央能讓自己照顧兒子，說：“我們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丟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慮，覺得還是把鄧樸方接到我們住地，同我們一塊生活較好。”(1971 年 2 月 3 日的信)此時鄧小平已接近 70 高齡，卓琳也快 60 歲了，照顧一個癱瘓的兒子其艱難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堅定地請求“把鄧樸方送來南昌”。 當年鄧小平寫下這些信，子女們並不知情。2004 年鄧小平誕辰 100 週年時，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展出了部分信件，鄧樸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跡，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沒有離開。後來他充滿深情地說：“可憐天下父母心啊。”是啊，還有什麼能比“父母心”更能概括鄧小平的這些 家書呢?與孫輩：“你們要學點本事為國家作貢獻”

鄧小平始終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一個普通人，他曾說過：“國家發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裡鄧小平和常人一樣喜歡和孫輩們在一起，他自己曾不無幽默地說：“以後如果評獎的話，評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爺爺，我可以得這個獎。”愛孩子，卻從不驕縱孩子，鄧小平常常帶著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勵他們鍛鍊好身體，並激勵他們 掌握知識，在實踐中鍛鍊成長。

之前有人說，1993 年初鄧小平給晚輩寫了一封信。實際上，這是一次談話，沒有寫信，透露出鄧小平對晚輩殷切的希望。

那天，鄧小平把孫子孫女們聚在一起，邊聊邊說：“對中國的責任，我已經交卷了，就看你們的了。”他回憶起自己

在法國的經歷，然後說：“我十六歲時還沒有你們的文化水平，沒有你們那麼多的現代知識，是靠自己學，在實際工作 中學，自己鍛煉出來的，十六七歲就上臺演講。”

陳雲對家人實行“三不準”

當下的一些貪腐案例顯示，不少貪官背後有個貪婪的老婆， 或者坑爹的子女。

如何避免權力濫用在親屬身上?共和國早期領導人之一的陳雲，對家人實行“三不準”的故事，給所有領導幹部 做了生動的表率。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時任東北局黨組織重要領導職務的陳雲，就向親屬子女提出了極為嚴格的“約法三章”：不準隨便進出他的辦公室;不準翻看、接觸只供他閱讀的檔案、 材料;不準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車。

對於陳雲的“三不準”要求，他的親屬子女幾十年如一日，一絲不苟地認真執行。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雲的愛人于若木在中央財政經濟委 員會工作，上下班和陳雲走的是同一路線，儘管順路，但她 一直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從沒有搭乘過陳雲的小汽車。

他的女兒陳偉華在 1977 年國家恢復大學聯考後，從農村考進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國家人事部工作。 考慮到教學一線教師緊缺，她在陳雲的鼓勵下毅然放棄

了國家機關的工作崗位，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當一

名普通的中學教師，直至退休。陳偉華棄政從教的事蹟成為 當時教育界的美談，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陳偉華憶稱，“文革”期間，父親被下放到江西，在那裡待了 2 年 7 個月，“一家 7 口人分散於全國各地，後來姊

姊曾到江西給父親做飯，照顧他的生活 10 個月”。爸爸對姊姊說，“你在我這兒 10 個月，沒有給國家幹事，是為了照顧我，你不能拿國家的工資”。讓姊姊把這 10 個月的工資全部退給了單位。

陳雲寫信要求停發接濟費

1952 年 11 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 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幹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於 12 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 不必客氣。以後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 1952

年 10 月 27 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 任的陳雲。

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雲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並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

不料，一個月後，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於上月 27 日寄去一信，請於 12 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

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並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祕書室”，時間是 11 月28 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雲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雲本人的意思。

原來，陳雲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儘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雲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雲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 又沒有收入來源，陳雲便託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 年 4 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 6 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後，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任弼時大喊陳獨秀

1927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佈：“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後竟失態地衝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麼?”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後會勝利的!”

彭德懷摘畫像

1949 年 10 月 1 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嶽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著走著， 忽然在沸騰的人流裡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衝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著畫像遊行的人。抬畫像的群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幹什麼?!”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著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著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

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著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夥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著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後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 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徵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彭德懷的“特權”

1940 年 4 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 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麵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

“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麵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麵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麵條給了傷病員。

劉伯承獨創“重疊待伏”戰法同一山溝兩次殲滅日軍

1937 年 10 月，日軍佔領河北石家莊後，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 路軍 129 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

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迴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餘人在 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於 10 月 26 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 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 在步兵 200 餘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 300 多人，繳獲騾馬 300 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 10 餘人。

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儘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製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 隔了一天後，於同一地點再次設伏。

28 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 100 餘騎兵和 300 餘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 時許，早已隱蔽於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後，各種武器一齊 開火。日寇被擊斃百餘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

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讚歎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蹟”，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後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不做“紅牆裡的貴族

有一天，劉伯承帶著子女去參觀中山陵，到了那裡才知 道園區因故不能接待參觀者。劉伯承正準備返回時，中山陵 的負責幹部趕來邀請他們進入參觀，但他一口回絕。回家的路上，劉伯承對子女說：“爸爸雖然是個高階幹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 事，不能搞特殊化。”

劉伯承還對子女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十分支援。他經常說，“幹部子弟生活優裕，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

1964 年，劉伯承的小女兒劉彌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學院讀書，適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開展，大學生需到農村參 加 8 個月的“社教”活動。劉伯承知道後非常支援劉彌群參加，並語重心長地對她說：“下農村是好事，不要讓人說我們是‘紅牆裡的貴族’。”

　　聶榮臻力排萬難帶領科技大軍造出導彈原子彈

1960 年 8 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幹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

兩個月後，我國將發射自己仿製的 P-2 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 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瞭解測試情況。

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製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

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後，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後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程序。

1962 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製成功，但3 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

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後，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於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葉挺將軍寧肯餓肚子也不吃嗟來之食

皖南事變後，葉挺同志被蔣介石羈囚於第六戰區長官司 令部所在地——恩施。

葉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間，國民黨反動派軟硬兼施。一面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派特務以“勤務兵”名義進行監視; 一面不斷指示達官要人，前來遊說勸降。葉挺同志大義凜然， 予以痛斥：“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是時，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湖北省主席陳誠為了“軟化”葉挺同志， 曾親以“老同學”之名，饋送奇缺之物，葉挺同志皆拒之不受。

陳誠沒辦法，只能來硬的，從生活上折磨葉挺同志，日給兩餐，且為發黴之包穀與糙米。郊區雜草叢生，蚊蟲成陣， 連破舊蚊帳也不給予，迫使葉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瘧，睜眼等天明”(葉挺同志在恩施所賦詩句)。但葉挺同志始終不為所屈，常以“寧肯餓肚子，也不吃嗟來之食”自勵。在艱苦環境中，他帶領獨生女開荒種地，飼養豬、兔、雞、鴨， 以己之汗水改善生活，沒有為五斗米而折斷自己硬朗郎的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也沒有趨炎附勢，而是抬頭挺胸做一個真正的人。

先行者李大釗：以青春之我 建立青春之國家

一襲長袍，兩撇黑鬚，目光深邃，態度從容——臨刑前， 他慷慨激昂：“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

這是革命先驅李大釗，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後的形象。漫 漫長夜中，他高擎火炬，在舊中國最早播下了馬克思

主義的火種。他將短暫的一生，全部傾注到建立“青春中國” 的革命偉業中，併為之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北京香山萬安公墓李大釗烈士陵園中，淡青色花崗石紀念碑上這樣鐫刻著：“李大釗同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在為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範。”

1889 年 10 月 29 日，李大釗生於河北樂亭縣。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 年畢業後東渡日本留學， 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 年李大釗回國後，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積極投身於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彼時的中國，正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仁人志士都在思 索，中華民族的路在哪裡?中國人民的明天在哪裡?

