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哲學反思思維的現實價值論文4篇 哲學反思思維：實用的現實價值探索

本論文探討了哲學反思思維在現實生活中的價值。通過對思維模式的分析和反思，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並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本文將從哲學的角度探討思維方式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並闡述思維反思在道德、政治、教育等領域中的應用，進而提出實踐中的啟示與建議。

第1篇

隨着我國社會情況的不斷髮展，經濟立法的發展也逐漸開始變的越來越完善，司法也逐漸開始廣泛的展開，這些經濟法的深入探討和探究準備了實證材料。但是經濟法理論研究過程中，經濟多年的積累，經濟法的基本理念也逐漸開始反思準備出了成熟的理論條件。

不管是哪一種法律作為一種制度都是應對社會的問題所出現的產物，並且這也是社會問題的主要解決方式，也正是社會問題的產生，能夠良好的解決法律的發展情況並且確定了自身的賦税的主要任務，這樣引發的法律目標或者是任務是有所不同的情況。所以法律部門不同於其解決問題的主要類型，這樣也是最終引起目標或者任務的不同情況。

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經濟背景，決定了人們在利益結構中公共利益已經具有非常高的權重，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所能夠過去的分享的權益，還需要在其所處的社會經濟秩序以及公共物品中所分享的公共利益有着直接的關係。

在19 世紀開始，世界各國間經濟的發展能表民，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問題起關鍵的內容就是經濟是否能夠持續和穩定有效的發展，但是這一問題的主要解決方式還在於能否形成比較好的經濟秩序。

法律作為社會的規範，之所以能夠發揮其有效的作用，也主要是由人所具有的理性，以及其行為的主要意志支配的，也正因為如此，法律所規範的行為就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但是人作為理性的存在，其根本的性質也決定了人的所有行為，但這些情況主要的原因都是利益的行為。

（1）行為類型和特點。在行為損害利益的視角能把造成損害的行為分成私害行為及公害行為。其中私害行為指的是為損害個人利益產生人的私益。而公害行為指的是為損害的利益主要就是人的公益。這兩種行為的主要特點就是由其損害利益及受害的主體特性所決定的。（2）行為類型和法律規範的演化。在國家產生之後，人在社會活動的過程中不僅是其他人或公共機關兩類主體之間的相互統一，因此，對人的損害也無非分成兩種性質和主題，在現有的法律部門看民法、商法主要是私害行為的防範和控制，並且社會的主流觀念也是自由主義的個人觀念，所以近些年來，在對於利益的法律保護過程中，民法和行政法長期處於部門的主導地位。

（1）經濟公害行為的法律規範路徑。在19 世紀末到20 世紀初期的階段，隨着社會的不斷變化，有計劃程度不斷提高，人們的利益結構和行為發生了嚴重的變化，其中公共的利益佔有的權重逐漸增加，同時對於社會的主觀影響也在不斷的加強，甚至公害行為所導致的嚴重的甚至是災難性的損害後果也逐漸呈現出來，導致公益保護逐漸被法律所重視程度。

（2）經濟公害行為和經濟法規構造。在複雜的經濟體系中，很多行為不屬於經濟公害的行為，這一點不僅僅和行為者所處的經濟系統以及其行為在系統中的角色以及經濟實力有關係，這也和方式的社會主流以及經濟學觀念對於這一行為有深刻的認識。因此在經濟法中一般情況下沒有設置專門的執法機關，這一點也決定着規範市場主體行為的規則是否合理，這個也是能夠有效控制經濟公害的主要因素。

在經濟法的領域中，很多損害的行為是損害小但是分佈卻非常廣泛的情況，例如：市場規制中各種損害消費者行為的，甚至很多行為有害性甚至展現出非常長的時間，限制市場競爭行為，對於市場競爭產生嚴重的影響，對於產業結構產生的主要影響等，甚至有些行為和損害結果的關係並不明確。

對於法律法規中的事後真讓人規則，還需要有效發揮其主要的功能條件，並且需要在經濟公害中被完全的顛覆，事前規則的設置主要還需要設立的專門機構進行調研，這也是在意義上來説以事前預防為主，防治經濟公害的方式。

