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公文文風的演變

自漢代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是帝王和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課，因此對後世公文的寫作有很大影響。本站小編整理了我國古代公文文風的演變範文，歡迎查閱。

中華民族以歷史悠久、文獻豐富聞名於世。中國古代公文發展的歷史，與中華文明一樣源遠流長。

原始社會術期，我們的祖先在原來記事用的圖畫符號基礎上創造了文字。文字的出現為公務文書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條件。據傳說，黃帝以前的氏族首領，多以口頭語言束髮布指令，所謂“神農無制令而民從”（《淮南子·汜論訓》），“自五帝始有書契”（《後漢書·祭祀志》）。“五帝”之首是黃帝，因此，我國公文的最初萌芽當出現於黃帝時期。

有據可查的我國最早的公文名稱是“誓”。《尚書》中以“誓”為名者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啟討伐有扈時釋出的軍事動員令，《湯誓》是商湯討伐夏桀前釋出的軍事動員令，《牧誓》是武王討伐商紂至商都城牧野郊外時釋出的軍事動員令。從寫法上看，它們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煩，富於氣勢和鼓動力。這些“誓”具有相同的名稱、相同的功用、相同的格式，已經具備了公文的主要特徵，是一種比較規範的公文。祕書史研究專家多認為夏啟的《甘誓》是我國最早的一篇公文，依此說，我國公文的正式產生和國家政權的出現是同步的，這絕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質和功用決定的。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公文彙編，收錄的是“上古帝王之書”。自漢代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是帝王和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課，因此對後世公文的寫作有很大影響。

《尚書》中的文章，篇章結構由鬆散逐步趨向完整嚴謹，有一定的層次，已注意在立意謀篇上用工夫。《無逸》、《盤庚》、《秦誓》等篇章尤稱典範，條理分明.首尾呼應，結構非常嚴謹，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如《盤庚》中用“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比喻煽動群眾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好像乘船渡河一樣，你不開船渡河，船就腐爛了）”比喻群臣坐觀國家的衰敗，都很形象。

春秋戰國時期，外交活動頻繁，變法革新運動興起，文化教育事業繁榮，公文的體裁和文風出現了多樣化傾向。當時的外交文書、法令文書以及士大夫秦代國祚短暫，二世而天，在為數很少的公文中，大都具有“尚質而不文”的特點，即注重公文的內容而不講究文采。公文是一種應用文體，“尚質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寫作要求的。

西漢初期，出現了一批公文寫作大家和一些堪稱典範的公文名作。如賈誼的《陳政事疏》、《論積貯疏》，晁錯的《論貴粟疏》，司馬相如的《上疏諫獵》等。這些公文的主要特點是政論性強，寫作者關心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面對現實，分析形勢，鍼砭時弊，總結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寫得深切曉明，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賈、晁的疏論“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從西漢後期開始，公文文風受賦和駢文的影響，出現了忽視內容、過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傾向。賦是盛行於漢代的一種文學體裁，其特點是以鋪敘描寫為主，講究辭彩，語句整齊，半散半韻，似詩而實文。它的行文特點根本不適合於公文寫作，自西漢中期開始，有人用賦體來撰寫章、疏之類公文，致使部分公文麗詞滿篇而內容不實。如東方朔一篇上書竟達十萬餘字，而漢武帝卻大加讚美，這勢必助長公文寫作過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風。

東漢末年和魏晉時期產生了駢文。駢文的主要特點是通篇句法結構對稱，詞語對偶；在聲韻上講究運用平仄，音律和諧；修辭上注重藻飾和用典。一般說來，駢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縛內容。駢文比賦文更加不適合於公文寫作。

駢文對公文寫作的影響有一個發展過程。三國時一些著名政治家比較務實，公文寫作也以散文為主，出現一些公文佳作，如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諸葛亮的《出師表》等。西晉時，駢文漸成氣候，與散文分離，但兩晉公文仍是散文為主；南北朝時，駢文達到鼎盛時期，尤其是南朝，多數朝廷的公務文書，幾乎全是用駢體撰寫。

受賦體和駢體文的影響，從西漢中期到南北朝，雖然三國時期有公文佳作面世，但公文文風總的發展趨勢是日益追求詞藻華美、形式奇巧，而忽視公文的內容。這種文風不符合公文務實的要求，是公文發展史上的一股逆流。

隋代初年，幾乎完全繼承了樑、陳講求文辭華美而忽視內容的形式主義文風，一些有識之士看出這種文風不僅影響了行政效率，而且影響到整個社會風氣，提出了改革文風的建議。首發倡議者是大臣李愕，他於開皇三年（583年）呈《上高帝革文華書》，歷陳浮華文風之害，請求朝廷“屏黜輕浮，遏止華偽”。隋文帝楊堅採納了李愕的建議，於次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違者治罪。自此拉開了隋唐文風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國之初，高祖李淵就於武德元年（618年）釋出了改革文風的《誡表疏不實詔》，嚴厲批評了“表疏因循，尚多虛誕。申請盜賊，不肯直陳”，“亂語細書，動盈數紙，非直乖於體用，固亦失於事情”的現象。

初唐時期，唐太宗和魏徵、陳子昂等都發表過改革文風的言論，魏徵、陳子昂還在寫作實踐上作出表率，寫出了許多樸實直言、不加雕飾的公文，對文風改革產生了很大影響。唐代中期，駢體文又有所抬頭，中唐時期韓愈、柳宗元發起“古文運動”，把文風改革推向高潮。經過幾輩人的努力，唐代公文總體上呈現出詞強理直、質樸務實的文風。

唐代文風改革一直延續到宋代，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人不僅從理論上倡導文風改革，而且寫作了大量文風樸實而又長於說理的公文。宋代公文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是我國公文寫作的繁榮期。

元代統治者重武輕文，機要多由蒙古、色目族官吏掌管，公文寫作不重章法，缺乏規範，因此元代缺少精彩典範的公文篇童。

公文是一種應用文體，行文宜樸實簡明，而封建社會最後兩個王朝明代和清代，卻是文牘主義盛行，長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其中最值得人們思考玩味的，莫過於明代屢次嚴禁繁文而終無收效的史實。

明代開國之初，朱元璋親自處理朝政，對公文動輒數千言上萬言非常反感。洪武二年（1369年），他對翰林侍讀學士詹同說：“古人為文章……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位，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政事建言，竟達一萬七千字。朱元璋讓中書郎中王敏念給他聽，唸到六千三百多字時，還不知講些什麼，朱元璋大怒，命人將茹太素打了一百大板；次日又命王敏接著念，唸到一萬六千五百字時，才講到要談的五件事，可見，後五百字足可說明問題，而前邊一萬六千多字，多屬浮文。朱元璋感嘆道：“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於是命令中書省定立了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繁文”。

朱元璋的這些措施，當時對於克服繁文之弊確實起過不小作用，但由於朝政日趨衰敗，繁文之弊在整個明代雖一禁再禁而終於未能禁止。文風是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的反映，文牘主義與政治腐敗相伴而生，封建社會後期政治日趨腐敗的現實，決定了少數有作為的政治家的努力無法改變公文寫作的這種趨勢。

以上都是對公文文風的總體風貌而言的，在文風頹敗的朝代，也有少量公文佳作產生，多出於清廉務實的有為之士，如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清代名臣林則徐等人，都有公文佳作留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