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加強黨員幹部能力訓練“好人主義”

　　黨課講稿：加強黨員幹部能力訓練“好人主義”

認真貫徹整風精神，全面引領廣大黨員幹部，以更大的決心、更嚴的紀律、更高的標準、更實的作風，破解根除一切與之相悖的習慣思維和做法，為立起黨務工作威信提供力量支撐。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相關的黨課講稿：加強黨員幹部能力訓練“好人主義”資料，提供參考，歡迎參閱。
 

 

同志們：

按照《加強黨員領導幹部政治能力訓練》要求，為切實強化全體黨員的黨性觀念，抓好黨員幹部隊伍的風氣建設。根據工作計劃安排。今天，我就“強化黨性觀念，反對好人主義”這一主題與大家作個交流。

       "好人主義”

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要增強黨內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鬥性，使各種方式的黨內生活都有實質性內容，都能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堅決反對黨內生活中的自由主義、好人主義。”這一重要論述，立意高遠，思想深邃，一針見血。自我黨建立以來，好人主義在一些黨員幹部身上一直是存在的，輕則使黨員黨性觀念淡薄，組織紀律渙散、黨性原則喪失，重則給黨和國家造成重大損失。這與“三嚴三實”要求是完全相悖的，需要我們清醒認識、大力糾治。這就要求我們要認真貫徹整風精神，全面引領廣大黨員幹部，以更大的決心、更嚴的紀律、更高的標準、更實的作風，破解根除一切與之相悖的習慣思維和做法，為立起黨務工作威信提供力量支撐，為貫徹落實依法從嚴治黨營造良好環境。

　　(一)如何來定義“好人主義”

《辭海》對“好人”的解釋是：思想境界高尚、價值取向端正、為人處事公道正派的人。但是如果在“好人”後面加上“主義”兩個字，其意思和味道就大相徑庭。1937年，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對好人主義做過深刻論述：“因為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所謂好人主義，顧名思義就是誰也不招、誰也不惹的處世哲學，聽起來彷彿是與世無爭地生活、本本分分地做人，但其實並非如此，

《晏子春秋》上有這樣一則故事：歷任齊國三公大夫的晏子委派高糾為自己管理家政，三年後高糾被辭退了。身邊的人問晏子：“高糾為你做事整整三年，你不僅不提拔他，反而把他趕走，他有什麼過錯呢?”晏子說：“我出身卑微，如果身邊沒有人隨時替我指出缺點錯誤，我在禮儀廉恥方面將存在許多毛病。現在高糾已經跟隨我三年時間，卻從未曾輔正我的缺陷，留他在身邊有什麼用呢?”可見，好人主義是對錯誤思想和行為的容忍，它麻痺人的真假、善惡、美醜之心，目的是討好賣乖，說到底就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在作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歹人主義。

　　(二)“好人主義”在我們黨內的主要表現

如今，好人主義在我們黨內還有一定市場，主要表現有：

一是在民主決策上。在發揚民主上搞授意、走形式，不願意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遇到問題習慣性地繞道走，甚至把矛盾上交，不主動擔當，怕得罪了上級、怕給自己增添麻煩。我們有些同志在組織民主測評和問卷調查時，把優秀票數一勾到底，並且只講好的方面從不說存在問題。在機關，我們一些幹部不願向黨委反映問題，也不敢提意見，寧可自己挨說也不想得罪別人，甘當“老好人”。在基層，一些單位的黨員骨幹不敢向主官提關於建設發展的問題，怕得罪領導後被“穿小鞋”、怕影響進步，覺得單位建設好壞是主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思想比較嚴重。這樣的結果是導致民主作用發揮不出來，對單位建設和黨員幹部自身有沒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不能讓上級及時發現單位和個人存在的問題，最終導致“膿包”越積越大，小問題衍變成大隱患。

二是在開展批評上。奉行“討好一個人修了一條路，得罪一個人壘了一堵牆”的處世信條，一味追求內部和諧，對問題見慣不怪，對有問題的同志見錯不糾，不願過於較真碰硬。在機關，部門領導和機關處(科)長對下屬的要求還不夠嚴格，導致個別的業務處(科)室在完成工作上比較拖拉，重視程度不夠和低標準的現象多次出現，有時需要經過一再詢問和推進才能完成。個別機關幹部發現周邊同志工作作風懶散、黨員形象不好時，非但不及時指正和拉袖子，還隨之附和，“好人”形象盡顯。在基層，“好人主義”在主官身上顯現得也比較明顯，一些黨員骨幹對待機關要求的工作都是置之不理，採取軟抵抗甚至直接頂撞的行為，究其原因就是我們的主官奉行的是“以利相交”的處世原則，而不是利用組織手段管理黨員幹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搞照顧搞變通，對於其所犯錯誤也是包著護著、降低處理程度，該處理的只是批評教育、該嚴肅批評的只是背後提醒、該及時指正的變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終導致一些黨員的小毛病衍變成了大問題。