根據以上內容能看出，經濟法的發展和產生，碎玉社會的經濟背景以及社會觀念，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也是保護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並不是個人如何自由利用自身要素更好生活的問題，參與協商民事行政訴訟且加以改造，這樣也能夠建立起最新的訴訟形式，建立起最新的公益訴訟制度。

第2篇

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不僅深刻改變了全球經濟、金融和貨幣格局，而且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的經濟思想，經濟學乃至全部社會科學正在醖釀革命性的變化。我們需要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現代經濟學起源於18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為主要發源地，經過200多年的發展和演變，逐漸成為一種居於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維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經濟學是西方整體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西方哲學思維數千年演變和進化的產物。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直接來源於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學思想，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哲學家熊十力説：“西洋形而上學是以宇宙實體當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窮之。西洋哲學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謂一元、二元、多元等論，則是數量的分析;唯心唯物與非心非物等論，則是性質的分析。此外析求其關係則猶若機械論等等。要之，都把真理當作有數量、性質、關係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實在是西洋整個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最基本的特徵，也是其最殊勝之處。西方許多著名科學家將西洋科學方法總稱為“約化論”(reductionism)。約化論讓西洋科學取得令人歎為觀止的偉大成就，絕不可輕視，更不可忽視。西方經濟學實在是西洋整體哲學思想的支流，其哲學基礎和分析邏輯也是秉承約化論的基本意藴。

概言之，主流西方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五個方面構成：人類行為的自私決定論、經濟體系的機械決定論、人類發展的西方中心論、人類認識的實證方法論、政策哲學的自由競爭論。從哲學角度來審視，上述五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200多年來，經濟學演變繁複，流派紛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細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論。

經濟科學背後的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直接源於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17世紀歐洲興起的科學大潮，徹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思維模式，改變了人類歷史的演進方向。科學和技術的興旺發達，不僅讓歐洲擁有了征服物質世界的絕對優勢，而且讓歐洲擁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優勢。那些驚世駭俗的科學發現和發明創造，讓全人類歎為觀止。歐洲人憑藉科學技術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勝利或許更加徹底。西方崛起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摧枯拉朽、雷霆萬鈞之勢，迅猛席捲全人類。一切社會科學和精神學問，包括宗教、哲學、歷史、法律、倫理等所有一切學問，無不深受科學方法論的影響。科學思維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影響尤其深遠和全面。若要探討主流西方經濟學的成功和失敗、優勢和劣勢，若要為經濟學的未來開闢新的方向，我們首先需要總結西方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理解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如何決定了經濟學的基本價格。

西方科學世界觀的核心就是決定論、機械論或命定論，此為西方學術界的共識。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非平衡熱力學開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熱出版的名著《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吹響了重新塑造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嘹亮號角。

決定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孕育出許多基本信念。我們將會看到，經濟學和幾乎所有社會科學命題，皆源自這些基本信念。

決定天地萬物或宇宙演變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適性和永恆性。西方科學的偉大奠基者們始終強調自然定律的普適性和永恆性，他們虔誠追求的科學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圖式和普遍真理。

對普適和永恆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勵無數天才物理學家窮盡畢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尋宇宙萬物的基本規律，從而創造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奇蹟。的確，物理學家們曾經多次堅信他們已經找到了那個神祕莫測卻又充滿無限魅力的終極定律。譬如，19世紀後期，物理學家們非常樂觀地宣稱，宇宙間的一切皆可以按照連續物質的性質予以解釋和推斷，物理學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點兒烏雲了。然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橫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學家的樂觀情緒，開闢了物理探索的嶄新天地。原子結構和量子力學不確定性原理的發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決定論的信念。

霍金的《時間簡史》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科普著作之一。全書激盪着那個意志堅強的殘疾天才對自然世界普適和永恆定律的信念忠貞不渝的偉大情懷，激盪着對宇宙演化終極規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壯志。當霍金論及“物理學的統一”時，他滿懷信心地説：“在謹慎樂觀的基礎上，我們可能已經接近於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終點。”

霍金將決定論的科學觀推到極端。他寫道：“愛因斯坦曾經問道，在製造宇宙時上帝有多少選擇性?如果無邊界假設是正確的，在選擇初始條件上它就根本沒有自由。”初始條件的確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們可以完全準確預測宇宙發生的一切，這當然也包括人類社會，因為人類自身不過是茫茫宇宙的滄海一粟，怎麼能夠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規範?

