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 | 我的母親作文

名家散文 | 我的母親

文/杜埃

1956年，我離家多年後回到了粵閩邊上山城——大埔縣莒村故鄉。當我回到縣城後，那時還沒小汽車，縣的領導要我走新開的公路和坐上剛通車不久的長途客車(客車要經過我村向湖寮區駛去)。這時我猶豫了：坐車還是走路?結果選擇了走路。讓嫂子和大侄女先坐車把行李運回去，我則和隨行夥伴易準同志步行。從縣城到我村足有40華里，中間還有幾段陡斜的山路，必須喘着氣上崗下山。

“何必呢?”縣裏的領導説，嫂子也勸。我還是一意孤行。為什麼?因這條40華里的路，上縣裏的國中唸書時，跟同學們來回步行過多次，哪個山、哪個坳、哪個涼亭……都記憶猶新，重走一趟饒有意思。

果然如此。走了35里老路，勾起了許多少年期的往事和再見了一個個山村的面貌。再走幾裏，就行近故鄉時，我的心情慢慢緊了。經過大嵊坑那個山邊田垠，我想起孩提時看見母親在小禾場上用絞架夾着稻把打穀子，嫂子則把穀子挑回村的情景;經過糧腹垌、虎豹案時，腦裏浮泛起國小放暑假時我挑上竹籠裏的小鴨子跟上放牛的外祖父，把小鴨放進剛收割過的田裏去找穀子吃的情景;大嵊坑的黃屋村有些屋子塌了，有些是新建的，但過去那間私塾小院一棵古老的桂花樹卻仍然挺立，儘管蒼老多了。

走過風雨亭，便可看到我村子的一角。它在我腦中出現，使我的心立刻緊縮，怦怦跳起來。啊，闊別多年的故鄉家在前面，它的容貌怎樣了?我們家族的人和鄰里又怎樣了?還沒走進村子，卻泛起許許多多昔日的情景，心情起伏不停，腳步也放緩了。真是“近鄉情更怯”。

啊!一羣人擁上來。真的，我真的回到了故鄉!心裏想：要不是全國解放，遠去的遊子真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回來呢。

故鄉經過八年極其艱苦的抗日戰爭和緊接着叁年的解放戰爭，似乎江山依舊，人事卻有了很大變化。首先是北山我家左邊的山崗上立起了一座不大的紀念碑，那是為解放戰爭時期幾個犧牲者樹立的。隔着莒溪水西南面高大的馬山增添了不少墳墓。客家人很敬重祖先，墳墓修得特別講究，全用石灰、火磚砌成，白墳一小座一小座點布在山坡上。村中60歲以上的老男人沒剩幾個，老太婆多些，許多人已離世而去，大半是抗戰時期餓死的。國小老同學留村的也沒幾人。他們都為了生活，遠走他鄉，或者漂洋過海到了南洋。我接觸到的都是不認得的年青人。“少小離家老大回”，卻被青年們邀去開座談會，會上我講瞭解放前村中情況，這裏面充滿激動的往事，暫且不去説它了。

最令我難忘的，是一個微微傴僂的背影。這背影無時無刻不緊緊縈繞在腦際，特別是每當我一次又一次走過我家的自留地時，這個身影在菜園子裏鋤地，或播種，或除草，或摘菜;她穿的是舊式藍布女服，默默地在那兒勞動。她，就是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姓陳名汀，是同村隔一條小山坑的貧農陳國材的二女兒，我父親是個華僑店員。據韭婆説年青時她長得苗條、漂亮，人勤勞，又合得左鄰右舍，是被我外祖父母稱為賢惠的一位村姑娘，外祖父母把她當成掌上明珠，很疼她，但她並不因獲得寵愛而嬌縱慣性。她生性寡言，性格恬靜温和，從不招惹是非，肯關心人、幫助人，博得孃家許多人的讚賞。嫁過來後，她的美好的品格也受到左鄰右舍的讚揚。我父親大約20歲左右從南洋回來娶了她。這裏有個小故事，也是韭婆告訴我的，當她嫁給我父親時，父親因她長得漂亮、賢惠，新娘轎子到家，向族裏的人各各奉上茶、鞠躬之後，父親揭開她的鳳冠和麪紗，攜着她在我們這個只有叁個小姓聚居的田背角小自然村轉了一圈，向鄰里們行見面禮。這在當時的習俗看來，是頗為新奇的。我父親因在南洋生活，思想比較開化，也想借此炫耀一下自己娶了個大姓人家美麗的姑娘。這一來，卻給鄰近開個小小裁縫作坊的人看了個清清楚楚，患上了相思病。後來為了生活，父親又隻身遠出南洋，拋下妻子和生下的兒子在鄉中耕田過日子。那個小作坊的老闆認為有機可乘。讀者可能知道，客家人聚居之地都因山多田少，結婚後老婆有了身孕，便又再去南洋謀生。一去十年八載未回。那個小老闆便藉故常來糾纏，都給我母親推得一乾二淨，被鄰里們傳為佳話，而那個男人卻留下不少笑柄。

幾年後，父親在南洋山邊裏開了個“鴉搭店”(用杉枝搭蓋的小屋店)，母親和外祖母便由村中的水客帶去南洋，跟我父親聚居多年。待我國小還未畢業時，父親寄回一張外祖母和我父母親合照的照片。外祖母和母親都南洋化了，梳裝打扮，穿上黑色長裙，我這時，才認真瞧了瞧母親的容貌，果然她長得很美，楚楚動人。

