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家出版機構成立100週年

人民出版社成立於1950年12月1日，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起的一家綜合出版社，社名是毛澤東親筆題寫。以下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家出版機構成立100週年相關參考資料，提供參考，歡迎你的參閲。

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號上刊登了一則通告——《人民出版社通告》，標誌着人民出版社正式誕生。

　　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一塊6平方米的地方，放着一張書桌，這就是人民出版社編輯部舊址。

　　近日，人民出版社迎來成立100週年。人民出版社成立於1921年，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家出版機構。100年來，人民出版社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播黨的創新理論、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是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故鄉，也是出版事業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這不僅使得輝煌燦爛的文化得以傳承，也為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

　　應運而生的現代出版業

　　據出版業界研究，中國是世界上出版事業發展最早、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我國古代出版業的重要成果是編輯出版了浩如煙海、內涵豐富的圖書典籍，成為中華文明有別於其他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據統計，僅從西漢到清代的中國古籍，至少有18萬種，230多萬卷。其中不乏顯示中國文獻宏富、圖書事業興旺的大型圖書，比如明代的《永樂大典》（3.7億字），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近10億字）。

　　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的學者錢存訓評價説：“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國文字紀錄的多產、連續和普遍性最為突出。中國典籍數量的龐大、時間的久遠、傳播的廣泛和紀錄的詳細，在15世紀結束以前，都可以説是舉世無雙的。”

　　19世紀以來，伴隨着“西學東漸”，中國出版業在借鑑和學習西方近現代出版文明的基礎上，進行了成功的轉型。1897年成立商務印書館、1912年成立中華書局，這兩大出版機構都積極進行技術改進，成為當時的新式出版單位。

　　隨着時間的推進，中國出版業在20世紀上半葉，完成了“從古到今”的鳳凰涅槃，以嶄新的姿態步入世界出版業的發展潮流，迎來一個個不同尋常的發展時期。

　　“出版工作均應受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出版工作。這一點，從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就可以看出：“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每個地方組織均有權出版地方的通報、日報、週刊、傳單和通告。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的領導。任何出版物，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

　　人民出版社就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建立的。

　　為了落實這一決定，當時負責宣傳工作的李達，在不耽誤編輯《新青年》和《共產黨》月刊的同時，開始着手創辦黨中央直接領導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發佈了《人民出版社通告》，標誌着人民出版社的成立：“本社出版品的性質，在指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潮勢底遲速，一面為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

　　出於安全和方便工作的考慮，李達把人民出版社設在自己的家裏——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他把卧室當辦公室，在他家的樓梯下，有一塊6平方米的地方，放着一張書桌，與李達一同開展出版工作的同志就在這裏辦公。經費不夠用，他就以自己寫稿的稿費作補貼。

　　對此，出版史學者吳永貴在文章中寫道：“共產黨出版機構可謂在鬥爭中求生存，在夾縫中出書刊，屢撲屢起，運用更換社名、祕密發行和地下活動等多種方式，千方百計地開展出版工作。”

　　1921年11月，陳獨秀簽發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第一個通告，明確提出“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

　　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局對剛剛創辦的人民出版社下達的第一項具體工作任務。於是，自1921年9月到1922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書12種。其中，“馬克思全書”2種：《共產黨宣言》《工錢勞動與資本》，“列寧全書”5種：《列寧傳》《勞農會之建設》《討論進行計畫書》《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共產黨禮拜六》，“康民尼斯特叢書”（即“共產主義者叢書”）5種：《共產黨底計畫》《俄國共產黨黨綱》《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俄國革命紀實》。

　　這説明，人民出版社從創立那一刻起，就承擔起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神聖使命。

　　後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由於形勢所迫和鬥爭需要，我們黨又以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為基礎，先後創辦了上海書店、長江書店、華興書局及解放社、新華書店等。

　　黨的出版事業隨着黨的革命事業不斷壯大、成熟，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1948年6月，新中國誕生的前景越來越清晰，周恩來在協助毛澤東指揮軍事鬥爭的同時，開始對解放後各項建設事業進行思考，其中就包括出版業。

　　1948年6月6日，周恩來從西柏坡發電給香港工委的章漢夫，又通過胡繩轉達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的負責人，要求他們：“即將三聯工作人員及編輯人員主力逐漸轉來解放區，資本亦儘可能轉來。”

　　於是，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黨的領導下，加速三店的全面合併工作。三家書店的大批幹部、編輯人員，分批從香港、上海開赴華北、東北、華中解放區。

　　1948年12月25日召開的出版會議作出《關於當前出版工作幾個問題的決定》，指出“出版工作在當前黨的宣傳事業與國家文化建設上已日益地佔着重要的位置。”

　　1950年9月15日，第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黎錦熙、許廣平、鄭振鐸、林默涵、臧克家等分別出席或列席。

　　這次會議，使散漫無組織的出版界團結起來，“全國出版業將因此組成一支巨大的文化部隊，形成一種整體力量，朝着新民主主義共同的方向前進。”

　　會議提出，出版“為人民大眾的利益服務”，標誌着新中國出版事業確立了發展方針。當時，上海書業同業公會籌委會在給大會發來的賀詞中説道：“只有在人民政權之下才能真正關切和重視出版工作。”

　　這次會議意義重大，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對出版事業的高度重視，預示着一個新的出版高潮的到來。

　　從1950年起，國家對出版、印刷、發行工作實行專業分工，奠定了新中國出版事業發展的基本格局。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成績斐然

　　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建，毛澤東親筆題寫“人民出版社”社名，成為國家和各省級人民出版社最為顯著的形象標誌，黨的出版事業在新中國得到了傳承和發展。

　　人民出版社重建後不久，出版的一部重要圖書就是《毛澤東選集》。這部文獻，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對當時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當時，毛澤東親自參加該文獻的審定和校對工作。他親自參加選稿和確定篇目，對大部分文章進行精心修改和校訂，並對有些篇章作了題解和註釋。毛澤東後來説：“《毛選》裏的這些東西，是羣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1951年10月12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式向全國發行。

　　這只是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黨和國家重要文獻和高水平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的一個縮影。《中國共產黨通史》《先驅文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國通史》等，無一不閃爍着理論的光輝。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的出版事業開創了全新的局面，根據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需要，出版了大量經典作品和優秀圖書。頗為喜人的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成績斐然。從1949年到1965年，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列寧全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以及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單行本。據統計，僅從1949年到1956年，就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241種，印行2700多萬冊。

　　與時俱進的新時代出版事業

　　一代又一代出版工作者通過優秀出版物，記錄中國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為時代立傳、為國家畫像、為先鋒留名、為人民存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賦予出版事業新的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出版社將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首要政治任務，推出一批宣傳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著作。

　　截至2021年7月，人民出版社已出版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單行本113種，與有關單位聯合出版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基本問題》等一系列權威闡釋類讀本，為廣大黨員幹部羣眾及時學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提供了保障。

　　為堅定文化自信、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推出的《雷鋒畫傳》《堅持羣眾路線的楷模：焦裕祿》《世紀人民代表申紀蘭》《堅守初心好榜樣：張富清》《共產黨人龔全珍》《希望之光——時代楷模張桂梅的故事》《屠呦呦傳》等書籍，令讀者耳目一新。

　　在互聯網重塑出版業態和傳播格局的大勢下，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視頻書、音頻書等融媒體圖書，贏得了讀者的好評。

　　同時，着力推動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融合發展，先後推出了“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資源數據庫”、“黨員教育數據庫”、黨員小書包APP等數字產品，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網絡傳播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