因此，早在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早期，自然定律的普適性和永恆性，就一直激勵着歐洲哲人去追尋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成就最突出者當屬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諸位大師。劍橋大學曾經出版一本專著《蘇格蘭啟蒙運動》，詳盡説明牛頓科學尤其是著名的力學三定律是蘇格蘭啟蒙哲學家的靈感源泉。斯密和他的老師們堅信人類社會同樣存在着與牛頓三定律一樣普適和永恆的自然定律，《國富論》的偉大貢獻就是發現“看不見的手”原理。斯密為自己的奇妙發現驚喜萬分，深信自己已經找到了支配人類經濟活動的“自然鐵律”。《國富論》因此成為經濟學史上最重要的著作，“看不見的手”原理則成為經濟學者最根本的精神支柱。

決定論和機械論的基本信念塑造了經濟學的基本性格，牢牢統治着我們的理論思維和政策模式。第一，人類社會演變有一個確定的方向。“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完美市場制度，歐洲建構主義的理想社會，李嘉圖的“完美靜態經濟體系”，馬克思人類社會演變的“五階段論”，直到20世紀後期所謂的“歷史終結者”，皆源自經濟學的決定論信念。第二，既然人類經濟體系的演化有一個確定的方向，我們就一定能夠準確推測人類行為的結果。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主旨，就是準確推測經濟趨勢。弗裏德曼的著名論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宣稱檢驗經濟理論正確性的唯一標準就是預測的精準。事實上，許多經濟學者喜歡動輒就以“預言家”自居。第三，數學模型完全支配了經濟學，哲學、歷史和人文思考退居其次，甚至被完全漠視。近百位獲獎者多數都是數學模型高手和數學家。第四，決定論和機械論思維經過複雜的數學模型，終於蜕變成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有效市場學説，它們將市場描繪成一架精巧的機器，總是可以自動邁向完美均衡，給人類創造出最大的福利。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有效市場假説是過去半個世紀西方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直接催生了貨幣信貸擴張、資產價格泡沫、全球經濟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機。

第3篇

管理是人類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活動，早在原始社會人類其實就已經開始了管理活動，主要表現為特定組織成員為了達到組織的共同目標而進行的資源優化過程，具體表現為管理主體對管理客體進行的一系列的協調和組織活動。哲學的定義則較為廣泛，有的説是知識彙總，有的説是科學的科學，而比較接近哲學本意的則是馬克思對哲學的解釋，即世界觀。哲學是研究事物本質及其運行的根本法則，是管理科學的主導原則與方法論。哲學與管理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但是兩者之間聯繫極其密切，哲學是管理的指導思想和精神嚮導，管理則是哲學的實施與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在現代企業管理實踐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着人類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各個國家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甚至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日益頻繁，相互之間的影響也不斷加深，一個人的各種決策活動，尤其是職權較大、影響較廣的個人的決策活動都能給地區甚至整個社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在這種大環境下，企業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營主體單位，企業規模的不同，企業的各種活動都會對當地、國家甚至世界帶來不同的影響，作為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不僅要考慮到企業自身的生產和經營活動，還要考慮企業對社會產生的各種影響，因此，企業的管理者必須改變以往單純作為經濟人的角色，必須要具備一定的哲學素養，在考慮企業的經濟效益和效率的同時，也要考慮企業的人文和社會價值。1978年霍金森教授編寫的《管理哲學》一書的發表標誌着管理哲學的正式創立，他在書中對管理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中，人們在實際生活中除了要關注如何提高組織的效率、加強組織的科學管理之外，還應當注重組織管理中的人文要素，不僅要強調組織的效率價值，還要考慮組織的人文價值。簡而言之，管理活動不僅能夠提高人的價值、發展人的潛能，還應當能夠排除壓抑人的創造性、降低人的價值、限制人的發展的行為和因素。因此，哲學作為一種“補償的力量”必須對管理進行價值的、倫理的、情感的分析，這就是管理哲學的本質。

