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關於《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讀後感範文

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部著作的前言部分，作者詳細闡述了他的觀點。即中國曆代傳統政治有得有失，不可一語而談。以下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精選關於《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讀後感範文相關參考資料，提供參考，歡迎你的參閱。
 

錢穆先生從組織架構、考試、稅賦、軍事這四大方面討論了主要幾個朝代。基本就是公司經營幾大方向，去解釋很多歷史出現的問題。用這幾大方向將某些歷史事件發生的起因竄聯是理解歷史很好的方式。本書清朝和最終章有不少直白的個人政治意見的表達。

此書關於以上4大制度的討論不作過多討論，這部分很值得一讀，通俗易懂。只想對本書最後關於錢穆先生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觀點和問題。

1、錢穆先生明顯是對清朝非常不齒，相信很多漢學人士也是這樣像的。文中又說中國只有清朝才對言論自由這些有規定，其他漢朝、唐朝、宋朝、明朝言論自由，甚至在明朝是鼓勵言論自由。感覺本人與書中其他中國人一樣，對歷史有誤解，也覺得有史以來我國不是一個十分言論自由的地方。

2、錢穆先生總是想用西方的那一套價值觀說明我國是一早就實現「政治參與度」，解釋民眾為何不像西方民眾如此喜歡討論主權問題。先生文中指出中國一直主權就是人民，所以不存在主權方面的討論。我想政治參與度的需求也不是從古至今存在的，不討論的原因難道不是民眾部覺得自己對政治有參與權？如果有此追求的科舉制度能滿足，但也不能說明自古我們民眾就有這個訴求，帝皇真心就有主權是人民這個意識

3、錢穆先生認為：中國社會早已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所以在這個社會裡的一切力量都平鋪散漫，很難得運用。因其是平鋪的，散漫的，因此也無組織，不凝固。這是為什麼孫中山無法動員大家革命。這個也不敢溝通，革命難道根本原因不是私心+煽動，沒有動員起來難道不是運命共同體沒有找對嗎？

最後要贊同一下錢穆先生，中國政治體系和文華都是博大精深，需要多加學習。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後感 篇2

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錢穆先生討論了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權分配、政治組織，從選舉、經濟、軍事等角度詳細介紹了各個朝代的政治制度。他在文中反覆強調，任何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評判的關鍵依據在於制度實施時的真實反饋。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員，我們需要尊重歷史中客觀發生過和存在的，不能僅憑現代理論或熟知的價值觀做出主觀推測。

制度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和代表性。每項制度的背後都有其理論思想和歷史原因，如果只就事論事，抽象地討論某一時期的制度，既不合理也不嚴謹。錢穆先生認為，政治是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機構，決不會隨隨便便無端產生出某一制度。一項制度從制定到執行，涉及的社會因素繁多複雜，帶來的社會影響不能一概而論，需要設身處地，剝繭抽絲，充分考量。

制度是動態的。制度的最終目的是服務現實情況，如果情況有變，制度也將相應調整。因此，制度評判也應是動態的，緊密結合實際情況。此外，成熟理性地分析制度需要明白，沒有永遠的好，也沒有永遠的不好，因為“若一項制度一直好，則會使政治窒息，不需後代人來奮鬥努力;惟有制度出錯，才能讓人保持警醒，始終保有改進努力的心態”(35);更要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制度不斷被修改、被推翻，但制度背後的核心觀念需要被發現、被提煉，“所貴的是要在變動中尋出它不變的本源，這便是所謂歷史傳統。傳統愈久，應該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

中國傳統社會鼓勵書生考取功名、走上仕途，造成了讀書人競求上政治舞臺去做官，所以錢穆先生“診斷”中國傳統政治有臃腫病。這一現象的優點是，官員可以在政治表現中試煉自己的理論和思想，與實際得以結合。弊端則更加明顯，大量知識分子集中到政治一途，文官的社會地方不斷上升並愈加牢固，很難再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與文官相庭抗理。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提到，“也許是有鑑於唐朝藩鎮的跋扈，明朝從洪武開始，就具有重文輕武的趨向…原因在於明朝的政治組織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礎則是兩千年來的孔孟之道…這種制度既經固定，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196)。“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值得被稱頌、被學習，但當是否能寫出精彩文章成為衡量一個人甚至一群人的主要標準時，社會價值觀已經偏離失衡。受篇幅限制，錢穆先生不能在書中輔以更多史料，但結合相關書籍文章，可以看出，受文人當道的影響，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務虛的社會。無論是軍事力量，還是水利工程，不同朝代都出現過“不是專業人不幹專業事”的紙上談兵事件。一方面，有志有才之人擁擠在從政做官之道，另一方面，工商等社會其他行業鮮有人問津，再加上繁密的法令制度，重重束縛，中國傳統政治、傳統社會難以革新、沒有起色也就不足為奇了。

制度面向社會大眾，應當是無私的。當然沒有絕對的平等，但公私之間可以權衡。錢穆先生認為，有私心、謀私利的只能稱為法術，而不是制度。清朝的政治制度恰恰有許多私心，所以他在本書中作了嚴厲批判，言辭雖然激烈，但從不同方面闡述了少數民族政權抑制了社會的健康發展，不禁讓我聯想到孔飛力的《叫魂》。也許在錢穆先生看來，那場驚動全國的“妖術”恐慌正是清代法術的直接印證。