“人生的最高理想，在於求達真理。”1917 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苦苦探求中國未來道路的李大釗備受鼓 舞和啟發。

位於樂亭縣大黑坨村的李大釗故居中，有一把淡黃色的陳舊藤椅。這把藤椅是李大釗犧牲後，他的夫人趙紉蘭從北 京運回故鄉的。

在這把藤椅上，李大釗寫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著名文章和演說，闡述十月革命的意義，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表達著他在國家危亡之際的求索與吶喊。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又在這把藤椅 上，寫出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成為我國第一篇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

“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在李大釗故居管理處主任吳瑞彬看來，李大釗的這句話，可以作為他一生的註腳，“李大釗短暫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有一顆強烈的 愛國之心，他要為這個國家找出一條強國救亡之路”。

在宣傳十月革命的過程中，李大釗迅速從一個愛國的民 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此，他開始了“以青 春之我，建立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的人 生實踐。

1920 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秋，他又領導建立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積極推動建立全國範圍的共產黨組織。1921 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從此 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李大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一直到被北洋軍閥祕密逮捕直至行刑，李大釗的內心都有一種強大的動力，使他不懼死亡，安然若素。在監獄時， 李大釗曾和家人見過最後一面，他的女兒李星華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他臉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著。他的心被一種偉大的力量佔據著。”

這種“偉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釗對革命事業的信心，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1927 年4月 28 日臨刑前，他對其他 19 位革命者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必將得到光輝的勝利”“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釗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財產。他生前每月收入 240 銀元，大多用於黨組織的活動經費和資助青年學生。為了不讓李家斷炊，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囑咐會計科每月從李大釗的工資中拿出 50 塊大洋，直接交給他的夫人。在他去世後， 家裡的財產僅有1塊大洋。但他又留給後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 程……”不久前的一個上午，在李大釗故居中，來自天津市 鐵路運輸法院的23名法官、幹警正在重溫入黨誓言。政治處主任朱健告訴記者，此次參加重溫入黨宣誓的是近年來單位新進的大學生，目的就是繼承烈士的遺志，保持共產黨的 初心。

一名在李大釗紀念館參觀的黨員說，95 年過去了，先驅大釗前僕，成千上萬共產黨員後繼。大釗先生的精神，有後 來者傳承;大釗先生強國富民的期盼，有後來者完成!

高瞻遠矚：瞿秋白起草《檔案處置辦法》

中央檔案館內，珍藏著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瞿秋白 1931 年的一份手稿——《檔案處置辦法》。起草該文

件4年後，年僅 36 歲的瞿秋白慷慨就義。這份中共最早的關於檔案檔案管理的規定，對黨的歷史文獻的管理儲存發揮 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

這份《檔案處置辦法》共7條，規定了檔案分類整理、編目、留存、銷燬的原則與方法，資料的收集、保管等內容。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寫了一條“總注：如可能， 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二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瞿秋白特別在“將來”兩字旁打了著重圈點，表明他在起草檔案時對革命前途充滿必勝信心。

1899 年1月 29 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1917 年秋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北京愛國學生運動。1920 年秋，瞿秋白以記者身份赴蘇俄實地採訪，兩年時間裡，撰寫了數十篇通訊和著作，以自己的親見親聞，客觀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的真實狀況。1921 年5月，他在莫斯科經張太雷介紹，加入聯共(布) 黨組織，1922 年 2 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3 年1月回國後，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主編和《嚮導》編輯，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1923 年6月 15 日，《新青年》季刊創刊號首次發表了他譯配的中文版《國際歌》，法文“國際”採用音譯“英德納雄納爾”，一直沿用到今天。同年7月，他和鄧中夏等一起籌辦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這所國共合辦的大學，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走過了短暫又輝煌的一生。

1927 年“八七會議”後，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常委，主持黨中央工作。1928 年6月 18 日至7月

11 日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和周恩來等主持了大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六大結束 後，瞿秋白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 年8月回到上海，隨後再次主持黨中央工作。1931 年1月，在被王明錯誤打擊、解除中央領導職務後，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蔘加 領導文委和左聯的工作，並翻譯列寧著作，與魯迅建立了深 厚的友誼。魯迅曾書贈瞿秋白聯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 世當以同懷視之。

隨著上海地下鬥爭日益殘酷，1930 年 4 月《中共中央對祕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強調：由於環境惡劣，各機 關不宜儲存檔案，凡是“不需要的檔案，必須隨時送至檔案 保管處儲存”。1930 年 9 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檔案保管處已經集中了 20 餘箱檔案、資料，中國共產黨第一座祕密檔案庫就此建立(黨內習慣稱之為“中央文庫”)。

1931 年初，周恩來到中央祕書處視察工作並查用檔案。在視察中發現該處內儲藏的檔案、資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 當即指出“檔案材料應分條理細，進行分類整理”，並對陪同的中央祕書處負責人說：“在檔案整理方面，你們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談談，請他給寫一個檔案處理辦法。”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個比較系統的《檔案處置辦法》。

起草過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對所有檔案“切記註明年 月日，愈詳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團體的機關報，需全份保管者，應妥善置於“只有至多兩人知道的地方，同時當然要是不甚費錢的地方”，並“把歷年來的機關報上之論文，編一本分類目錄(並在每篇註明寫作的日期)”。

見到起草件後，周恩來批示“試辦下，看可否便當”。這一《檔案處置辦法》成為中共第一個檔案檔案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庫最先執行。《辦法》的實施使得大量珍貴的黨史檔案資料得以儲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934 年2月，瞿秋白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中央紅軍長征後，他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1935 年 2 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敵人得知他的身份後，採取各種手段利誘勸降，都被他凜然拒絕。6月 18 日，他坦然走向刑場， 沿途唱著《國際歌》《紅軍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到達刑場後，盤膝坐在草坪上，飲彈灑血，慷慨就義。

1950 年 12 月 31 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高度讚揚他說：“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裡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儲存下來的思想， 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像瞿秋白這樣勤于思考、善於總 結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們表現出的高瞻遠矚、對革命勝 利的堅定信心，對後來的革命和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值得我們欽佩和敬仰。

　　宋慶齡入黨的曲折歷程

198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緊急會議上， 討論通過接收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並就此發出了

《關於接收宋慶齡同志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的決定》。引人注目的是，在這份《決定》中，中共中央稱宋慶齡此前曾經“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那麼，宋慶齡究竟是何時要求加入共產黨，又為何長期沒有解決加入組織的問題呢?

新中國成立後兩次提出入黨，宋慶齡對中國共產黨的嚮往，來自她多年對共產黨的敬 仰。1950 年 3 月，宋慶齡第一次給中共中央寫信，談到她

20 世紀 30 年代在上海與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人的交往， 同時也表達了多年嚮往加入共產黨的心情。這封信被視為宋慶齡首次向中共中央表達加入組織的願望。中共中央在收到宋慶齡的信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研究，從當時黨的最高利益考慮，暫未作明確答覆。

1952 年 10 月，宋慶齡認為前信請求入黨的意思並未表達清楚，於是決定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坦率地談到了希望加 入中國共產黨的意願。毛澤東對宋慶齡懇切入黨的兩次來信甚為感動，決定找宋慶齡談一次。

他對宋慶齡真誠地表示：“慶齡同志，你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經是我和中國共產黨敬愛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光榮。因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夠格的。在革命戰爭的時期，實際上你已經是我黨優秀的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們黨內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卻很合適。我在黨內已經說了：黨的高階幹部都要向宋慶齡同志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指沈鈞儒)還要大， 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宋慶齡入黨的問題就這樣暫時被擱置下來。

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國際會議

1957 年 4 月 28 日，宋慶齡向當時正在上海的劉少奇當面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劉少奇回京後就宋慶齡要求 入黨一事，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作了彙報。政治局對此也 相當重視，並就此事進行了討論研究。

中央領導同志對宋慶齡的入黨要求都給予讚揚與肯定， 特別是毛澤東對此事更為認真。他知道這是宋慶齡新中國成立後提出的第三次鄭重申請了。中共中央對宋慶齡靠近中國共產黨的多年夙願歷來持積極歡迎的態度，雖然一時不能吸收她入黨，卻早就把宋慶齡視若黨的一員。此次討論宋慶齡的入黨問題，多數政治局委員傾向於吸收她入黨。然而在權

衡宋慶齡入黨對黨的事業得失之後，毛澤東則更傾向於宋慶 齡繼續留在黨外。這樣更加便於宋慶齡為黨工作。

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達成一致意見後，毛澤東委 派劉少奇和周恩來一起前往上海，向宋慶齡傳達中共中央的意見。劉少奇向宋慶齡通報了中央政治局討論她入黨問題的經過後說：“黨中央認真討論了你的入黨要求。從現在的情況看，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雖然 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 以參與。”宋慶齡聽完劉少奇代表中央傳達的意見後，對中共中央讓她暫時留在黨外的意見表示理解和接受。

1957 年 10 月底，中央決定組成一個重要代表團前往莫

斯科，參加當年 11 月 7 日舉行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 40 週年的紀念活動。毛澤東提名宋慶齡為代表團主要成員。這 個代表團由毛澤東任團長，宋慶齡為副團長。宋慶齡雖然是 非黨人士，但毛澤東的刻意安排已經表明中國共產黨始終把 宋慶齡當成自己同志看待。