（1）自然觀。大自然主要指人類生存的各種環境，包括森林、河流、山川、礦產等等，這些自然物質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自然界有其自身的運行和發展規律，人類活動介入之後，自然生存環境雖然受到影響，但是人類活動並不能夠改變自然運行規律，人類對於自然環境所做出的各種行為，都將得到自然相應的回報，因此，人類的活動必須遵循大自然的客觀規律，不能隨心所欲的改造大自然，否則必將會受到大自然的懲罰。

（2）社會觀。社會不同於自然界，社會活動是由人類的各種不同活動構成的，社會活動包含多種不同的人類活動，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活動等等，每一類活動都會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人類社會經過了多種形態的更替，而且每種社會形態均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隨着人類活動的不斷進步，社會形態也會不斷的發生變化。企業要在當前社會中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遵循當代社會的發展規律，對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有清醒的認識，才能夠管理好企業，為社會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3）人文觀。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要素。正是由於人類具有無窮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不斷促進了人類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倡導以人為本的思想，堅持以人為中心，充分尊重人的意願、關心其身心、理解其情感，注重培養和提高每一員工的主體地位、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管理者應重點關心和研究員工的情感態度動機、信仰倫理道德、規範責任意志、偏愛期待價值等，把企業管理理念逐步滲透到全體員工中去，引導員工主動去實現企業目標，促使企業良性發展。

（4）企業觀。企業是社會中的一個組織形式，是國民經濟的主體，要做好企業管理工作，就要具備哲學性的管理思維，處理好四個環節的關係：管理者、管理對象、管理工具和手段、管理過程。雖然這四個環節的每一個都可以作為哲學對象，但是，管理哲學的思維方式主要側重於概念、判斷與推理。企業以目的而存，以適應而發，以整體而變，以集合而改。除此以外，其職工的情感、態度、價值、道德、責任感等等，這些都是管理應關心的問題。對它們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管理的實質就是實踐哲學或行動哲學。

（5）發展觀。世界萬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這是物質世界的根本法則，企業也是如此，任何一個企業都是隨着經濟社會體制、社會關係和市場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只有這樣才能夠不斷的適應經濟環境與社會發展，才能求生存。當今社會企業最重要的在於企業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變革和創新，只有不斷的改變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才能真正的取得發展。

二、我國企業管理中應用管理哲學的意義

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企業發展規模和實力都有所增強，越來越多擁有國際市場競爭實力的企業開始向國外發展，謀求國際市場。在企業走出去實行跨國經營的時候，跨國企業的企業文化與理念體系構建成為比較重要的研究課題。為避免走出去的企業受其他國家文化的影響而失去自身的獨立性，我們勢必要更加重視和強調跨國經營企業的管理哲學和企業文化建設，因此，在企業管理中應用管理哲學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國內外企業競爭的加劇要求我國的企業必須要應用管理哲學。

隨着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開展及全球化趨勢的深入延伸，越來越多的國際大型跨國集團公司進入中國並搶佔了市場、人才、技術等資源，我國企業發展壯大的形勢更加複雜和嚴峻。國際化的大型企業集團都是實力雄厚並具有豐富的先進的管理和發展經驗的，一方面我國企業要努力學習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另一方面不能一昧模仿西方國家企業的經營模式，我國企業仍然要建立或者説保持一些中國企業所特有的東西，形成一種更能符合中國本土和國外文化的企業文化和哲學，這樣才能在國內甚至國際競爭中保持一定的競爭優勢。

一個企業在生存發展過程中必須能夠充分體現當地民族的文化特徵，能夠建立起符合國人的企業哲學，而現實中確實有很多的企業由於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東西，沒有好好的利用我國的傳統文化特色和價值理念來構築企業特有的管理哲學和管理文化，最終導致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和價值，一個無法體現自己民族文化特徵的企業很難在國內立足，更難以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

要使得企業管理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除了管理者自身要具備一定的哲學素養之外，還應當將這些哲學元素逐漸擴展到企業的所有員工，使他們都認同這種管理哲學，大家協同一致，才能使企業文化發揮其最好的效果。企業在建立企業文化的時候，應當包含管理哲學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觀、社會觀、企業觀和發展觀等，如企業的發展實踐過程中必須尊重自然規律，必須與當代社會的發展相適應，必須要具備哲學性的管理思維，必須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中等等。這樣的企業文化才能得到企業員工的認同和執行，才能滲透到企業的每一個員工中去，才能形成企業向心力，這樣的企業文化才能夠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起到最好的效果。

