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過後可持續發展金融探討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截至2020年4月7日，已經有208個國家或地區報告了“新冠”確診病例，全球確診1279808例1。隨著疫情的蔓延，全球經濟遭到重創。資本市場的恐慌引發美股暴跌，從3月9日到3月18日的十天內美股經歷了4次熔斷;復工的艱難和貿易需求的減少導致外貿受阻，根據海關資料，中國1-2月出口同比下降17.2%，製造工廠入不敷出2;防疫隔離造成消費活動停滯，以酒店餐飲業為代表的服務業遭受巨大損失，與2019年一季度中國住宿和餐飲業的產值4234億元相比，損失估計達2100億元3。而為了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世界各國動用了大量的經濟政策工具。3月26日召開的20國集團(G20)達成了各國政府共同向全球經濟注入5萬億美元的共識，並且這只是將要開展的經濟政策的一部分4。

美國3月下旬推出了“0利率+無限量QE+2萬億財政刺激方案”的救助方案，以緩解各類企業可能遭受的美元流動性的壓力5。德國於3月23日已經推出了7500億歐元的救助計劃，包括給受疫情衝擊的企業提供貸款、延遲企業稅付款時間等6。而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預計，全球需要投入超過10%的GDP的資源進行刺激(按2019年全球90萬億美元的總GDP計算，投入將超9萬億美元)7。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財政刺激引發了資本市場新一輪的擔憂。人們開始思考，這些政策是否能為疫情下的“經濟危機”帶來轉機?這些不惜一切代價的財政政策將會有怎樣的中長期影響?而在刺激政策計劃已定，但尚未實施的階段，更為迫切的問題是，在政府主導、市場力量響應的“災後”投資中，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才能建構一個更好應對類似“新冠”疫情衝擊的系統性風險的經濟體系，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可持續發展金融，便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

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個定義在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提出的8。2015年9月25日，聯合國193個成員國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上通過了今後15年(2016-2030年)新的全球目標，包括了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169項細分目標9。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引領全球轉向可持續發展道路，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維度的發展問題。這些目標包括無貧窮、優質教育、性別平等、氣候行動等。而可持續發展金融，便是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達成的金融力量。可持續發展金融應成為“新冠”後經濟體系的主導力量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這次疫情的爆發，本身就是過往不可持續發展的後果之一。在這場危機中，很多人都清楚認識到了非法野生動物貿易和人類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不斷入侵，是人類和動物生態系統之間失衡的重要訊號。此外，應對氣候變暖對於預防病毒爆發也至關重要。不可持續的發展帶來了氣候變暖，而學術研究已經證明，氣候變暖擴大了病毒傳播的可能性10、提供了適宜病菌生長的環境11、增強了病菌的致病性12並從永久凍土中釋放了病毒，極大程度地助推了近十年來瘟疫的頻發和流行。第二，這次疫情造成的衝擊是多維的，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環境和社會上的。“新冠”疫情下，原有的資源分配體系被打破，失業率大增，受到衝擊最大的是最窮的人。簡單的經濟刺激已無法賦能窮人重新參與經濟活動，他們需要更周全的社會治理方案和策略。同時，環境的改變是造成公共衛生事件的重要原因，在重建中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減少環境的系統性風險。而可持續發展金融，便倡導了經濟、社會、環境的協同發展。第三，可持續發展金融已經在此次疫情中顯現了其對抗系統性風險的能力。晨星近期發表的報告顯示，截至3月20日的一個月內，全球大盤股混合基金類別的15只可持續ETF中，有12只的表現優於SPDRMSCIWorldETF13。這表明在經濟整體下行的動盪期，有可持續發展特徵的投資標的受到了資本市場的青睞。可持續發展金融的發展將有利於政府資本更有效地調動市場參與。那麼，各國在疫情後的投資中，應該如何踐行可持續發展金融呢?首先，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去衡量投資對可持續發展的貢獻;其次，我們需要結合資本市場已有投資實踐，探索出可行的投資原則。中國的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價值”評估的3A(Aim目標，Approach方式和Action效益)框架，和全球影響力投資網路所提出的影響力投資的四大要素，均為這一問題提供了答案。社會價值投資聯盟認為，可持續發展價值，即義利並舉,又稱社會價值，指組織為建設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續的美好未來,通過創新的生產技術、運營模式和管理機制等方式,所實現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貢獻14。這一概念是針對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價值評估而提出的，但其背後的理念卻與可持續發展金融高度一致。應用這一概念，在評估投資的可持續發展價值時，我們需要綜合考慮一項投資的目標、方式和效益，而這三個維度，都包含了經濟、社會和環境的考量。影響力投資是旨在產生積極且可度量的社會與環境影響力，並同時帶來財務回報的投資。影響力投資包含四大要素：通過投資產生積極的社會或環境影響的主觀意圖、追求投資的財務回報、覆蓋多種資產類別和投資者基於自身或第三方的評估體系對投資產生的社會及環境影響進行度量15。

我們可以看到可持續發展價值和影響力投資原則的諸多共通之處。第一，可持續發展價值所強調的目標對應了影響力投資追求社會及環境影響的主觀意圖和追求投資收益的基礎要求;第二，可持續發展價值所強調的方式對應了影響力投資所說的多種資產類別;第三，可持續發展價值的效益綜合了經濟、社會及環境，而影響力投資所強調的度量，則是綜合不同價值的實現手段。結合二者，對於各國在“新冠”之後的投資中實踐可持續發展金融，有如下三點建議：1.定義投資目標——同時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可持續發展金融要注重投資的目的性。災後重建投資並不僅僅是為了GDP數字的增長，重新回到“新冠”之前經濟的繁榮和固有的生活模式。疫情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不能等到災難發生再來彌補(有些損失不可逆)。我們需要在每項投資決策中超越單維的財務回報，綜合考慮其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如此，投資才能促進社會民生的改善，環境的保護和重建、經濟的持續增長。舉例來說，各國在疫情後經濟復甦中，應該鼓勵私營和公共資金流向低碳投資機遇，在實現迅速減排、支援就業和增加收入的同時，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2.豐富投資方式——覆蓋多種資產類別並考慮邊際效應：在超越單維的經濟追求的目標的基礎上，可持續發展金融的投資方式也應該為滿足不同利益相關方的需求而多樣化，包括但不限於碳金融、社會影響力債券、氣候保險、小額信貸等。同時，投資方式往往有非主觀追求的邊際效應，如傳統的銀行貸款方式往往會造成窮人的“金融不可獲得”。可持續發展金融需要考量投資方式在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可能影響和實踐阻礙。3.度量投資效益——綜合度量社會、經濟及環境影響：效益度量是可持續發展金融最有挑戰的原則，但也是保證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步驟。GIIN的IRIS+指標庫已經對影響力度量進行了初步探索，不同指標可以衡量投資標的對可持續發展的不同貢獻。精準扶貧中，已經發展出了以脫貧人口、家庭收入等資料驅動的效益衡量方式。而過往綠色金融的實踐中，也已經誕生了衡量碳排放減少、汙染物減少等實踐方式。可持續發展金融中需要進一步發展的：一個是對於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維度的度量方式進行具體化、精細化和定量化，使得投資的效益可感、可追蹤、可改良;一個是發展綜合考量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評估框架，使不同投資標的產生不同方面的效益時可比較，以支援投資決策。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新冠”疫情揭露了不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後果，給人類以警醒，也為經濟轉型、投資重新定位提供了偉大機遇。我們需要以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引領，轉換思維，創新發展模式，轉危為機，營造新的商業文明，創造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