生命最後一刻被接收為中共正式黨員

1981 年春，88 歲高齡的宋慶齡被確診患上了慢性白血病。中共中央十分關心她的病情。看到宋慶齡病重，王光美專程前往中南海求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談到了宋慶齡多次要求入黨的問題，並詢問說：“如果宋副委員長現在仍然要求入黨，中央是否會批准?”胡耀邦當即表示：

“如果她現在還有要求，中央一定會給予考慮。”王光美在得到中央的意見後，再次探望宋慶齡。她握住宋慶齡的手說：

“ 我記得您曾經提出過入黨， 不知現在是否還有這一想法?”病中的宋慶齡對王光美點了點頭，表示她同意入黨。 王光美又問了三遍，已不能說話的宋慶齡接連點了三次頭。 王光美當即在宋家要通了胡耀邦的電話，把宋慶齡的意見如實向中央作了報告。5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作出接收宋慶齡為正式黨員的決議。

5 月 29 日晚 8 時 18 分，宋慶齡在京溘然長逝。宋慶齡的追悼大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宋慶齡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實現了她長時 期來的夙願。這是宋慶齡同志的光榮，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光 榮……”

董必武為六角錢寫檢討

1941 年，由於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 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乾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 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釐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後，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 並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嫌夫人帽子買貴董必武作自我批評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住進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蓮芝怕他年歲大了，受不得風寒，就將自己在延安大生產中勞動所得而積攢下的錢給他買了一頂帽子。董必武問花了多少錢。何蓮芝怕他嫌貴，就騙他說只花了二三十元錢。過了些 時日，董老又向何蓮芝問起這頂帽子的價格。

何蓮芝依然沒有改口說：“你怎麼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搖了搖頭說："你呀，騙我還說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說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裡沿的標價。

何蓮芝頓時就鬧了個大紅臉，原來，何蓮芝買帽子時， 沒有注意到帽子裡還有標價。

之後，董必武在開黨員生活會的時候，還專門拿這個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評，並寫了一個橫幅掛在自己的書房裡：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性習於儉，儉以養廉。”

不為一臺照相機搞特殊

1954 年，董必武率領黨政代表團去東歐訪問。臨行時，

他 15 歲的兒子對隨行的工作人員說想要一臺照相機。這位同志出國後和使館的同事聊天時順便提到了這件事，使館的同事當真給買了一臺。回國後，董必武見孩子擺弄照相機才知道這件事，並叫祕書立即帶上照相機和相當於照相機市價的錢款到外交部去作檢討，請外交部決定留照相機還是留錢款。外交部的同志深知老董的脾氣，知道他一貫公私分明， 就留下了照相機。

李先念借馬幫助老百姓娶老婆

1939 年起，李先念率領部隊挺進豫鄂邊區，孤懸敵後， 開闢抗日根據地。李先念深受當地百姓愛戴，從一件小事中可見到他是如何走近群眾的。

有一年冬天，本來是大喜的日子，但是大悟縣白果樹灣 的一家老百姓卻犯了難。這天寒風凜冽，村裡的路面已被凍成“玻璃”，異常光滑，迎親的隊伍根本無法抬著花轎在上面行走，老百姓一時都犯了愁。

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裡傳開了，村裡的軍隊士兵和老百 姓聊得很熱，但是大家都一籌莫展。眼看迎親的時間就要到 了，村裡的人只能乾焦急。

“就讓新娘親自走上門咯。”士兵們和老百姓開起了玩笑。顯然，這是“不合禮數”的，農民們雖然平時在衣食住 行方面不講究，但真要到了這種重要的節日他們可不敢有半 點馬虎，畢竟這是“面子和裡子的問題”。

不經意間，這個笑話傳到了李先念的耳朵裡，他馬上脫口而出：“這有什麼難，就騎我的馬，風風光光多氣派，就這麼辦!”

當時村裡只有李先念擁有一匹棗紅馬，這是組織專門配備給首長的戰馬，村民們和士兵們想都不敢想去碰首長的馬，但是李先念一再堅持：“我們打仗不就是為了老百姓嗎!”當士兵把這個訊息告訴迎親的老百姓時，大家都樂得合不攏嘴，禁不住感嘆道：“這樣的首長打心眼裡為老百姓，不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一心想著為老百姓解決問題，就連這樣的小事也替老百姓著想。”

李先念下連隊檢查工作自稱是通訊員

1943 年的一天，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到 43 團一連去檢查工作，正巧趕上連裡開飯。為了不打擾戰士們，他就徑直走進火房，要求炊事員給點飯吃。也是湊巧，這個炊事員是個剛入伍的新兵，還沒有見過李師長的面，而站在面前的這個人風塵樸樸，洗得發白的灰軍裝上還打著幾個補釘， 於是就問他是那個連的，李師長嘿嘿一笑說：“我是通訊員。”

這個炊事員一聽就火了：“通訊員只能到營部去吃，連這個規矩都不懂?去，去，我這裡是按人派的飯。”

“糟!遇上鐵面包公，看來要餓肚子了。”李師長心裡這麼想，卻並不生氣，反倒笑著說：“你這個規矩自然是要遵守的，可營部的飯吃光了。哎，下不為例，少給點吃的可不可以?”

炊事員見此真是感到為難，正搓著兩手不知如何是好， 李師長的警衛員林喜來找來了：“哎呀，師……”又是巧得很，這個炊事員與林喜來是同鄉，不等他下面的話說出來就忙迎上去說;“是喜來!你來辦麼事?”

林喜來對師長歉意地一笑說：“我來護送首長。”

“首長?哪個首長?”

“李師長唄!”

這個炊事員一聽可大吃一驚，呆呆地望著李師長。林喜來也是一驚：“怎麼，你還不認識……”

李師長忙打斷他的話，哈哈大笑：“小林呀，你這位老鄉好狠囉!硬是不給我飯吃。”

李師長的說笑聲驚動了連裡的幹部戰士，大家呼喊著

“師長”擁進了伙房。“好狠”的炊事員這才如夢初醒，忙擦擦頭上的汗向師長賠禮道歉。李師長親切地拍著他的肩膀說：“執行規章制度就是要‘心狠’，就是要堅決嘛。好，好!看來我這個通訊員還不如你呀!”

　　李先念無懼“降六級”

1937 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後，先後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

一天，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麼意 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六級，許多西路軍幹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

“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伕、馬伕，也要在我 們黨和部隊裡幹下去。”

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 麓的窯洞裡，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

“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黃克誠不怕拉下臉

1980 年 1 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 400 元。事後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後，並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鬥情誼，其實不然。

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裡，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後楊 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 400 元補上飯錢。並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王樹聲大將住平房去世

60 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裡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後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後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後，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箇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裡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後，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 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裡，一住就是 18 年， 直到他長辭人世。

開國少將肖永正規定面前人人平等

1935 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 紅軍戰士揹著一隻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麼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麼，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隊下山後，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幹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揹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樑斌三次辭官的故事

樑斌從 1948 年底到 1952 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 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 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裡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後第一張報紙

《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 等巨集篇鉅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樑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 一位功勳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

樑斌第一次辭官是 1952 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 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鉅著《紅旗譜》。隨後，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

第二次辭官，是樑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 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

第三次辭官，是樑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 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

後來樑老終於如願，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 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賀炳炎探親“三辭劉專員”

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 年 11 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

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 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 一家去住。

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

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

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 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

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儘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麼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

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幹什麼?你去，我還要僱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餓倒在糧食挑子旁的糧草官

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 24 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 多斤，徒步 300 多里路，運糧到正在鬆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

運糧隊頭一天走了 120 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糰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飢餓難忍。於是，隊長 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

“住手!”剛檢視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裡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麼多的米，把鍋裡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裡挖野菜。這日晚飯，大夥吃了一頓野菜稀飯。

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 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 什麼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 連點頭。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飢，不吃或 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

第三天午後，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鬆口，只聽“咚”地 一聲有人倒地，大夥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

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檢視，一眼就認 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後，問：“可運，你怎麼啦?”

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 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 5 個菜糰子，他捨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 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

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胡錫奎與一個數字的故事

6 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

小鄭是宣傳部幹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幹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裡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 2993 個據點’有什麼根據嗎?”

