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人生底片上的記憶作文

寫在人生底片上的記憶

趙炳庭

我出生在寧夏南部山區的一個小山村。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經過了“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留下了“先天不足”的烙印。歲月匆匆，往事悠悠，五十多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時間老人將許多老故事淡化得難尋蹤跡，唯有這些留在清貧歲月裡的歷史片段卻記憶猶新。

一

我的老家在西海固的一個鄉村，祖輩以土地為本，以農耕為生，讀書尚學者寥寥。我的祖父雖未讀過一天書，但他十分崇拜有學問的人，他常常用“敬惜字紙”來教育我們，不但要愛護書籍，而且要尊師重教，因此，到父親這一代，他要求子女不論是男女，都要讀書。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我們家一頂富農的帽子，讓父母大半輩子抬不起頭來。家境更是一貧如洗，靠父母掙工分養活一家七口人，生活的艱難自不必說，要讀書，是想也不敢去想的事，每當我看到別人家的孩子揹著書包上學，羨慕得要死。

在我該上學的年齡，考慮到家境太難，母親想著讓我幫助做家務活，父親卻極力反對，生怕影響我的前程。家境太難，沒錢供給，這也是實情。那時要省出幾毛錢來，都是很難的事。後來祖父發話了，祖父說，錢的事你們就不要管，我想辦法。母親看祖父的態度很堅決，再也沒說什麼。祖父那時已是70多歲的高齡老人，自己沒有一點積蓄，腿腳又不大靈便，哪有辦法弄點錢來。豈料，祖父將他年輕時拾掇的一副清代乾隆年間鑄造的青銅馬鐙賣了，算是給我湊足了學費。

那年，我虛齡七歲。父親親自送我去上學。說是學校，其實是由生產隊的一間舊倉庫改建的，土木結構，經歲月風雨的剝蝕，顯得非常破舊。窗櫺用舊報紙糊著，大都被寒風戳得七洞八孔，不住地顫慄，呻吟。

李鴻入老師是給我們教語文的，大約四十餘歲，身材不高，頭戴一頂褪了色的鴨舌帽;為人和藹且又有幽默感。我剛剛走進教室，坐在凳子上，李先生並沒有板著臉恫嚇我們，或強行讓我們認字、背書，而是搶先笑著給我們說出個謎語讓我們猜。這個謎語是：

看時圓來寫時方，人畜沒它不健康。

冬季短來夏季長，莊稼沒它不生長。

李先生將字面上的意思講了一遍，接著便讓我們猜猜謎底是什麼。我覺得很有意思，便搶先猜出了謎底：太陽。李先生親切地用手拍拍我的腦袋誇獎我。接著李先生又讓我們把這個像詩一樣的謎面齊聲朗讀幾遍，最後要求背誦。

此時我已感覺到那幾句像詩一樣的謎語很美，與一般的“野話”有很大的不同，若干年後我才明白：有美感、有文化含量的語言才是生動的。

此後，我對認字、讀書、背書再不感到恐懼和痛苦，而覺得這是一種享受。

在李先生的薰陶下，到了六年級我更加愛讀書了。他似乎給我的讀書生活打開了一扇心門，有陽光飄過。每當夜深人靜，四周一片沉寂，有個視窗的燈光總亮得最晚，那是我在燈下與書為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漫遊。

記得有一次，我隨母親去了幾十裡外的外婆家，在二舅的書櫥裡發現了一本用牛皮紙包著封面的《青春之歌》，說起來還真有些“竊書”之嫌，我將書偷偷揣在懷裡，只怕被二舅發現，就匆匆地連夜趕回家中，爬在窯洞的火炕上，藉著微弱的燈光讀了起來。“……她穿著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手裡捏著一條素白的手絹……”，“她綽約的風姿雖然依舊炫耀著青春的光彩，可是，從她堅定的步子，從她低沉的聲音，以及從她那帶著堅毅神情的眼裡，他深深地感到她已經離開了少女時代的幼稚和狂熱。”一個勇敢堅強、鮮活美麗的文學形象———林道靜，深深地潛入我的心裡。