（二）建立以管理哲學元素為核心的現代企業運行機制。

在管理哲學思想的指引下，對企業組織的運行機制進行優化與整合，包括整合企業的組織結構形式和生產經營運行機制。首先，按照人本管理哲學思想整合和構建與之相適應的企業組織結構形式和協調機制。按照“直線加矩陣”序列關係構建“複合型”企業組織結構形式，“層級制”直線型組織指揮體系和“矩陣式”橫向型事業部制組織密切結合的組織結構形式，其中“層級制”直線型組織、指揮、管理、協調體系，上層是高層決策指揮系統，中層是標準化職能部門，基層是產品項目研製組織；“矩陣式”橫向型事業部組織，由直接接觸、相互協調的工作技能、工作過程和工作成果等標準化職能部門和產品項目研製矩陣組織或項目小組構成。其次，運用人本管理哲學思想，以營銷導向管理理念為出發點，對生產型企業的組織運行機制進行重構，構築“需求———層級式”企業生產經營組織運行機制，這種運行機制，其中心思想是處於上一層級的部門制導下一層級部門，而下一層級的部門必須準時響應和滿足上一層級部門，並保證工作成果合乎要求。

（1）黑箱原理的應用。在面對一項比較複雜的管理活動時，可以把整個的管理活動看成是一個黑箱子，這裏面的具體內容可以暫時不要去管他。管理者只需要考慮的是在這個黑箱子中輸入和輸出信號，輸入的是預定的管理目標，而輸出的當然也就是管理結果。而管理的過程要懂得選擇讓下級管理者去實施，這主要是因為越往下層，所需要管理的範圍就越小，管理也就越輕鬆。在由下往上的管理活動過程中，一層層的管理工作都做好的話，自然整體的管理工作也就做好了。管理者通過調動下層管理者的工作積極性，做好自己範圍內的管理工作，從而理順整個管理系統，這就是所謂的黑箱理論。

（2）調動管理積極性。管理活動需要管理充分的調動起自己的積極性，在每一個管理條件的選擇以及實施上都要保證萬無一失。因為管理哲學告訴我們，管理者對管理的更深層次的認識，是從具體的管理實踐中來的，只有進行有效的管理實踐，管理者才能得到進一步的認識。並且管理層越往上面，這種認識也就越重要，因為越往上層，管理者所作出的管理決策所引起的影響也就越大。所以管理層要充分的調動起自己的工作熱情，要儘量避免管理失誤的出現，給企業帶來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3）適當進行彈性化管理。每一項管理制度的建立都不是十全十美、完美無缺。往往在管理實踐過程中，這項制度的弊端也會慢慢的出現，一旦這些問題無可避免的出現的時候，管理者不能一味的只知道按照規定製度進行管理工作，要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從問題的實際出發，彈性的看待問題。企業管理應當是有彈性的，每一項管理活動從管理目標的制定到管理工作的安排實施都應該有管理的彈性，特別是作為管理者來説，更要把握好這種管理彈性，在管理實踐過程中，切實協調好各方的關係，最終的目的自然是保證企業能夠健康有序的發展。

第4篇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把我們拽入了“互聯網+”時代，教育也置身於“互聯網+”之中，越來越多的人將其稱之為“互聯網+”教育。每個時代發展的背後都潛藏着哲學自覺與思想變遷，正如馬克思所説的“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只有真正的哲學家才能進行真正的教育”。對“互聯網+”教育進行哲學反思不是為了尋找確定性的唯一答案，確定性往往代表着思想的終結，而是促使我們在更深層次展開思考，突破常識化、經驗化、表層化的理解，在發現並嘗試回答各種問題的過程中，充滿意義的教育世界才會不斷向我們敞開，否則不僅與深刻的洞見擦肩而過，還失去了過上更好教育生活的機會。