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 本雜誌上抄來的，有根據。

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 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 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

鄭幹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

此事傳開後，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幹部中引起了

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 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紮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後的小鄭，

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 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王樹聲搬家

建國後，王樹聲就任總軍械部部長，按照規定有關部門打算給他修建一套裝置齊全、裝修較好的住房。但王樹聲謝絕了。他堅持不建單獨小院、樓房，只建一般平房。這樣， 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狹窄低矮的平房裡。

總軍械部撤銷後，他到軍事科學院工作，組織上決定為他另覓地方，建造新居。開始，找的房址在玉淵潭附近，風景宜人。老將軍一眼看中，正待說定，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幾處民房，即問礙不礙事。規劃人員說，如果要在這裡建房， 就動員那幾戶人家搬遷。王樹聲思忖片刻，擺手說：“還是算了吧，憑什麼要攆人家老百姓!”

後來規劃人員在故宮筒子河畔找到一處明清時期古建宅院，當時無人居住，就請王樹聲過目。王樹聲覺得很不錯， 便問“這麼好的地方，為什麼沒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員說， 這原是西藏某上層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長選中這個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樹聲一聽， 連連搖頭說：“不妥，不妥，少數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佔，這是民族政策，他現在不住，以後還是會把他請回來的。再說這是古建築，破壞不得的，麻煩你們再選一處看看吧。”

又過了一陣子，規劃人員在北京飯店西邊找到一處無人

居住的四合院。王樹聲一看比較滿意，但一問，這原是某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王樹聲斷然說：“算啦，算啦，怎麼好

占人家民主黨派的機關呢。”陪同人員說他們早被紅衛兵趕跑了。“那是胡鬧!”王樹聲眉頭一鎖道：“民主黨派關係到我黨的統一政策，我怎麼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們遲早會回 來的。”

就這樣，王樹聲一家仍住在原來簡陋、低矮的平房裡， 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去世。

何耀榜司令為戰鬥拒絕高位截肢保守治療

何耀榜同志是鄂東軍區的副司令員，身負重傷，特別是 雙腳感染潰爛，如不及時治療，將會危及生命。

10 月 13 日，六縱衛生部人員看了何司令的傷情後，頓時一個個嚴肅起來，霎時間，大家都沉默不語，空氣彷彿凝固了。良久，還是所長王子豐首先打破沉靜，緩緩堅決地說：

“事不宜遲，必須立即施行高位截肢手術”。何司令從同志們的表情上已經看出自己的病情不尋常，但一想到今後的戰鬥，沒有腿，可怎麼辦?於是以探詢的口氣說：“能否不截肢，保守治療?”“只有截肢，且只有在膝蓋上部截肢，治療才有把握。”醫生們耐心解釋著，他們多麼理解司令此時此刻的心情呀，對於一個馳騁沙場，與敵人浴血奮戰的戰將 來說，有什麼比一雙健全的腳重要呢?可眼下何司令的傷情 太嚴重了，不截不行啊!

“要截肢，必須在膝蓋以下。”何司令以不容置辯的口氣說。“你們講的道理我懂，不過，鋸掉膝蓋以後，我連馬都不能騎，還怎麼指揮打仗呢?同志，請想想辦法吧，倘若手術真的失敗了，我毫無怨言!”這是多麼高尚的精神，多麼偉大的人格啊!

王新亭將軍的家規

1963 年的一天，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上將王新亭同志，偕同夫人田維新到北京飯店參加一個為外國軍 事代表團舉行的招待會。

當王新亭夫婦談笑風生地和大家握手的時候，一個青年軍官走到田維新面前舉手敬禮：“媽媽，您好!”人們同時一驚。

大家不約而同地看看那年輕軍官和田維新同志，又不無 疑惑地望望王新亭將軍。其中的一個負責同志正要開口詢問王副總長，王新亭將軍右手一揮，笑著說：“進去吧，時候到了。”

人們疑惑不解，似乎在問：“王嶽生的父親不是總參的參謀王進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王新亭和田維新有 6 個孩子，其中就有 5 個參了軍，為了叫他們丟掉高幹子弟這根柺杖和大紅傘，經受一個 普通戰士應有的鍛鍊，還是在大兒參軍之前王將軍就和田維新商量立了一條家規——“子女從軍紀律”：孩子入伍填表時，在直系親屬一欄中只准寫：“父親，王進，總參謀部參謀”，入伍後不許透漏父母親真實姓名和職務，否則就是違反紀律、破壞家規。

以後，他們的 5 個孩子先後在南京、北京、二炮等部隊服役，個個都嚴守了這條家規，因此和他們一道共事多年的 戰友，誰也不知道他們就是王新亭將軍的子女。

劉華清力勸弟弟在家種田

在劉華清將軍的故鄉湖北大悟縣呂王鎮劉家院子，還有他的一個親弟弟劉梅清在家務農。據 78 歲高齡的陳文清老人回憶說，家人每次去看望劉華清，他總會給家人一點路費， 但絕不多給錢。有時，家人和他談及安排工作、找關係、要錢之類的話題時，將軍總會很不高興，且絕不會辦理。

有一年，老縣長黃世鵬和劉梅清拉家常，說：“你家老三當這麼大的幹部，你怎麼還在家種田?”劉梅清說，1947 年，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時，劉華清回家吃了頓午飯， 這是他投身革命後第一次還鄉。臨走時，劉梅清想跟三哥一起走。劉華清說，“弟兄四個，就你身體最好，希望你在家把田種好。你留在村裡有田種，有活幹，不是很好嗎?”就因為這句話，劉梅清守著老屋當農民。後來，劉梅清為自己的事去找哥哥，都被拒絕，便當了一輩子農民。

黃世鵬說，劉華清做事很講原則，他沒有因為“虧待” 弟弟而照顧子侄輩，劉梅清的一個兒子還是因為參軍轉業， 才得以到國稅系統工作。

劉華清上將為何兩次“走後門”

劉華清上將被譽為中國的“現代海軍之父”和“中國航母之父”，他身為高階領導幹部，居然也曾找人“走後門”。一次是找國務院副總理。他的家鄉在湖北省大悟縣，這

次“走後門”就是為家鄉說話。國家計劃修京珠高速公路時， 地方希望高速路過大悟，以帶動老區經濟發展。劉華清認為這個想法十分合理，也符合國家有關扶助老區發展的政策， 於是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寫信反映情況，他這次

“走後門”如願以償，給家鄉人民送了一個“大禮包”。 還有一次是找中央有關部門。這次“走後門”還是為家

鄉說話。大悟縣磷礦資源豐富，1983 年，大悟縣向省裡和中央建議建磷銨廠，並將這個意圖向劉華清彙報。劉華清覺得建議很合理，於是向中央有關部門建議，後來國家計委派人到現場調查研究，批准了這個專案，這次“走後門”，他又一舉成功，給家鄉人民送了一個“聚寶盆”。

心繫革命老區，不忘家鄉父老，這就是劉華清的赤子情 懷、平民本色。

　　王必成將軍下部隊的“罷宴風波”

王必成將軍作戰機智勇敢，帶兵號令如山，令敵聞風喪膽。抗戰時期，所部新四軍一支隊二團，被江南百姓稱為" 老虎團"，他本人被稱為“王老虎”。解放戰爭時期，率華野六縱在孟良崮全殲蔣介石“王牌御林軍”整編七十四師，擊斃敵名將張靈甫，聞名全軍。和平時期，本色不變，以對黨的事業的赤誠忠實，對工作的勤懇紮實，對戰友的忠厚朴實， 在人們心中留下了一個鐵骨柔情的英雄形象。

王必成將軍吃飯喜歡一人獨餐，一桌一椅，一碗乾飯， 兩碟小菜。很少與家人共餐，幾十年如一日。他下部隊視察， 凡擺酒宴的，均嚴詞拒絕。直到宴席撤去，他才上席;宴不撤，決不上席。他下部隊經常會上演“罷宴風波”。從不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作出的決定，言必信，行必果。

宛希先堅決跟著毛委員幹革命

秋收起義部隊在萍鄉蘆溪遭遇敵人的包圍，盧德銘在突圍戰中不幸壯烈犧牲，部隊減員較大。1927 年 9 月 29 日，

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起義部隊剩下不到 1000 人，又因總指揮的不幸犧牲，餘灑度等人不斷散佈流言蜚語，隊伍裡籠罩著失敗主義的悲觀情緒，部分幹部士兵徘徊動搖，有的開小差，有的想回家。起義部隊再次面臨分崩離析的險境。 這時，宛希先果敢地站出來，協助毛澤東瞭解和分析部隊的思想動態，有針對性地做好士兵特別是幹部的思想工作，保持部隊穩定。