第二天早晨起床，母親指著我被煤油燈燻黑的臉(那時村上還未通電，只能用煤油燈照明)和燒掉的頭髮，笑得前合後仰，自己卻渾然不知。就是那一次，書在我的眼前洞開了另一個世界，一個讓我痴迷的文學世界。

描紅寫字是國小生的基本功。給我們教書法的是王老師,我們每天都有毛筆大楷和小楷練習。大楷就是“寫仿”，在大楷本下墊一頁“引格子”，即寫好的毛筆字，學生在每頁白紙上仿照下面的字描畫，就是現在的“描紅”。我們的“引格子”都是王老師寫的。王老師不僅教我們寫毛筆字，他還收集了許多字帖讓我們看，給我們講他讀過的許多書法家的故事，引導我們發現漢字的美，激發我們寫字的興趣。

二

1970年9月,我考入馬建中學，在這裡，我有幸又遇到一位年輕的語文老師趙彤。他是河北保定人，武漢大學畢業後，響應黨的號召，放棄繁華的都市生活，自願報名作為支寧青年被分到馬建中學。

人的記憶確實具有篩選能力的。它篩下許多記不住的，必定留下許多應該記住的。那麼，這些牢牢記住的，便是彌足珍貴的。

第一次見到趙彤老師的印象雖經歷了40多個歲月的磨洗，卻依然清晰，如在眼前。

他大約三十來歲，臉瘦得有稜有角，鼻翼上架著一副瓶底一樣厚的眼鏡，顯得和藹安詳。睿智的目光，不時從“瓶底鏡”射出來，顯得嚴肅、威重。先生為人篤志學問，博覽群書，知識淵博，嘉言懿行，深受學生崇敬。但他發起脾氣來，還真讓人下不了臺。

一次語文課上，馬悅爬在課桌上睡覺，惹怒了先生，只見一根粉筆衝著馬悅扔了過去，射程不近不遠正中腦門心。從夢中驚醒的馬悅慌忙地站立起來，低聲說：“老師，我錯了!”只見先生拍著桌子，厲聲斥責道：“你要再上課睡覺，那就請你另求高明，我這棵枯樹容不下你這隻金鳳凰，下課給我留下來!”

先生雖然脾氣暴了點，但他的教學方式很特別，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先生上作文課。從朗讀作文、討論交流、教師點評到修改擴充套件，這種師生間的互動，讓我們這些“怕作文、一提起作文就心煩”的學生，從此甩掉了寫作包袱，能夠輕鬆地作文。

那是一節作文評講課。只見先生進課堂時，步伐輕快，裹著一縷清風，懷裡抱著一大摞作文字。他清了下嗓子，臉上漾滿笑意，說：“這節課是作文評講課。首先，我給大家讀一篇題為《元宵節的焰火》的文章，然後請同學們評論，說出優劣。”

聽著先生的朗讀，只見大家斂聲屏氣，沉入期間了。

這不是我的作文嗎?我的臉不由得發起燒來，我用餘光掃視教室，發現所有的目光投向我。

聽完朗讀，大家見仁見智，進入熱烈地探討交流階段。

“我特別喜歡文章的結尾：‘……看完焰火，人們陸續地離開了廣場，我也意猶未盡地向家裡走去，這時聽見一男子說：‘今天的焰火真絕了!’‘但願這火樹銀花的元宵佳節年年如此!’一女子迴應道。聽著這讚歎聲，我驕傲地笑了，笑他們為焰火叫絕，卻不曾看見那消防官兵用激情點燃生命中最美的火花;這色彩斑斕的火焰不是綻放在那茫茫夜空，而是在那硝煙瀰漫的滅火場上。!”