教育是什麼?這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對教育是什麼的叩問，實際上就是對教育目的的追問，這是整個教育實踐的核心基點和邏輯起點，有什麼樣的教育目的，就有什麼樣的教育觀，就會希冀什麼樣的教育實踐樣態。杜威説：“教育的過程，在它自身以外，沒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這為我們劃定了言説的邊界，保證教育不為外部力量所左右，避免了教育的異化。因此，“對整個教育問題的反思，必然追溯到教育的目標上去。人類的將來，取決於本真教育的能否成功……但僅憑金錢人們還是無法達到教育革新的目的，人的迴歸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條件。”

“人”———“大寫的人”“完整的人”的培養必須成為教育的核心價值取向，這是教育的本意所在，當然，這個“人”絕不是抽象空洞的、不可捉摸的，而是現實可感的、生動活潑的，也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描述的“人類發展的目的在於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豐富多彩，表達方式複雜多樣;使他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家庭和生活成員，作為一個公民和生產者、技術發明者和有創造性的理想家，來承擔各種不同的責任”。

素質教育體現了教育的本意，是中國教育發展的時代命題和主旋律，素質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全面發展。實際上，人的培養與其社會角色和身份的塑造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只是“國家目的教育不能把受教育者僅僅作為手段和有用的工具來培養，而首先必須把他們作為一個完整而豐富的人來培養。教育目的中的人，可以包含‘勞動者’‘人才’‘建設者和接班人’以及‘公民’等，但卻不能用其中任何一個來替代人”。

再次回到培養完整的人這一教育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把握“互聯網+”教育，明確“教育”是其根本屬性和第一屬性，“互聯網+”是衍生性附着，或者説“互聯網+”教育本質上就是素質教育，是素質教育的一種實踐樣態，避免將眼光過多地放在“互聯網+”上，影響了對教育屬性的基本判斷。教育在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同時，絕不能忘記自身的本質屬性，尤其是促進人全面而有個性成長的根本目的，“必須是人，而不是技術成為價值的最終源泉;是人的最優發展，而不是生產的最大化，才是制定所有計劃的標準”。“互聯網+”無論對教育產生了何種深刻的影響，都不能參與對教育終極目的的討論，也不能改變教育的人性假設，更不能改變教育的根本目的，不過，“互聯網+”會對人的具體素養和能力培養提出與過去不同的要求。而現實中的確有些人帶着各種各樣的目的“引導”我們把注意力都放在“互聯網+”上，遺忘了更為根本的“教育”二字，把因“互聯網+”介入產生的問題替代了教育發展和學生成長的本體性、本源性問題，甚至掩蓋和忽視了一些阻礙完整的人的成長的瓶頸性問題和根本問題，這不僅會導致“互聯網+”的僭越，還會讓我們“信心滿滿”地捨本逐末，最終迷失了素質教育的發展方向。

當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躍遷，呈現出日益複雜的發展環境，矛盾與衝突無處不在，有矛盾與衝突並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中，在身不由己的捲入中，保持良好平和的心態，這是教育變革取得成功的關鍵性前提條件。而哲學恰恰就是穿透迷霧的那一束亮光，是讓教育放棄盲動、保持清醒的最後機會，它可以幫助我們進行準確的教育價值判斷，積極妥當地迎接來自教育內外的各種挑戰，形成“互聯網+”教育發展的合理定位。

冷靜面對“互聯網+”。我們正處在不斷變化的時代，類似“互聯網+”這樣的新事物層出不窮，打開了一扇又一扇認識世界的窗户，推動教育生活向前發展。有一些人特別“敏感”，非常熱衷於新事物，對所謂的“新”無限推崇，好像新事物就意味着創新、意味着遠見，舊事物就意味着保守、意味着落後，好像新事物一定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積極的影響，忘記了新事物並不必然等同於良善方向和正能量，“新”和“好”之間不能劃上等號。尤其是一些教育理論工作者，在外在功利化評價的壓迫下，他們放棄了“甘坐冷板凳”的學術品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一窩蜂地圍繞某一個“新”“大做文章”“大寫文章”“大發文章”，寫文章已經從手段變成了目的，這不僅是對自身學術研究的貶低，更會對教育實踐產生不良影響。一旦冷靜下來，你就會發現教育有許多永恆不變的東西，有許多永遠都需要研究的黃金命題，堅守就是對教育規律的遵循，堅守就是一種重要的創新。當然，堅守絕不意味着狹隘封閉，也不是盲目簡單的拒斥，而是充滿理想的教育的返鄉之旅。