三是在工作指導上。組織檢查搞照顧，發現問題隱情不報，講評問題缺少針對性;機關幹部不敢“唱黑臉”，下基層檢查怕發現問題得罪單位領導、彙報問題多了影響自己。我們有的機關幹部到基層蹲點和檢查時，就喜歡當“老好人”，向領導彙報單位建設存在問題時只說一半，避重就輕，而當我們親自去檢查時，卻發現單位建設漏洞百出，滑坡明顯，“好人”讓你當了，“人情”讓你攢下了，但你卻忘記了自身的職責，背棄了單位黨委對你的信任，影響了領導對單位建設形勢的判斷，如果這種“好人主義”在單位盛行起來，我們還何談“三個確保”，更不要談爭創先進單位了。

四是在落實規定上。有法不依，明知不合理也抱著僥倖心理去幹。我們有的幹部在內部關係上多次摔跟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支部成員特別是支部書記放棄組織原則，不吭聲、不提醒、不拉袖子，盲目追求“班子團結”，最終“好人主義”變成了害人主義。執法不嚴，搞選擇性執法，不能一視同仁。我們的基層主官對於老黨員管理“失之以寬、失之以軟”，用交朋友、給好處、搞照顧代替管理教育，老黨員不上崗，應知應會掌握不好，作風不嚴謹的現象在每個單位都有所顯現。違法不究，明知違法違規也不加以處理，袒護縱容。XXXXXX的問題，所在單位黨支部之前都有所掌握，就是心存顧慮，不按規定處理，遮遮掩掩，給單位建設埋下了嚴重的隱患，好在問題暴露還算及時，如果任由發展下去，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三)“好人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危害

分析存在以上現象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種：

一是麻木的好人主義。缺少原則和立場，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不分是非，放縱不良風氣。這些人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騎牆派”，他們不講是非，只講世故;不講有為，只求無過;不講批評，只講和氣;不講指責，只講諉過，甘當牆頭草，風吹兩邊倒。重慶市巴南區建設委員會原黨組成員黃雲華在落馬後曾表示：“那時候我身上的一些問題很明顯，可大家都熟視無睹。我經常開著一個老闆的車，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可沒有一位同事問過我，提醒一下我，我多麼希望那個時候單位的同志們提醒我、民主生活會幫幫我。”正是這種對待同志麻木不仁的“好人主義”，使黃雲華沒能及時“勒馬”，最終越陷越深，變得狂妄膽大，從山區走出來的農娃娃變成了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的階下囚。

二是被迫的好人主義。就是向問題妥協，不敢直面，更不敢碰硬，缺乏應有的正氣和擔當。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我們共產黨內組織的“延安整風”運動,就是一次提高黨組織戰鬥力的成功實踐，因為它創造性地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解決黨內矛盾，及時對當時王明提出的一系列“右傾”錯誤思想和指示進行了糾正，使全黨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也使全黨達到了空前團結。而當時王明的職務和地位都要高於毛澤東，並且王明有“共產國際”撐腰，如果當時毛澤東等黨內同志不敢碰硬、不及時提出反對意見，那麼後果將非常嚴重。時下我們有的黨員幹部認為，凡是職務比自己高、權力比自己大的人說的都是對的，眼睛只往上看，一味順著上級意志行事，“領導怎麼說，我就怎麼幹”。誠然，我們黨有統一的紀律和規矩，“下級服從上級”就是其中的一條。正是這種“唯上論”思想的固化，導致了個別黨員缺少勇氣和擔當，產生了對上的“好人主義”。其實敢於針鋒相對，說出自己立場才是黨員幹部的職責但當，彭德懷也曾講過：“一個負責的幹部，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這才叫負責”。

三是自覺的好人主義。就是從個人利益出發，凡事利為先，甚至不惜犧牲單位建設和集體利益。國學大師南懷瑾說過：人生有三個基本錯誤是不能犯的，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謀大、三是力小而任重。其中第一條啟示我們要把“德”的考察放在首位、抓細抓實。十九大以來落馬的20多名“老虎”，他們都屬於“德薄而位尊”的典型例子。我們黨員大多數都在重要的崗位任職，都是單位經過考察後信任、放心的，那麼我們如果是非不分、無原則、無立場，一味奉行“好人主義”，就是在辜負組織的信任、是對自己的“德”不負責任。