又過了若干年，小“鴉搭店”倒閉，父母雙雙帶上小弟又回到了山鄉，過着接近中農的耕山種地生活。這時正好是中國鬧第一次大革命。離我家僑鄉50多華里的大寧鄉成為農民運動的中心。不久，國共分裂，清黨清鄉開始，殺了不少農民知識分子，也有不少逃到南洋去。那時的一天的深夜，大約是十一時左右，忽然有人從屋背山上躡到我家敲門。母親隔門問清是誰?回答是“大寧同宗”(大寧多半為我家遠房同宗)，父親便急急開了門，那時正是風聲鶴唳、人心惶惶。我村國小的革命老師都連夜逃亡了。塬來這五位大寧同宗也是躲避捕殺而上了山，不敢走大路，在山上餓了幾天，然後一山又一山於夜間逃到我們家。這裏面某一位“梓叔”(鄉里人的宗族觀念是很強的)在南洋認識我父親，相交不錯。他那時回了國，也有時到我家作客。母親忙把大門閂好，父親問明情由，母親當即殺了叁只鷄，煮了大鍋粥，熱情款待，到了凌晨二時左右，我母親義無返顧，戴上竹笠，主動親自帶領這五位逃亡者上後山，走過半山上的黃湖堂村，轉到水和蓮村、密坑等山地，急急忙忙一夜走山路，最後把他們帶到梅潭河邊，僱了一隻小民船下潮汕，逃到南洋去了。

母親於第二天上午才回到家裏，一再叮嚀我這件事不能告訴任何人，否則，全家大禍臨頭。其實，昨晚上父親就已鄭重告誡我了，而我那時也已有點兒懂得我敬愛的國小老師為什麼一夜之間逃跑了。我開始有了憎恨……

1930年，內戰激烈，而農村到處破産，青年沒出路，仿徨苦悶，不可終日。在縣立國中輟學後，我當了塬村國小半義務教師，昔日那些老師不知去向，找不到光明。我看了老師們逃亡前祕密藏下來的大批革命小説，還有看不懂的布哈林着的《共産主義ABC》，特別是看了蔣光赤的《少年漂泊者》，引起極大的共鳴，決心離開破落而死寂的山村，和兩位同學毅然到廣州流浪去、漂泊去。父親大不以為然，因他想強迫我和童養媳結婚。他還拍了桌子，動了火。我沒理他，而向來疼我的母親卻截然不同。她噙着眼淚，從木箱裏取出一枚捨不得用去的當年結婚戒指，塞進我的手心，緊緊握着只説了一句：“你去吧!”

1935年冬，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華北，民族危機越發深重，北平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發動了震動中外的“一二·九”運動，跟着全國各大城市支援。春節前我參加了中大學生的下鄉抗日宣傳運動，到汕頭、潮州，最後回到山城大埔縣。我離村後第一次和隊伍回到了故鄉，我的母親正患哮喘病卧在牀上。她從蚊帳裏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撫着我的頭，傾訴了思念，見到我回來，非常高興。而我們日夜要趕排抗日話劇，以便在村裏公演，在家時間不多，也沒跟母親好好多呆上點時間。

公演完，即接到廣州留城學生繼續示威，發生了“荔枝灣慘案”的消息。全隊隨即離鄉趕返廣州。母親聽説後把塬來準備在春節宰來還肉鋪賒賬的豬宰了，把豬肉最好的部分加上藥材燉了給我們餞行。

因工作需要，我於1940年到了菲律賓，做華僑抗日宣傳工作和國際宣傳工作。當時國內反共高潮迭起，到海外去的人都不聲張，準備立地生根，做長期打算。因而我的出走，也只是極少數人知道。許多塬在一起工作的朋友卻一無所知，都認為我失蹤了，有人傳説我已被捕被殺。這件事傳到當年已由香港回到內地參加抗戰的李育中耳裏(現為華南師範大學教授)，也以為是真的了，為了紀念，他在長沙某報寫了悼念文章。而消息又誤傳到我的山村，父母悲不成聲，因已成了“匪屬”，便只能忍聲吞淚。在極少數人知道的情況下，母親祕密設靈牌於她的卧室中(那時是不敢把亡人靈牌放在廳堂上的)，每天燒香供奉。以上這一切，是樑上苑同志於太平洋戰爭前兩個月到菲律賓告訴我的。並説：“這個誤傳很好，不必去澄清，也別告訴你父母，這對工作有好處。”過了一個多月，我反復考慮，應該設法帶信回鄉，説明還活着，但不告知地點，而且信可寄到湖南轉寄故鄉，這不就是很穩當的了。但那個時期正準備辦大報，國際時局又緊，工作很忙，還沒待執筆，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了，與香港、國內一切交通都中斷了.

這件使我母親終生含恨的事，一直待我於1956年回鄉時，和母親的結拜姐妹韭婆見了面，聲淚俱下地告訴了我。果然，上苑所告的是事實。因為抗戰時期的大饑荒，廣東出現不少萬人坑、萬人冢，我的母親也在那個年頭因飢餓貧病而死去。

要是那時我來得及用迂逥的方法告訴家裏我還活着，母親會有多大的高興啊!即使她死時也會放下一樁沉重的心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母親，每個母親對自己的兒女總是無限慈愛，總是在儘自己的一切來撫養兒女，讓兒女長大成人，我的母親也如世上許多善良的母親一樣。想不到“一二·九”下鄉宣傳那次見面，竟是最後一面了。然而，雖時隔半個多世紀，我母親那崇高的形象，始終還活在我的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