明確“互聯網+”的閾限。人們經常引用蘋果公司創始人的“喬布斯之問”———“為什麼計算機改變了幾乎所有領域，卻唯獨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小得令人吃驚?”需要警醒的是，喬布斯不是教育家，這是企業家之問，作為企業家的喬布斯已經表達出了他的傾向，計算機應該對所有領域產生巨大影響。“喬布斯之問”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互聯網+’之問”，為了把問題看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沿着兩個層面追問下去：一是計算機除了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小得令人吃驚以外，對於哲學、歷史、藝術等一系列人文社會領域，產生的影響足夠巨大嗎?應該足夠巨大嗎?達到了喬布斯想要的理想狀態了嗎?信息技術真的是普適性的功能靈丹妙藥嗎?可以無限制地引入到所有領域嗎?我想如果“互聯網+”真的能對這些人文社會領域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並導致革命性變革的產生，恐怕成百上千年形成的學科特質就徹底消解了，這些學科自身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二是計算機肯定對學校教育有影響，但影響應該大得驚人嗎?這個“令人吃驚”是指對人的成長的影響還是產品使用量大而帶來的利潤?如果真的大得“令人吃驚”，作為專業的教育者我們能夠認同嗎?在教育本質不變的前提下，“互聯網+”能重新定義教育嗎?能夠對教育產生多大影響?在哪些方面、多大範圍產生影響?以什麼方式產生影響?對於“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紮紮實實”這樣的重大根本性問題，“互聯網+”能發揮作用嗎?能發揮多大的作用?

我們已經生活在“互聯網+”世界裏，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由於信息技術發展太快，升級換代過於頻繁，我們經常會跟不上節奏，有一種海德格爾所説的“被拋入”的陌生感覺。教育學是一門實踐哲學，無論是主動進入，還是真的“被拋入”，我們需要告訴自己的是：對於“互聯網+”教育我們能夠做什麼?如何撐起“互聯網+”這張教育之“網”?

作為審視教育的維度之一，可以描述與限定我們所處時代的關鍵詞很多，政治文明、綠色生態、科學發展、公民社會等等，每一個關鍵詞就是一個反省的角度。因此，我們可以從不同視角對教育發展進行考量，獲得對教育不同側面的把握，但是，任何一個維度都不能壟斷教育發展的全部視域，否則會讓我們失去教育發展的立體感和想象力，導致教育生活的僵化呆板。“互聯網+”只是當代教育發展的一個維度，可以豐富教育的理解與思考，形成更加有益的實踐模式，但是，“互聯網+”絕不是教育發展的唯一背景和唯一維度，教育發展還受到經濟、政治、文化變遷等多方面的影響。我們要從多個維度探討與發展教育，並且在不同維度的視角中展開對話交流，結果是“更傾向於折中，而不是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認識論觀點”，實際上就是尋找不同維度對話之後的重疊共識，才能實現教育的和諧完滿發展。

實現技術的合理支撐。隨着雲計算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信息的存儲、傳輸和應用能力大大增強，“互聯網+”對教育發展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幫助，彌補了傳統教育發展的一些不足，提供了教育存在的強大物質基礎，集中地表現為技術支持，信息技術潛移默化地融入教育生活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實現教育資源的重組與共享，使得學習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為教育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信息技術介入，可以搭建包容量更大的教育大數據平台，對教育宏觀發展和學生的學業水平作出更加準確的分析與判斷，建構更加豐富的教育資源庫，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選擇機會，不斷實現與教育的深度融合，從而在技術層面推動教育現代化的新發展，最終為提高教育質量提供切實保障。