制度是在巨集觀層面制定的，但卻影響著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清代中葉以後，丁冊不再需要，於是一個國民，如果沒有田地，不參加科舉考試，不違反亂紀，可能永遠與國家不發生絲毫直接關係。也許在富足的和平社會，不少個人甚至會拒絕主動與國家發生任何聯絡。但是，如果個體的資訊無法傳遞彙總至政府，那麼執政者很難對巨集觀形勢做出準確的判斷，也更難顧及到那些弱勢人群。

錢穆先生提到立國關鍵在於向心凝結，全國人民要有共尊共信心,頗有感觸。想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夢”是幫助、促進國民建立共尊共信心，雖然可以高度總結成標語、口號，但是隻有滲透在制度中、落實在行動上，才有可能實現，而實際情況往往是浮於表面。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但社會過於平鋪，所以缺乏組織力量。確實，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社群建設還停留在政策執行階段，民眾自主自發的意識和力量都比較缺乏。然而，共尊共信心恰恰是自下而上積累而成的。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後感 篇3

泱泱中華兩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紀傳體史書，少有專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歷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對比的史書更是少之又少。錢穆先生這本書，從制度著眼，如線穿珠，從漢、唐、宋、明、清一路講下去，貫穿起各各人事，讓人豁然開朗。

錢老閱史無數，是近代治史最後一個集大成者，這本書也是寫的深入淺出，各種典章故舊信手拈來。筆者學力淺薄，只能就其中幾點做些思考。

一. 到底存不存在相權。

宰相，按照錢先生的說法，是中國古代政府中的實際領袖。兩千年國史其實就是皇權和相權相互博弈，此消彼長的過程。從漢代一路走下來，皇權日盛，相權日衰，到明代胡維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職，所以明清兩代才是真正專制的時代。

天下之大，從秦代統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兩廣，西起隴山，東至朝鮮半島，有上千個縣，事務繁多。始皇精力過人，尚自每天要批閱一百多斤奏章，後來人自難仿效。這麼大的天下，一個人是無論如何管不過來的，必須有人分擔，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名稱，分擔的分量也不一樣罷了。在漢代叫宰相，一人包攬，唐代是由中書令、侍郎、尚書令三人負責，宋代由中書負責行政，三司負責財政，樞密負責軍事，明代由大學士票擬，皇帝本人或者司禮監太監批紅，清代政務由皇帝和軍機處大臣商定。不論名頭如何變化，總是要有人來分擔皇帝手裡的權力的，這是中國國土博大、事務繁多所天然決定的。

二. 宰相到底是管家還是實際領袖

錢先生認為，宰相是政府首腦，是國家的實際領袖。皇帝只是國家權威的象徵。至於後來相權衰微，是各類因素共同導致的。但這是不對的，正常情況應該是相權對國家負責，皇權只對皇室負責。

但是從上文可以看出，兩千年下來相權是越來越小，皇權倒是越來越大。如果宰相是實際領袖的話，為什麼卻要不斷受到皇室的制約。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話，這個現象就很容易解釋了：主人讓管家幫忙治家——遇到懶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麼，到底宰相是實際領袖還是管家?這個應該從誰受制於誰來分析。

中國國土龐大，舉國皆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家庭，居住分散，參政意識淡薄。這導致了中國不可能像希臘城邦那樣選舉產生領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選出代表民意的國會，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會產生個體領袖——皇帝，再由皇帝來任命宰相，從而宰相受制於皇帝。所以與其說宰相是政府實際領袖，不如說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過來，請的一個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內閣任命的，那樣宰相方可以說是實際的領袖。

三. 歷代田賦政策

歷代土地政策都極其簡單，雖有便於操作、避免官吏從中上下其手的考慮，但是也過於簡陋了。漢代就是按田收賦，唐代實行兩稅制，按人收賦，宋代也是兩稅制，加上地方鄉紳負責制，明代用魚鱗冊，按人、按田統計收賦，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慮田有貧瘠肥沃，也不考慮收割播種的效率不同，更遑論山民、漁民等不以耕地為生的家庭。與精巧繁複、互相牽制的政府職權系統相比，真是簡陋之極了。從這一點，也可見出皇帝們視百姓如芻狗的心態。

四. 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權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創立的祕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為黑暗專制。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歷代裡最為清明的。這來源於清代皇帝對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視和雍正創立的祕密建儲制度。這個制度保證了太子不用早早確立，成為大家的靶子，同時皇子們為了競爭儲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錢老說的，制度永遠要和人事配合起來才能發揮作用。清代沒有一個好的政府職權制度，反而發展出了好的儲位繼承製，從而保證了每位皇帝都不至於太差勁。

五. 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當朝的人事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沒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會有死角存在。有時候越是繁複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這就是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所以制度絕對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視當時情況而定，針對時代特點，制定出配合當時人事的制度來，才能發揮其作用。同樣的，時代前進了，人事變化了，制度也應該跟著變化，因循守舊，只能是弊大於利。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影響生產力。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錢穆先生視野巨集闊，分析鞭辟入裡，語言平實。這本書極薄，而內容卻極厚重，值得一讀再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