在毛澤東主持的前委會上，宛希先和其他前委圍坐在毛澤東身旁，熱烈討論了三灣改編的許多問題。會議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實行軍隊內的民主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關係。第二天，三灣村前，毛澤東向全體官兵宣佈了前委的決定，然後宣佈“願留則留、願走則走”，回家的每人發五塊錢路費。毛澤東的話剛剛講完，宛希先第一個站到毛委員身邊，帶頭舉起右臂，高呼“堅決跟著毛委員幹革命” 等口號。在宛希先的鼓動下，一大批戰士爭先恐後地站到前面，願意跟著毛委員，“堅決革命到底”的口號此起彼伏。在這種氣氛感染下，一些想回家的戰士也紛紛表示願意留

下，只有少數人離開了部隊。30 多年後，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感慨地說：“宛希先是革命的追隨者。”

王巨集坤將軍覺得自己不行

王巨集坤上將系王樹聲大將堂弟。從容大度，打起仗來足智多謀。他從小沒進過學堂，紅四方軍長征到達延安後，他 為了能學文化，先後兩次求毛澤東為他寫介紹信深造，主席也先後兩次親自為他向紅軍大學和中央黨校寫推薦信。在中央黨校，他學到了很多終身受益的東西，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他越學越知自已的不足。

1937 年，中央擬定他去鄂豫邊組建新四軍五師，由他任師長。他對自己進行全面分析，感到自己文化水平還是很低， 要獨立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實在困難。他向康生提出，還是回一二九師當三八五旅旅長好，不能讓自已影響了革命工作。並求康生向主席求情。幾天後，王巨集坤接到中央通知， 毛主席批准他的要求，另派李先念去了鄂豫邊組建新四軍五師。

1950 年 4 月，王巨集坤接到命令，調他任海軍副司令員， 一下子提了一大格，而且要他速到北京任職。王巨集坤發呆了： 海軍是新兵種，高科技、現代化裝備的部隊，指揮官的水平要求高，自己的水平能勝任嗎?他求李先念向毛主席申請降級，李先念勸他還是去上任，不要讓主席為這點小事操心， 邊學邊幹，能勝任的。王巨集坤去北京上任後，又暗中讓人向

毛主席提出，他當不好海軍副司令，下基層幹什麼都行。毛主席在一個有王巨集坤在場的會上特意說：“不少同志覺得適應不了革命需要，難以勝任工作，我就不明白，難道這些人 還不想法建設好自己的國家，建設好軍隊，讓帝國主義及蔣介石來笑話我們無用嗎?邊學邊幹，幹要幹好，任何人不是萬能的，都是幹中學來的。”主席的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王巨集坤聽了很受教育，這之後他才安心在海軍工作，深入鑽 研，為新中國的海軍初創立下了汗馬功勞。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後抽調了 120 多名幹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 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

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 到時聽取專門彙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

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 一條主幹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

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 5000 餘里，掌

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 84 個大小風口， 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洩洪圖。

胡耀邦不做“過路神仙”

1963 年 5 月間，胡耀邦帶領地委工作隊到瀏陽農村做社會調查，到達瀏陽後，立刻就召開了“四查四幫”運動動員大會。會後，胡耀邦到了官渡區的沿溪公社聯盟大隊調查， 召集部分農民開座談會。會上一些農民反映大隊長張啟流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並且有經濟上“四不清”的表現，進而懷疑此人經濟上也有問題。胡耀邦便在這個大隊住了一晚，想親自把張啟流的問題查個水落石出，但第二天他因突然另有急事要去處理，於是留下兩名工作人員後就匆匆走了。

張啟流得知胡耀邦要調查他的問題，但這位大隊書記不以為然，放風說，胡耀邦是過路幹部，湘潭地區這麼大，十個縣，走一遍都來不及，不可能管到一個小小生產隊，今天來明天肯定走，我不怕他。他得意洋洋地對群眾說：“你們想告倒我麼?哼，別高興得太早，上面來的人都是‘過路神仙’——歇歇腳就走了!”然而，張啟流怎麼也沒料到，兩天後胡耀邦又回到了聯盟大隊。他聽說張啟流大放厥詞和洋洋得意的情形後，哈哈大笑地對群眾說：“好傢伙，好傢伙，真有意思!”接著，他又對彭仲先等陪同的幹部說：“我就不當‘過路神仙’，我住下來，不走了，不查清問題，不收兵!”胡耀邦一住就是一個多星期，徹底查清了大隊部的經濟賬和

存在的經濟問題。他對張啟流進行了嚴肅批評教育，又本著 實事求是和教育挽救的原則，合情合理地對張啟流作出了處理。

五位戰士渡烏江

1935 年元旦，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耿飈化裝到烏江江邊偵察，他剛剛接到強渡烏江的任務。

烏江素以天險著稱，為遵義的天然屏障。江面寬約 250

米，深不可測。水流湍急，水溫僅有 10 度，對岸敵人密佈崗哨，工事堅固。這麼寬的江面，如沒有渡河工具，渡過幾乎不可能。二師立即趕製竹筏，同時挑選出習於水性的 18 個戰士，準備派他們游水過江，以擾亂敵人的警戒，掩護後續部隊強渡。

第二天 9 時左右，18 人中的 8 個勇士，每人各備駁殼槍一支，奮然躍入江中，帶著架設懸橋的繩索，向對岸游去。 江寬水急，人雖遊至對岸，可繩索怎麼也拉不過江。只得以竹筏強渡，竹筏至中流時被敵擊沉，強渡無功而返。當夜， 又組織第二次強渡，將單層竹筏改為雙層竹筏。4 只竹筏同時強渡，3 只被江流阻回岸邊。三連連長毛正華的第二筏劃至江中後也沒有了訊息。

第二天，強渡繼續進行，當竹筏劃至中流，只見從敵人工事下的石崖裡，跳出幾個人來，向著敵人一陣猛烈掃射， 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落荒而逃，我們的竹筏這才順利地登了岸。這些接應的人是誰呢?

原來，毛連長於 2 日晚偷渡時，率戰鬥員 4 人登第二筏， 這個竹筏不知怎樣竟然靠了彼岸。在他們登了岸後，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卻都不見來人。這種情況下，5 位戰士只能圍坐在一堆，在烏江邊石崖下過了一夜。

第一批強渡的十幾個戰士與毛連長等會合了，在佔領了敵軍的崗哨陣地後，繼續向敵人仰攻，接連幾個手榴彈，在 輕機槍掩護下，刺刀用上去了，敵人陣地被徹底奪取了，一 個排死傷過半，其餘的倉皇逃竄。因此，天險的烏江，就這 樣的被突破了。

六隻木船過金沙

當紅軍到達金沙江畔後，根據中革軍委的指示，兵分三 路搶渡金沙江：一路以一軍團為左縱隊，以龍街渡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軍團為右縱隊，以洪門渡為渡江方向;三路以 軍委縱隊和五軍團為中央縱隊，以皎平渡為渡江方向。三路 人馬均以最強的急行軍速度，趕往各自的渡口。一軍團和三軍團各自趕到龍街渡和洪門渡，都因沒有渡河工具，而被阻 在金沙江畔。

這樣，紅軍全軍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的中央縱隊 身上。

劉伯承率領中央縱隊幹部團三營化裝成國民黨軍，乘守敵疏於防備的情況下，弄到了兩隻船，當即就把一排人送過江。過江後才知道，川軍在皎平渡並沒嚴加設防，僅有一個收稅哨卡。當紅軍戰士衝進哨卡時，從酣睡中驚醒的川軍官兵還以為是神兵天降。紅軍戰士很快就找到川軍的 4 只船，

連同原先的兩隻船，現在已經有了 6 只船。

不久，紅軍千軍萬馬靠著這 6 只木船渡過天險金沙江。當時是如何迅速而有序地過江的呢?陳雲曾回憶說：

“一切渡河部隊均須聽命於渡河司令部。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擔數，並標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

只得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伕外，尚有一司令員，船中秩序必須聽命於這個司令員。”紅軍的組織能力，除表現於組織秩序外，還與極好地組織船伕密切相關。船伕第一天只有

18 人，後來增加至 27 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於紅軍渡河司令部除派黨的幹部進行宣傳工作外，並優給工資。當時每天日夜工資大洋 5 元。工人“日夜進食六次，每次殺豬。而共黨指揮渡河之人員，則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渡河以後，除工資外，各給船伕大洋 30 元，因此船伕對紅軍頗有好感，很多人因此參加了紅軍。

　　在休整中擴軍

紅一軍團突破敵人封鎖線後，來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 在這裡休整了一天。

這裡是當時粵漢鐵路的必經之地，鐵路剛剛在這裡開工，聚有許多來此打工的湖南農民。他們住的是用松樹搭成的窩棚，一棚要住 20 人上下。他們來此是因為家鄉遭受天災，原指望來此掙點工錢回去養家餬口，可工頭卻從來不發工資，遇有生災害病，工人們飽受煎熬，一些體質虛弱的人， 已經奄奄一息。

紅軍看到這批湖南農民，立即救濟他們，給他們發放穀米和豬肉，併發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還給他們發了路費。在紅軍的感召下，工人們三五成群地來到部隊， 紛紛要求參加革命隊伍。一些年紀大的工人為不能參加紅軍而嘆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參加紅軍，跟著你們一道走。”他們說：“我活到這樣大的年紀，從沒有看到這樣好的隊伍，從沒有看到這樣真正為老百姓謀利益的隊伍，你們一定要成功啊!”