豐富教與學的方式。教與學方式的變革是教育的基本命題，是教育理念轉化到實踐中的關鍵環節，這也是“互聯網+”對教育的最重要影響，沒有教與學方式的變革，就無法實現預期的教育目的和課程目標。首先，要根據“互聯網+”的獨特性，對教與學的方式變革進行深入的思考，如果採用的方式不盡合理，可能會出現荷爾德林所説：“人想把國家變成天堂時，總是把它變成了地獄”，我們會帶着天堂般的目標去製造人間地獄，而身在其中卻渾然不知。其次，豐富教與學的方式不意味着對傳統方式的拋棄，也不意味着所謂新的方式一統天下，而是如何在“互聯網+”中實現教與學方式的拓展與創新。最後，我們要特別關注一些新的方式。由於“互聯網+”為教育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傳統意義上的時空概念和邊界被打破，一些原來不可能實現的教與學的方式成為可能，“慕課”“微課”“翻轉課堂”等為教育發展注入了創意與活力，成為促進學生個性化學習的認知載體，並伴隨着豐富的情感激盪，與傳統方式一起構成新的教與學的生態系統。

“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生活動力，這是一個明顯的真理。如果不去追求幸福，生活就毫無意義而且不可想象，那種幾乎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幸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教育學是真正的人學，它的目的是培養完整的人，實現每個人的潛能，最終讓每個人獲得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為指向更加有意義的教育生活，而且是一種充滿了可能性的良善生活，“互聯網+”教育必須充分挖掘自身的意涵，實現師生生命的完滿和教育意義的增值。

關注人文性。“自從人類緊盯着屏幕而不再相互守望開始，教育的技術化就不僅使學生的學習經驗被標準化，也不斷對教師進行標準化改造，限制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的複雜對話，要求教師在課程中通過‘數據驅動’或‘基於證據’而達到某種‘最佳做法’。不僅僅是課程，甚至師生關係也被降為一種手段。”人們往往把“互聯網+”等同於強大的信息技術支撐，僅僅以此介入與推動教育的發展，卻忽視了信息技術的人文意藴，它對於學生的精神生活價值被邊緣化，這實際上是對信息技術本身的貶損。“互聯網+”是人的創造物，沒有人就沒有“互聯網+”，它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外顯，負載了人類的內在期望和追求，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我們一定要凸顯技術背後的人文思想，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澱，在普適性的“互聯網+”上烙上深深的本土文化印跡，展開基於技術的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流，讓“互聯網+”背後的“人”站立起來，體現一種強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再次實現靈魂的“相互守望”。

突出倫理性。“教育基本上是一項道德事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的目標是改善。它試圖讓接觸它的每個人，老師以及學生，比現在更好。放眼全球，它盡力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教育意味着人的成全，包含着重要的道德向度，需要倫理價值的有效牽引，而不道德的教育本身就不能稱之為教育，是教育的自我扭曲和變形。“互聯網+”教育必須具有強烈的道德意藴，因為“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的產物，因此任何給定的技術秩序都是一個朝向不同方向發展的潛在的出發點，但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則要取決於塑造這種技術秩序的文化環境”。網絡與信息技術既為師生的主體性、能動性的發揮創造了條件，同時又將師生擱置於被奴役和控制的境遇，本應該作為解放人的力量，也許最後會成為束縛人的工具。所以，無論如何信息技術不能成為壓抑或控制人的手段，不能成為阻隔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的障礙物，不能讓大寫的“人”變成網中低微的“蟲”。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把技術背後的經濟利益糾結看得比教育的發展和師生的成長更重要，絕不能讓網絡與軟件公司過度“參與”教育教學的變革，這樣會遮蔽教育原本的澄明狀態，讓教育失去應有的尊嚴。

強化整體性。教育變革在本質上就是關係的重塑，只有在整體性的寬闊的視野中，才能對教育有更深刻的認識，所以，我們一定要打破對象性和實體性的二元論模式，形成更加合理的關係性思維，建構“互聯網+”教育的良好生態。正如懷特海所説：“教育的成就取決於對諸多可變因素的精妙的調整，因為我們是在與人的思想打交道。激發學生的求知慾，提升其判斷力，鍛造其對複雜環境的掌控能力，使學生能夠運用理論知識對特殊事例做出預見。”任何一項教育改進都會涉及方方面面，絕不能孤立割裂地看待問題，因此，我們不是簡單地回到“互聯網+”，或者千篇一律地表述為基於“互聯網+”，而是大家(包括學生、教師、家長等各方面人士)一起攜手從“互聯網+”出發，以“互聯網+”這個主題線索撬動“諸多可變因素的精妙的調整”，使教育系統中的不同因子得以協調發展，形成教育發展的整合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