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委書記七一到村支部上黨課：堅守初心使命，扛起責任擔當

黨委書記七一到村支部上黨課：堅守初心使命，扛起責任擔當

同志們：

今天我講課的主題是“堅守初心使命，扛起責任擔當，以城鄉融合打造鄉村振興之路”。

今年是全面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我們真切的感受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中，建設什麼樣的城市、什麼樣的農村，怎麼協調處理城鄉兩者間關係，始終是一個歷史性課題。新中國成立伊始，為克服小農經濟的侷限性，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國情實際出發，在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集體農業，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為探索我國現代農業農村發展道路作出了開拓性貢獻。

但受限於建國初期積貧積弱的歷史現實，城市、農村相對割裂，農村更多地只是為城市提供糧油等基本生活生產資料，城鄉互補性、互動性嚴重不足，城鄉融合的概念更多地還是處於理論摸索階段。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認真總結過去三十年發展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了在農業改革發展史上著名的“兩個飛躍”思想，即廢除人民公社，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高屋建瓴的指出要統籌推進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開闢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城鄉結合發展之路。

江澤民、胡錦濤等歷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鄧小平理論道路的基礎上，進一步賦予其豐富內涵，包括以法律的形式將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作為黨在農村的一項長期政策確定下來;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城鄉一體化實踐程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等，有力推進了城鄉融合發展。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並針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首次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把“三農”問題作為關係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推動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現農業農村工作現代化。去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明確要求要重塑新型城鄉關係，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促進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

由此可見，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實踐鄉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中央著眼黨和國家事業全域性、順應億萬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部署，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我們只有認真的學習好、領會好、把握好這一思想的豐富內涵，才能進一步提高責任感、使命感，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朝著現代化目標奮力邁進。

首先，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新時代現代化強國的重大戰略部署。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不管城市建設得有多好，如果農業落後、農民貧困、農村凋敝，都不能算是現代化國家。近年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雖然得到很大提高，但仍然遠遠滯後於工業化、城鎮化程序。

特別是相對於城市的快速發展，“三農”工作仍明顯滯後。比如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強化的問題(我國人均耕地、淡水資源分別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和1/4)、農業收益總體偏低的問題(當前農業發展已進入“高成本”時代，種植效益偏低局面仍未根本改變，2017年全國農產品價格指數下降8.6%，農民種糧虧損1812億元，年輕人更願意外出打工，“農村空心化”問題愈加突出)、國際貿易爭端不確定因素增加的問題(國內超過80%的大豆油都是用進口大豆壓榨)。打通城鄉融合發展的通道，以鄉村振興統領新時代“三農”工作，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已經成為一項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

其次，這是解決新時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迫切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這已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美好生活的基礎看什麼?重要一條還是要看收入。與城市相比，農村收入短板愈加突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仍有待提高。

我這裡有一組資料：截至2017年末，全國總人口達13.9億，其中農村人口5.8億;居民總收入達37.35萬億，其中農村居民總收入7.75萬億，41.7%的農民創造了20.8%的收入。在7.75億農村居民收入中，外出務工人員收入7.29萬億，非外出務工人員僅有0.46萬億元，如果不計算外出務工人員，在家的農民人均年收入僅有2530元(國家最新的貧困線標準為2016年提出的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855元/年)。按照這個標準，全國所有在家的非務工人員都是貧困戶。

由此可見，農民收入太低了，生活十分不容易。二是城鄉二元結構較為突出。城鄉居民收入倍差較大(去年全國為2.71，溧陽為1.92)，農民消費水平低，農村生產力水平、公共服務水平、人居環境水平不高，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現。當前我國正處於中等收入發展階段，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左右以後，可能出現的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打破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重構新型城鄉關係，加快鄉村振興，已經成為了時代的呼喚，必然的選擇。

第三，這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根本體現。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終是我們開展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當前，中國已進入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中後期階段，城鄉關係日益緊密，相互作用日益加強，城鄉融合已經成為推動優質資源要素均衡佈局、合理配置、快速流動的根本路徑，經濟學家厲以寧預測城鄉融合將成為推動中國未來二十年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

從城市居民需求看，現代都市群體要求的不僅僅是優質高階的農產品，而且要求有清潔的空氣、潔淨的水源、恬靜的田園風光等生態產品以及農耕文化、鄉愁寄託等精神產品，越來越多的人嚮往到農村去生活，越來越多有情懷、有實力的人願意到農村去創業，越來越多的遊客傾向於遠離人山人海的景區，到農村去休閒。

從農村居民需求看，不僅要求農業加快發展、農村全面繁榮，而且要求有穩定的就業和收入、完善的基礎設施、便捷的公共服務、可靠的社會保障，以及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來看，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需求，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可以說，實施振興鄉村戰略，寄託著全體人民的共同願望。

第四，這是強化新時期基層社會治理的深層次思考。

      大家都應該知道，剛剛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依法治國、創新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網際網路時代的深入影響，一些傳統的中華優秀道德倫理、價值觀念影響力有消退的趨勢，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實用主義有所抬頭，傳承數千年的和諧、秩序、孝悌、禮義、廉恥、誠信等信仰體系有鬆動的跡象，一些社會治理功能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需求，這些年發生在全國的一系列重大有影響的事件，有很大一部分問題都是出在了社會治理上，比如環境保護、徵地拆遷、涉法涉訴領域矛盾多發易發;比如村霸、宗族黑惡勢力滋生蔓延、“宗教熱”興起;比如聚眾賭博、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等現象屢禁不止等等，基層社會治理不斷面臨新的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推進城鄉融合、鄉村振興的程序中，要注意避免過去重抓經濟，輕抓社會治理和鄉風建設的問題，統籌推進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個文明”建設，努力做到既要富口袋，還要富腦袋，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享有高品質的現代化生活。

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