好人主義說到底就是不講黨性、不講原則的代名詞，既損害黨員領導幹部形象，又違背“三嚴三實”要求。好人主義傷害的是好人，擾亂的是思想，削弱的是黨性，影響的是單位建設大局。沒有黨性觀念、不講黨性原則的好人主義，是敗壞單位風氣的“毒瘤”，是制約單位建設發展的“絆腳石”，我們必須拿出捍衛黨性的勇氣、維護原則的霸氣、整改糾治的銳氣，堅決摒棄好人主義。要胸懷忠誠、頭頂黨性、肩扛原則，匡正風氣，體現一名黨員幹部的正氣，帶出單位虎虎生威的士氣。

二、講一講，對於糾治“好人主義”，我們該怎麼做

一是從組織內部原則思考，要把講黨性突出出來。不斷用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要善於從習近平主席關於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特別是在落實“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過程當中，感悟習近平主席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為黨的崇高政治品質，感悟對全體黨員的殷切期望和教誨，感悟新常態對黨員幹部的嚴要求和新標準，自覺站在對黨的事業負責的高度，強化黨性觀念，踐行黨性要求。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之後，華國鋒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由於華國鋒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又想確保自己的“正統地位”以及獲得“群眾”基礎，因此他借當時全國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和一些黨內人士對與毛主席過分的崇拜，繼續堅持“文化大革命”這個理論路線，並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指出的，我們要始終不渝遵循”)，但當時尚處於低谷中的鄧小平同志堅決的提出了反對，並鄭重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並最終得到了黨內人士的認可，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而確保了祖國在發展中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見，堅持組織原則，講黨性的重要性。

習近平主席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因此我們首要的是轉變觀念。紮實開好民主生活會，特別是在開展對照檢查和批評與自我批評時，要自覺糾正把黨內積極的思想鬥爭看成是內耗、看作是班子不團結，甚至是爭名利、爭地位的思想偏差，敢於“真刀真槍”剖析自己、幫助同志，切實解決批評難、難批評的問題，真正做到“關起門來各抒己見，開啟門來一個聲音”。

延安整風運動為什麼取得那麼好的效果?毛主席有一個分析，就是因為開展了正確而不是歪曲的、認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切實增強了組織生活的原則性。克服“好人主義”，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確實需要黨性和勇氣。在下步工作中，黨委常委會深入各單位黨支部參加黨支部會議，切實發揮監督促進的作用，堅決祛除“只表揚不批評”、“只說建議不說意見”的好人主義。最終讓願意批評、敢於批評者得到褒獎，讓壓制批評甚至打擊報復者受到處理，讓不敢批評、不願批評的好好先生受到懲戒。

二是從同志同志互相幫助思考，要把講德性突出出來。“觀於明鏡，則瑕疵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進一步強調“嚴肅認真提意見，滿腔熱情幫同志”，“堅決反對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的庸俗哲學和好人主義”。

不斷加強思想改造，始終保持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做人，乾乾淨淨做事，敢於同危害單位建設和集體利益的好人主義作鬥爭，敢於糾正身邊同志發生的錯誤，切實端正對待批評的態度。要努力培育堅持原則、敢於碰硬、勇於擔當、較真務實、仗義執言的政治品質，自覺摒棄精於算計、八面玲瓏的滑頭心態，摒棄說功實、做功虛的漂浮作風，摒棄不講原則，只講人情的不良風氣。並且我們各級支部要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要用好選人用人考德這根槓桿”的指示精神，切實樹起以德為先的導向。要培養自身“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堅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隨意誇大成績、不搞變通和人情關係、不玩虛的假的。要保持良好的官德人品，不為蠅頭小利所動，不為庸俗關係所擾。

三是從單位發展建設思考，要把講大局突出出來。講大局就是要以大局為重，敢於拿起批評的武器，勇於糾治影響單位建設的問題現象。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改進作風的有效途徑，也是黨員堅持黨性原則的重要體現。好人主義把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利器”變成“鈍器”，將批評別人看成“不給面子”，將別人批評當作“結下樑子”，從而導致“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藥性失效。以大局為重關鍵還要摒棄“私心雜念”。給大家講兩個例子：

①習近平主席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講到作風建設時，引用“莫用三爺，廢職亡家”來告誡黨員領導幹部要摒棄私心雜念。其中“莫用三爺，廢職亡家”是清朝官場上流行的一句勸進之言。“三爺”即“子為少爺，婿為姑爺，妻兄為舅爺”。整句意思是為官不要一味任用至親，否則會遭廢職亡家的下場。這句話對於我們黨員幹部有很大警示，如果我們心中充滿私心雜念，心裡的防線就會崩塌，沒有了自身的正氣和原則，也就會對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好人主義”見慣不怪，甚至是自己也逐漸滑向違紀違法的深淵。