“我很喜歡這位同學的表現手法，他寫焰火沒去渲染它的絢麗多姿，卻著力描寫焰火架下的消防官兵那滅火的英雄場面。這種畫家繪畫常用的烘雲托月之法，運用於本文的寫作，即從側面著意描寫，以襯托、突出要表現的事物。如我們所學過的《陌上桑》中描寫羅敷的美麗，就運用了這種寫法。

“作者篇末點題，也就是老師給我們講過的散文中使用較多的“卒章顯志”法，在文章結尾時,用一兩句話就點明瞭中心、主題。恰當運用這種手法可以增加文章的深刻性、感染力和結構美,有“畫龍點睛”的藝術效果。”

……

課堂上，精彩紛呈、高潮迭起，有的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有的本色質樸、有條有理;有的溫文儒雅、處亂不驚;有的慷慨激昂、意氣風發。

最後，趙老師作點評：“這篇文章立意高遠，主題突出，組織材料的能力和表現手法老練，不落俗套……“

下課鈴聲響了，我還陶醉在評講作文之中。

三

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學校除了幾本很薄的課本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閱讀的了。公開的出版物，如《毛澤東選集》、《魯迅作品選》、《金光大道》、《西沙兒女》等，有趣無趣，似懂非懂，我都讀得津津有味。漸漸地，公開出版物已經不能滿足我的需求，地下的禁書開始走進我的視野，《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野火春風斗古城》等這些當時被列為禁書的，也成了我著意搜捕的獵物。 偶爾有同學從”廢品收購站“弄來幾本被”破四舊“查抄的書籍，我如獲至寶。因怕被別人看見，同學們只好搶著私下傳閱。

莫泊桑的《俊友》就是我那時偷讀的，儘管讀不太懂，但很喜歡書中軍官杜洛阿的形象：“高高的身材不胖不瘦，略顯火紅的天然栗色捲髮從頂門中央向兩側平分，配著一撮像是泡沫一般在嘴脣上捲起的髭鬚。”印象最深的是《牛虻》，看完偷偷給同桌講牛虻與瓊媽的愛情，我聲情並茂地朗誦著：“在你還是一個難看的小姑娘時，瓊媽，我就愛你。那時你穿著方格花布連衣裙，繫著一塊皺巴巴的圍脖，扎著一根辮子託在身後。我仍舊愛你。”我講得眉飛色舞，同桌聽得如痴如醉。那時的我，就像《莊子·秋水》中的河伯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或者說像一個乞丐看見了金黃的麵包，我開始了急切的、繁忙的閱讀。那段日子，我除了偷讀，還用攢下的零花錢買些廉價的紙，裁訂成本，就一個人悶在小屋裡抄書。

一天，同桌拿著一個封皮已經破爛的筆記本，是張揚的小說《第二次握手》，我剛看了一頁：“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門大街的一條小巷深處，一輛小轎車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車來，他叫蘇冠蘭……”就再也放不下了。丁潔瓊和蘇冠蘭幾十年纏綿悽婉的愛情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同桌再三叮囑，說只借三天，不能被別人看見。我說“行!”於是，我常常是通宵抄書。正值寒冬，手僵指硬，只好邊焐邊抄，誠如宋濂所說“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許多時候都因書中精彩的段子、驚心動魄的情節而激動、扼腕，而讚歎、唏噓，完全忘了抄寫所帶來的苦痛。而正是這些被稱為封資修的作品，正是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偷讀“和抄寫，進而贏得了老師對我作文的欣賞和肯定，也為我後來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

回憶是感受生命、感受生活的一種方式。

1977年的秋天剛剛到來，學校唯一的半導體收音機裡傳來將要恢復大學聯考的訊息，如同驚雷炸響，連空氣中都瀰漫著激動與希望。當時，雖然“文革”結束了，但極左思想還未完全消除，我仍然掙脫不了“家庭出身”令人窒息的陰影。我想，即使考出好成績，也很難錄取，何況當時貧困無著，把考學看得很輕，是否參加大學聯考還在猶豫之中。後來在父親的極力勸說之下，不得已我才到公社教育專幹處報了名。

1978年初，我接到了錄取到固原師範的一紙通知書。

固原師範有很多讓我終生難忘的恩師，他們的學術水平和道德修養在我心裡留下了無比深刻的記憶。歐陽端清是我的第一任語文老師，先生是湖南株州人，195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聽老先生的古代文選課，真是一種藝術享受。

先生說話略帶湖南口音，他有為人師者的良好風範，總是滿臉微笑，待人和藹熱情。永遠是不急不躁，溫文爾雅。我對先生講《陳情表》的印象特別深刻。不能忘記的是，在這堂課上，他讓一位同學站起來朗讀。此同學讀畢，只見他微微一笑後，竟大跨一步上前，手掌慢慢貼上胸口，動情地朗誦起來(準確地說應該是吟唱)：“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當他誦到“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時，聲音有些顫抖，眼眶似有淚花閃動。誦畢，教室寂靜，空氣似凝滯，繼而響起熱烈的掌聲。