對於參加紅軍的新戰士，紅軍將士都親切和藹地招待他 們。一大群衣衫襤褸的工人，一下子就成為穿上軍裝的新戰 士了。

第二天，部隊繼續前進，隊伍人數增加了數百人。

　　坐筐過繩橋會師

1935 年 6 月 14 日，中央紅軍一部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鎮會師。紅三軍團擔負中央交予的維護交通、與紅四方 面軍會師的任務。彭德懷親自率領十一團來到維古村。

這是個依傍高山、面臨大河的村莊。河上的橋已被敵人破壞，隔河而望，紅四方面軍的隊伍正向這邊走來。雙方雖是面貌可辨，可使盡力氣喊話，對方仍是聽不清楚。急中生智，他們互擲石頭，在石頭上纏上字條，相約在這裡架設懸 橋。聽說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橋，彭德懷又來到以念。這裡 的繩橋也受到破壞，上下兩條繩，只剩一條，河的對面就是紅四方面軍，雙方仍然沿用維古的方法，向對岸擲石頭。

十餘分鐘以後，接到這樣的一個字條：“我是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之一部到達了”，“我們是三軍團之一部，在此迎接你們。”雖然取得了聯絡，但雙方依然不能講話，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著。

就在為難之際，紅軍戰士在河岸的樹林中找到了。於是四方面軍的一個戰士坐在筐子裡將筐子拴在繩子上，從河對 岸慢慢地蕩過來了。接下來便是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個又一個地渡過來。雙方終於會師成功。

兩天後，維古的懸橋經紅軍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共同努 力，終於架設成功了。

紅軍女戰士“接受檢查”

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翻越岷山，到達甘肅宕昌哈達鋪。 部隊進入宿營地之後，所有小販都向紅軍部隊圍攏過來。為避免買賣擁擠，各部紅軍戰士都只派出採買員去購買 東西，而且買賣用現大洋。群眾覺得紅軍說話和氣，買賣又公平，這樣多的人馬一點不嘈雜，都感到有點驚奇。

在這裡更有意思的是幾位漢族、回族農婦對於紅軍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戰士產生了興趣，她們覺得這些女戰士言語行動明明是女子，但細看她們穿著戎裝、麻鞋，又纏上綁腿， 配著手槍，雄赳赳地又引起她們懷疑。於是幾個農婦格外親熱地拉著一個女同志向他們家裡跑，因為她們對女戰士是男是女還抱一點懷疑態度，所以向女戰士“實行檢查”。紅軍女戰士當時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譁然一笑，然而那些“執行檢查”的農婦們則更進一步“親熱”，請那些紅色女戰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來了都請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請女客)。女同志不僅被請上炕，而且被農婦請吃了晚飯。

一般的戰士們雖然沒有農婦請吃晚飯，但各個伙食單位都買到了羊肉和白麵、鹽、油，與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 數月不嘗鹽油之味的情形比較起來，簡直就像“困於囚籠之鳥兒，一旦逃脫而翱翔空中一樣”。

紅軍經過短暫的休整，由此繼續向陝北行進，由於宣傳 北上抗日的主張，由於秋毫無犯的紀律，沿途都受到群眾的 歡迎。

爬雪山過草地——信念與意志的考驗

在毛澤東詩句中，這一縷山脈有個詩化的名字，叫千里 岷山。實際上，它北起甘肅岷縣，南至四川茂縣，南北貫穿達 500 多公里，四川境內主要為岷山的中段和南段，是岷山的主體。

就在這群山附近，紅軍遇到了長征以來最為艱難的道路：雪山和草地。紅軍三大主力在數次過雪山草地期間，非戰鬥減員至少在萬人以上。死亡最多的，是擔架員和炊事員。 擔架員不願意丟下那些在戰鬥中負傷的紅軍戰友，炊事員揹著做飯的大鍋和儘可能多的食物，很多炊事員在雪山頂上坐下，就永遠不能再站起來了。

爬雪山過草地的紅軍，身體消耗已經到了最大限度，無法空腹前行，飢腸轆轆的紅軍開始打量起自己身上唯一可吃的東西。在 13 集團軍某紅軍團 4 連的榮譽室裡，有一張黑白照片格外醒目，照片裡僅有一條被截去一段的老式牛皮皮 帶，皮帶背面烙有“長征記”3 個字。這條皮帶的主人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紅軍戰士——紅四方面軍 31 軍 93 師 274 團 8 連周廣才。

國家博物館珍藏的兩條皮帶也見證了紅軍過草地時的艱苦卓絕。它們就是任弼時和周廣才長征過草地時吃剩的皮

帶。1935 年 11 月，任弼時與賀龍等率紅二、紅六軍團開始長征。紅二方面軍過草地時所遇到的困難是巨大的。此時， 紅四方面軍剛過草地，糧食難以徵集，野草也被採完，許多戰士因為飢餓昏倒在草地上。吃什麼呢?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況下，任弼時想到了吃皮帶。他和警衛員拿小刀將皮帶切成若干段，然後再將其燒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 3 小段。雖然味道難聞，但他卻風趣地稱之為“吃煮牛肉”。走出草地後，他將吃剩的皮帶一直儲存著，以作留念。1938 年，任弼時從山西太行山區返回延安時，將這條皮帶交給了警衛員李少清儲存。後來，李少清又將其捐贈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這半條皮帶至今仍儲存著用刀分割後的痕跡。

延安故事

一、“捱罵”之後

1941 年 6 月 3 日，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徵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突然風雨大作，一個響雷擊斷了禮堂的一根木柱，坐在 柱子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觸電身亡。當天，延安 一位農民飼養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

噩耗傳開後，人們一時議論紛紛。這位失去驢子的農民 也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

中央保衛部門的人聽說後，認為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 很快就逮捕了這個“竟敢如此咒罵毛主席”的農民，打算進行追查，並公開處理。

毛澤東知道此事後，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他說：

“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 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 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毛澤東在延安還說過：“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

系，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裡可以沒有魚，魚可是永 遠也離不開水啊!”並要求保衛部門立即把這個農民送回家。 從民怨罵聲中，毛澤東進行了深刻反思，舉一反三查詢

問題。通過深入調查，他發現確實公糧徵得太多，加重了人 民的負擔。毛澤東下決心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陝甘寧邊 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一道，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進工作。1941 年

11 月 18 日，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在中央領導下，陝甘寧邊區帶頭行動，先後進行 了 3 次精簡，在減輕人民負擔、減少消費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二、“最高原則”

抗戰初期，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來到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其中相當數量的人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於新黨員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各不相同，目的和動機也不盡相同，導致黨記憶體在著諸多不正確的思想認識。對於他們的教育，他們自身的修養和鍛鍊，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劉少奇對黨員幹部的作風和修養非常重視。有一次他遇到一個為爭待遇、爭個人榮譽而糾纏不休的人。劉少奇滿懷感觸地說，所謂大公無私、秉公、奉公等等的意思，就是要求在考慮和處理問題時，不要把個人的利益摻雜進去，不要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擺在第一位。

帶著對加強共產黨員修養問題的思考，劉少奇夜以繼日地學習和寫作，在艱苦的條件下寫出了《共產黨員的修養》 演講提綱和部分初稿。1939 年 7 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就加強黨員修養問題作專題輔導報告，在此基礎上整理形成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一次全面闡述了共產黨員在理想信念、思想理論、道德品質、組織觀念、 工作作風等方面的修養問題。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寫道：“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應該首先想到黨的整體利益，都要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 把個人問題、個人利益擺在服從的地位。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這是我們黨員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劉少奇用這一“最高原則”去教育別人，也時刻嚴格要求自己，“把自己鍛鍊成為一個忠誠純潔的進步的模範黨員和幹部”。