②新中國成立後，劉伯承任南京市首任市委書記、市長和軍管會主任。然而在劉伯承家的電話間裡貼著一張告示：“兒女們，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你們私事絕對不許用這些電話。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不許帶到我們家裡來。”可見劉伯承同志具有非常高的黨性覺悟，也正是他這種官職再高也從不謀取私利的黨性，才使他成為百姓愛戴的南京市長;正是無數個像他一樣無私心雜念的黨員幹部，才成就了我們黨的光輝偉業。

在實現“爭創先進單位”目標的道路上，我們每名同志在自己的崗位上都是主角。“單位好、單位好，大家才會好”，因此我們要善於從全域性高度、用長遠眼光觀察形勢、分析問題，自覺的在推進單位不斷建設的前提下做好本職改正，祛除好人主義。送大家一句名言：“淡泊名利，清風拂袖身自正;曲直分明，正氣在胸威自成。”

四是從對本職工作負責的角度思考，要把講責任突出出來。我們各級黨員幹部是抓好各項工作的領頭雁，是單位優良風氣的積極推動者，身上肩負著巨大的責任，因此更要帶頭反對“好人主義”。

努力做到“三不怕”：

一是不怕別人說“太清高”。在思想上頂得住歪理，作風上耐得住艱苦，生活上抗得住誘惑，行為上管得住小節。

二是不怕別人說“太認真”。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就是要跟理不跟人、從道不從上，敢於說真話、道真情、講真理，以真理和人格的力量，說能幹的，幹能說的。要以堅守原則為黨性，敢於擔當為己任，在整治問題、打擊歪風中站一線、把好關。要以共產黨人的品質、黨員幹部負責的精神，為了單位全面建設，不怕得罪人，不怕丟選票，不搞無原則的遷就照顧，營造幹事創業的良好氛圍。

三是不怕別人說“太老實”。要堅持實事求是，公是公、私是私，一是一、二是二，釘是釘、鉚是鉚，是非曲直、好壞對錯分的清清楚楚。要堅持客觀公正，敢於把那些溜鬚拍馬、實績平平、表裡不一的人拉下來，把善謀打仗、品行優秀、真抓實幹的人才推上去。

同志們，好人主義是一種講私情而不講黨性、講關係而不講原則的庸俗作風，是對同志同志的不負責任，對黨的事業的危害不可低估。最後我想與大家共同分享一個鑑別和克服好人主義的方法，就是“六問”，

一問對黨忠誠有沒有不純?我們講對黨忠誠，落實到行動中就是對黨的各級組織忠誠、服從各級組織的命令，如果我們對待同志和工作犯“好人主義”，那還能說是對黨忠誠嗎?

二問黨性原則有沒有弱化?共產黨人最講究的就是實事求是，而“好人主義”跟習近平主席所講的“三嚴三實”是背道而馳的，如果我們不說真話、不道實情，那還能說是黨性原則強嗎?

三問道德操守有沒有滑坡?我們說做真事、講真話體現一個人了道德水準，誠懇的批評幫助同志也是我們黨員幹部應有的人品和官德，如果我們犯了“好人主義”，我想我們的道德操守也是打了“折扣”。

四問為官用權有沒有秉公?如果我們奉行好人主義，對待問題錯誤和歪風邪氣不能堅持立場、亮明觀點，履行不了自己的職責，同時就是對待另一些堅持標準、堅持原則的同志不公平，那我們還算是秉公用權嗎?

五問政績取向有沒有端正?如果我們對待拋頭露面的工作貼得緊、跑得快、幹得多，幕後工作交給別人幹;對能“上位”當官的貼得緊、跑得快，需要上去“擔當”的交給別人，那麼我們的政績取向算端正嗎?

六問責任擔當有沒有丟失?我們各級都被賦予相應的責任，如果不能很好的盡這個責任，為了保底、保“烏紗帽”，怕得罪人、怕丟票數，那麼最後也一定會影響你的官聲和在領導及群眾心中的形象，也就是沒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職責。

同志們，黨的作風建設是一項長期而重要的政治任務，只有我們黨員幹部都站在講大局的政治高度，不斷強化黨性觀念，帶頭反對好人主義，才能為單位的建設奠定堅實的思想、組織、能力、作風和群眾基礎，並以此推動我們單位全面建設更加科學、持續、平穩、協調、良性的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