據說老先生能把《左傳》倒背如流。老先生能在課堂上旁徵博引，左右逢源，其祕訣在於他的“背功”。讓我們這些在“文革”中度過了蒼白中學時代的學生驚喜不已，於是，學習起來便也更增力添趣。

李進才先生是我的第二任語文老師，又兼班主任。李先生個兒不高，虛胖，愛穿中山裝。他為人豁達、性格開朗，教學方式靈活，深得同學們的喜愛。

李先生講課激情奔湧、思維敏捷、很有生氣，他往往把學生帶入一種特定的氛圍和情境之中。

記得，有一次他教授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他不是在講課，而是在施展他的魔術。我們彷彿覺得萬物在周圍消失，只剩下沉寂的黑夜。在那暗無天日的黑夜中，他在艱難的呼吸，我們也感受到了窒息。然而從他那抑揚頓挫的聲音裡，我們卻又聽到了低沉的怒吼，不平的呼嘯;我們幾乎要像他一樣去揮動手臂，去砸碎段祺瑞的狗頭，去搖醒那些渾渾噩噩的沉睡者!然而，他又昂起了頭，眼睛裡射出火焰般的光芒，我們的心在跟著他歌頌：“真的猛士，敢於真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如果說語文課堂給了我一些善於探疑的思維的話，我想那是和李先生的教誨分不開的。先生講課不囿前人之說，廣引資料，探幽發微，細作考證，因而，或評文或論人或議事，常有獨到見解，多援例證，坦陳己見，獨成一家之言。

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句，淺顯易懂，老幼耳熟能詳，而他則於淺易處作深探究，得出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中的“臭”字應讀“xiù”，解釋為“氣味”(這裡指酒肉散發出的香味兒)，不能讀成“chòu”。他說：“ 如把‘酒肉臭’讀作‘chòu’，解釋為‘汙穢難聞的氣味’，顯然是註釋者忽略了古今詞義的差異，只是簡單化地以今推古。”

我那時就喜歡文學，喜歡詩歌，這顆種子就是在讀師範期間埋下的。

一次，校園壁報上抄了我寫的一首小詩，先生讀了，竟到教室找我，先是一番鼓勵，再是指出不足，讓我修改，並說：“你能悟出為什麼要這樣改，就是進步。”接著，他竟然又慢慢放聲讀起來，邊讀邊用手嘟嘟嘟地擊著桌子。讀畢，他說：“詩要講究韻律，上口才好。”我大受啟發、感動和鼓舞。聽著先生的教誨，如沐浴春風，彷彿一泓清泉從心田流過。

朱世忠先生也是一位頗具個性魅力的老師。

在給我們授課的先生中，朱先生算是最年輕的了。一頭茂密的捲髮，濃眉大眼，相貌英俊，舉止瀟灑，標準的美男子。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先生雖然給我們教授《語文基礎知識》，但在課堂上常給我們講一些文學創作中的體會，還廣徵博引，時不時地給我們讀他在報刊發表的一些文章。他常常告誡我們：“師範的學生，一定要多讀一點，多背一點，多寫一點。”後來，我才明白了，前兩個“一點”原來是為後一個“一點”提供強有力的支撐的。先生寫的雜文隨筆，字字珠璣，句句見工，幽默詼諧，趣味橫生，後來才知道先生當時已著稱於寧夏文壇。

先生是一個非常幽默的人，這種幽默首先是一種心態，不僅文學之生動有趣需要幽默，即使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同樣也需要幽默。每逢節日歲尾，學校總要開展一些文藝活動，朱先生是最熱心的參與者，常來做技術指導，還即興演出。 記得畢業聯歡晚會上，他給我們唱了一段陝西秦腔裡的“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低桌子、高板凳……全是木頭……”，讓人捧腹。聽他唱寧夏“花兒”，還真是一絕。高亢悠揚的旋律，婉轉悽楚的腔調，直逼那些專業的“花兒”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