三、“三用”大衣

這件翻領、有腰帶可繫結的深褐色皮大衣靜靜地陳列在延安革命紀念館中，它的主人是周恩來。這件製作精良的大衣，在革命戰爭年代，功能遠遠超出了簡單的避寒與美觀， 被稱為“三用”大衣，彰顯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艱苦創業、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

1940 年，周恩來將這件皮大衣從蘇聯帶回，在延安時期一直隨身攜帶，時常穿著。1946 年，周恩來就是穿著這件皮大衣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在會上迫使蔣介石簽訂了《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 確定了民主改革的總方向，見證了黨的統一戰線的勝利。

1947 年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轉戰陝北，途中，周恩來夏天把大衣作雨衣來擋雨，晚上將大衣作被子來保暖，冬天再讓大衣迴歸“本色”來禦寒，“三用”大衣之名由此得來。

1949 年“進京趕考”後，皮大衣結束了它陪伴主人征戰南北的任務，周恩來先把它送給鄧穎超穿到 1956 年，後又交給衛士長成元功儲存。1964 年 8 月 5 日，這件跟隨周恩來24 年的皮大衣終於完成使命，贈送給了延安革命紀念館，並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周恩來的這件“三用”大衣，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艱苦樸素的革命精神和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

四、“傷痕累累”的毛毯

這條毛毯，原本的棗紅色早已褪去鮮亮，顯現出歲月的 滄桑，大大小小的補丁如同皺紋爬滿全身。這條曾三易其主的毛毯，見證了長征等中國重大革命歷史事件，更體現了老一輩共產黨人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

這條毛毯起初的主人是寧都起義領導人之一董振堂。

1931 年，時任中革軍委主席的朱德來到董振堂所在的中國工農紅軍第 5 軍團看望慰問官兵，慰問結束要離開時，天上飄起了雪花，董振堂見朱德衣衫單薄，便將自己的毛毯送給他 取暖。

1934 年 10 月，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這條毛毯一路陪伴著朱德翻雪山、過草地，直到紅軍勝利會師。紅軍到達陝 北後，朱德見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日理萬機，在寒冷的屋裡常常要通宵達旦地工作，便將自己一直隨身攜帶的毛毯送給他禦寒。

1937 年 4 月，周恩來把這條毛毯作靠墊，從延安乘卡車赴西安與國民黨談判，途中遭遇了國民黨部隊的襲擊。周恩來在指揮部隊還擊與轉移時，仍不忘叮囑警衛員一定要把毛毯收好。脫險後，毛毯身上留下了十餘處“傷痕”，周恩來見後立即派人去織補店修補。

抗日戰爭爆發後，朱德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奔赴前線前，周恩來趕來為朱德送行，並將這條仔細織補好的毛毯送還給他，說這條毛毯又能禦寒，又能防身。朱德欣然收下，帶著它又開始征戰南北。期間因火燒和磨損， 毛毯再添新“傷”，但經反覆縫補，毛毯始終伴他左右。

朱德這條綴滿補丁的毛毯，是他一生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生動寫照，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黨的十八大以來，“八項規定”出臺，“三嚴三實”等專題教育開展，是對老一輩共產黨人形成的黨的優良生活作風的繼承與弘揚，

有助於遏制“四風”反彈，建設清廉政治，促進黨的作風建 設全面深化。

　　五、黨的“駱駝”

任弼時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之一，在其 46 年的人生歲月裡，他披肝瀝膽、鞠躬盡瘁。葉劍英稱“他是 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 較”。

敢於同錯誤思想作鬥爭，是我黨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任弼時在黨內之所以長期受到普遍敬重，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勇於同各種不良傾向作鬥爭。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緊急關頭，他挺身而出，與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作堅決鬥爭。 紅軍長征路上，他和朱德、賀龍、劉伯承等一起與張國燾分裂紅軍行為作堅決的鬥爭，挽救了紅軍主力。

1938 年2 月回到延安後，為了排除王明錯誤路線的干擾，任弼時受中央委派赴蘇聯向共產國際說明情況。1937 年 11 月王明回到延安後，以“國際路線”代表自居，對中共中央 的工作橫加指責，反對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抗日戰爭方針，對統一戰線政策提出批評，認為中國的抗戰要依靠以蔣 介石為首的國民黨。1938 年 4 月 14 日，任弼時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主席團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

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報告，他的發言生動、翔實，說服了大多數委員。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強調“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對當時共產國際表態支援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6 月 11 日，主席團做出了《關於中國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 從政治上肯定和支援了中共中央。此後，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約請任弼時、王稼祥談話，明確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從組織上支援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任弼時出色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給的任務，有力地排除了王明錯誤路線的嚴重干擾。

解放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

“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從一千餘華里的戰線上，衝破敵陣，橫渡長江……”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撰寫的訊息《人 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再現了 1949 年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渡江作戰。

“戰鬥打響後，從江南岸往北看，仍是一片漆黑，但如 果從江北往南岸看，就可以看見無數只小紅燈在閃爍，非常壯觀。”徐法全當年是 27 軍的一名偵察排長，回憶渡江時的景況，他仍然激動。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軍隊總兵力已 經下降至 200 餘萬人。蔣介石以為他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固若金湯，天塹長江難以逾越。

在宜昌至上海間 1800 餘公里的長江沿線，蔣介石部署了 115 個師約 70 萬人。國民黨海軍海防第二艦隊和江防艦隊 100 多艘艦艇日夜沿江巡弋，空軍4個大隊隨時待命。

1948 年 12 月 30 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 1949 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淮海戰役期間組成的總前委，被中央軍委賦予了渡江戰役的指揮權，第二、第三野戰軍各部隊，組成了東、中、西3個突擊集團。

1949 年4月 20 日，國民黨拒絕接受國共雙方代表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歷時 20 天的和談至此破裂。是日晚 11 時，解放軍中集團總指揮譚震林下達了“開始渡江”的命令。

僅一個晚上，中集團 30 萬大軍就全部過江。而此時，“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命令才通過收音機、報紙和傳單， 傳遍長江前線的每一個陣地。

21 日下午開始渡江的西集團，代價更小，第一批渡江的6 個兵團僅損失 10 人。

是日晚，東集團發起衝擊。僅用十幾分鍾，突擊隊就登 上了南岸。而作戰最緊張之時，江陰要塞的 3000 餘名國民黨官兵突然起義。

幾乎在江陰要塞起義的同時，林則徐侄孫、國民黨海軍 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領大小艦艇 30 餘艘，在長江下游南京東北4公里處的笆斗山江面起義。

徐法全說，蔣介石集團曾經想依靠長江阻止我軍前進。 他們說：長江自古天險，曹操、苻堅都渡不過來，何況共產黨?“可我們只用4天，就讓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成了‘豆腐渣工程’，百萬大軍勝利渡江。”

西柏坡：“趕考”永遠在路上

7月的西柏坡，遊人分外多。在西柏坡紀念館前的廣場上，“新中國從這裡走來”幾個大字格外醒目，遊客們爭相在這裡拍照留念。

位於河北省平山縣中部的西柏坡，是太行山東麓、滹沱 河北岸的一個小村莊。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工委來到平山縣，確定工委駐地以西柏坡為中心。1948 年 5 月，毛澤東等來到西柏坡，與中央工委會合。

從此，西柏坡便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也成為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中共中央在這裡領導瞭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指揮了震驚中外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在西柏坡廉政教育館有個“進京趕考”展點頗為引人。 這個展點利用幻影成像手法表現了毛澤東率領走過炮火硝煙的共產黨人，於 1949 年 3 月 23 日，從西柏坡意氣風發地“進京趕考”的歷史片段。

1949 年 3 月 23 日，黨中央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京。就在“進京趕考”十多天前，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描繪了新中國的巨集偉藍圖。

來到會議舊址，記者看到，記錄桌、座椅、作戰地圖等 物品都按原貌佈置。

西柏坡紀念館宣教部副主任劉曉曉告訴記者，當時，這個會場是一個“大夥房”。因為那時條件艱苦，中央把這個伙房臨時佈置成了會場。“中間是主席臺，兩邊的方桌是記錄桌。開會的時候，其他委員也是來得早的往前坐，來得晚就自動坐在後面，沒有固定的席位。可以說，這是捨棄了一 切形式的會議。”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為使全黨同志保持清醒的頭腦，接 受執政的新考驗，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和告誡。

“毛澤東分析了國內國際的複雜形勢，分析了勝利後我們黨內可能出現的驕傲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向全黨提出了‘兩個務必’。”西柏坡紀念館研究部主任康彥新說，“直到今天，‘兩個務必’仍是我們黨如何執政、如何執好政的重要法寶，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會後 10 天，黨中央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京，毛澤東說：

“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

“把赴京建立新中國比喻成‘趕考’，體現了黨在巨大的勝利面前，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同時，也體現了我們黨有 很強的憂患意識，很強的執政自信。”康彥新說，在當前，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趕考”永遠在路上。

“群眾路線永遠不過時”

　　——重溫淮海戰役支前故事

年近九十的魏玉華,跟許多革命年代出生的人一樣,說不出自己的生日,有時也想不起幾十年前親歷的苦難和榮耀。但她清楚地記得,68 年前與村民一起支援淮海戰役前線時熱火朝天的景象。

“俺一說要去支援前線,村民都來領任務,家家生活困難, 但分配任務時沒有一個提意見, 因為大家都歡喜解放軍。”魏玉華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她圓圓的臉上始終掛著微笑。

1947 年,魏玉華當上江蘇沭陽縣王劉村村長。一年後的冬天,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戰役爆發。熱心的她組織 2000 多名村民碾米磨面、趕做軍鞋,用小推車裝上四、五個麻袋,冒 著槍林彈雨,一趟一趟地推著往前線送。

老人的話語將記者帶回人民解放軍以 60 萬大軍戰勝國民黨 80 萬人馬的那段激情歲月。

在那66 個晝夜的戰火中,543 萬群眾奮勇支前,平均一名解放軍身後就有 9 名普通百姓“護航”。男女老少齊上陣,給解放軍送軍糧、送衣被、送武器、運傷員,僅小推車就動員了 88 萬輛,能從南京到北京排成兩行。

如今,位於徐州鳳凰山東麓上的淮海戰役紀念館,特地規劃出人民支前展廳,裡面的 512 件文物、照片等見證了廣大群眾支前行動中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記者在展廳一處看到,並非稀罕物品的“民工三件寶”

——狗皮、蓑衣、葫蘆瓢,記錄著軍民之間的魚水深情:狗皮取暖,但大多都被鋪在了傷員的身下;葫蘆瓢用來吃飯喝水, 但大多都給難以行路的傷員接過大小便;蓑衣防風防雨防雪, 但大多被蓋在了傷員身上。

紀念館編研文保處處長賈萍說,為了挖掘更多珍貴的紅色記憶,工作人員從兩年前開始對淮海戰役親歷者進行搶救性採訪,至今已採訪 200 多人。在做口述史之初,她一直充滿好奇——中國共產黨何以得到百姓如此擁護?

將散落田間的老百姓變成民工隊伍,靠的是黨的凝聚力。“在調研和採訪中我們發現,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嚴明, 對百姓態度友好。黨的性質和作風讓百姓有公平、幸福的感受,看得到進步的力量,百姓才會相信,跟著黨,有奔頭。”賈萍說。

在魏玉華看來,百姓跟黨親,是因為黨時時處處為百姓做榜樣、謀出路。“沒有當兵的受苦,哪來今天的生活”。

在她的記憶中,戰爭年代的解放軍跟老百姓親如家人, 村子裡的解放軍經常主動幫助百姓幹農活、收拾院子,當百姓從鍋裡給他們拿大餅、紅芋時,他們總說不要。

“部隊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吃人東西,不拿人東 西,給了錢才肯要。”老人提高嗓子說。

紀念館館長蔣越鋒認為,用淮海戰役中“小推車”精神來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很有必要,這對於如今黨的各級幹部把黨的政策變為自身和群眾的行動、加強黨的思想和作風建設, 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 歷史證明, 黨要密切聯絡群眾, 群眾路線永遠不過時。”蔣越鋒說。

自覺維護群眾利益

中國共產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 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自覺維護群眾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的優勢 和傳統，也是一項重要紀律。

早在 1927 年秋收起義後，毛澤東帶領部隊向井岡山進發。在上山之前，正值當地紅薯收穫季節。由於有的戰士紀 律性不強，肚子餓了就順手偷吃老鄉的紅薯。毛澤東認為偷 吃一個紅薯事小，可損害群眾利益事大。於是，他立即召集 隊伍，鄭重宣佈了三大紀律：其中第二條就是“不拿老百姓 一個紅薯”。1928 年 4 月，毛澤東在總結井岡山革命鬥爭經驗時，又將“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這項紀律，修改為“不 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這是我們黨自覺維護群眾利益的早期規定和生動體現。

在革命戰爭年代，黨只有真正切實維護群眾利益，才能打破敵人圍追堵截，才能取得革命勝利。正如毛澤東所說：

“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他因此號召大家：“我們對於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 不能看輕。”

1945 年 6 月，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需要而鬥爭。”這是第一次將自覺維護群眾利益的思想正式寫入黨章。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始終銘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始終把自覺維護群眾利益作為一項嚴明的紀律，堅持不懈 地反對貪汙腐敗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脫離群眾的不良作 風，提倡黨員幹部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運用從群眾中來 到群眾中去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自覺維護群眾 利益。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從本質上說也是自覺維護群眾利益的體現。1979 年

3 月，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後來，他在 1992 年南方談話中提出，判斷社會主義各項工作正確與否的標準之一就是“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重申：“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十八大黨章規定：“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絡，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於群眾之上。”

這是黨章關於自覺維護群眾利益的最新表述。2015 年 10 月， 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違反群眾紀律的行為進行明確規定，並對違反相關規定的人員進行嚴肅處 理。這些都是我們黨嚴明自覺維護群眾利益這項紀律的生動鮮明體現。

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史

1925 年10 月蔡和森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925 年底至 1926 年初，他受邀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發展”的報告，後來由向警予等根據其筆記加以整理後在黨內流行，這是中共的第一部黨史。按蔡和森本人的總結，這部黨史“說明了黨產生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及黨的歷史使命和黨初期的工作”，“說明黨的政治狀況、勞動運動的發展及黨內部的政治生活狀況及一般的政治狀況”，“說明黨如何由小團體而形成大的政黨”。這部黨史開篇指出：“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們絕對不會把一個政黨的產生當作是腦筋中幻想出來的或是幾個學者塑造出來的。一個政黨的發生，必有其階級的、 政治的、經濟的背景的。”由此可見，蔡和森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黨史研究的，蔡和森不是就黨史說黨史，而是將其放置在中國近代歷史的框架中予以觀察分析，體現了他的理論追求與廣闊視野。

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

黨的一大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但黨的第一個章程是在 1922 年召開的二大通過的。二大通過的黨章共有六個部分，分別為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 附則。二大黨章將紀律單列一章，下有九款條文，佔整個黨章 29 款條文的三分之一多，可見黨在成立初期即很重視以紀律約束黨員行為。二大黨章規定“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又開列了八種開除黨員的情形，包括“言論行動有違背本黨宣言章程及大會各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無故聯續二次不到會”“無故聯續四個星期不為本黨服務”“洩露本黨祕密”等。

中國共產黨第一批制式黨旗

中共黨旗長期沒有統一樣式。今天我們參觀位於武漢的中共五大會址時，可以看到會堂正中懸掛著馬克思、列寧、孫中山的畫像，畫像右方懸掛中共黨旗，這面黨旗以紅色為底色，正中以黃色寫著 C.C.P 三個字母，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194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共黨旗式樣， 長寬為三與二之比，左角上有斧頭鐮刀，無五角星”，會議還委託中央辦公廳製作一批標準的黨旗分發給各主要機關懸掛，這是中共第一批制式黨旗。1945 年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了七大，會場上懸掛的黨旗左角上是錘頭鐮刀，與今天我們見到的黨旗基本相同。黨旗是黨的象徵和標誌，十六大黨章增加了對黨徽黨旗的規定，並單列為一章，這一做法沿用至今，十八大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各級組織和每一個黨員都要維護黨徽黨旗的尊嚴。要按照規定製作和使用黨徽黨旗。”

中國共產黨第一所黨校

1922 年 9 月，中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勝利，這是黨第一次獨立領導並取得完全勝利的工人鬥爭。在

1922 年 9 月至 1925 年 8 月這三年時間中，安源這個位於贛西萍鄉的煤礦小鎮一躍成為“中國的小莫斯科”。安源黨校是中共第一所黨校，它於 1924 年 12 月開學。開辦初期由安

源的黨組織與團組織各派 30 人進入黨校學習，劉少奇、汪澤楷等曾在黨校授課，學習課程包括政治經濟學原理、俄國共產黨史、國際青年運動等，黨的四大後又重點學習了四大 通過的各項決議。安源黨校的優秀畢業生還曾被派去蘇聯繼 續深造。安源黨校的歷史雖然不長，但對日後黨校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