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之建軍之本和強軍之魂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還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強軍之魂，那麼怎麼寫總結呢？以下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總結之建軍之本和強軍之魂相關參考資料，提供參考，歡迎你的參閱。
 

軍隊的領導權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建軍理論的核心問題。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偉大斗爭歷程中，對這一重大問題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性探索和實踐，親手締造了新型人民軍隊，形成並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聽黨指揮是人民軍隊與生俱來的基因血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強國強軍目標，就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論述。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堅持黨指揮槍、建設自己的人民軍隊，是黨在血與火的鬥爭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回顧黨的百年奮鬥歷程，堅持黨指揮槍、建設自己的人民軍隊，是黨在血與火的鬥爭中得出的重大結論。”這些重要論述，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精闢總結，更是對新時代強軍興軍的基本要求。作為執行黨的任務的政治集團，在新的偉大征程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始終在黨的旗幟下強固建軍之本、永鑄強軍之魂，始終在黨的絕對領導下行動和戰鬥。
 
彌足珍貴的歷史創舉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和制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以鮮血為代價換來的，是歷經艱辛探索的偉大創造。它發端於南昌起義，奠基於三灣改編，定型於古田會議，並在新中國成立後實現了黨領導軍隊和國家領導軍隊的有機統一。習主席深刻指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
 
　　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期，由於對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掌握軍隊的極端重要性缺乏深刻認識，沒有建立自己的軍隊，因而面對蔣介石、汪精衛揮舞的屠刀幾無還手之力。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進行革命，只能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鬥爭的基本形式是戰爭，主要組織形式是軍隊。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科學論斷，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建立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槍桿子”掌握在誰手裡是關係革命成敗的首要問題。南昌起義時，成立黨的前敵委員會作為起義領導機關，並明確提出起義軍中“黨的組織是一切組織的根源”，“黨的作用高於一切”。此後，黨又陸續組織領導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一系列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部隊中也大多建有黨組織、設立黨代表。但在當時，各起義部隊的黨組織主要建立在團級以上單位，組織還不夠健全，做不到牢牢掌握部隊。一旦遇到環境艱苦、作戰失利等情況，部隊很容易出現思想混亂、軍心不穩的狀況。賀龍曾經回憶：“那時候的軍隊，就像抓在手裡的一把豆子，手一鬆就會散掉。”
 
　　三灣改編從組織制度上解決了黨直接掌握士兵群眾的重大問題。1927年9月底，毛澤東同志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這次改編的最大成果是在部隊中健全了黨的組織，第一次實行班、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營、團建立黨委的新制度，並明確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特別是“支部建在連上”，使黨在部隊中形成了完整的、能直達最基層最前沿的組織系統。作為當時最早的一批連黨代表，羅榮桓後來回憶說：“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
 
　　古田會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根本原則。1929年12月，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了毛澤東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黨領導建立人民軍隊、開展武裝鬥爭的經驗，正確解決了建黨建軍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雖然古田會議決議中沒有明確提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概念，但它實際上規定了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決議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強調黨在“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必須加強紅軍中的黨組織建設，使黨組織確實成為“領導的中樞”。古田會議決議是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所規定的基本原則不但很快在紅四軍中得到貫徹，隨後在其他部隊也逐步得到推廣，極大地促進了整個紅軍的建設。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初步回答了在農村進行革命戰爭的環境下，如何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對人民軍隊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1927年南昌起義至1929年古田會議，我們黨卓有成效地解決了建軍原則問題，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使紅軍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將一切舊式軍隊的影響都肅清了”，我軍真正成為一支人民的軍隊。人民軍隊從黨這個“先進母體”中獲得了先進屬性，有了牢不可破的政治靈魂和堅定的信仰信念，有了一切舊軍隊所不具備的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和鋼鐵般的紀律，成為無敵於天下的鋼鐵雄師。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成為在全國範圍執掌政權的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居於核心領導地位，在軍事領域裡的必然體現就是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在執掌全國政權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為與新中國國體、政體相適應相協調，党進行了一系列制度設計和法制創設，將黨領導人民軍隊的寶貴經驗上升為國家基本軍事制度，實現了黨領導軍隊和國家領導軍隊的有機統一。
 
　　1949年9月，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這標誌著人民解放軍成為國家的武裝力量。針對在建設現代化正規化國防軍的程序中一度照搬蘇軍“一長制”等認識偏差，195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頒佈的新中國第一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重申鞏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定黨委統一的集體的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明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擔負整個軍事工作的領導，是實現黨對軍隊統一的集體領導的核心。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要求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與之相配套相協調。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黨的中央軍委和國家中央軍委實際上是一個機構，組成人員和對軍隊的領導職能完全一致。這一軍事領導制度的創設是我們黨執政領軍的重大創造。199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進一步確立了黨在國家武裝力量領導體制中的地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著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採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不斷髮展和完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實現形式。一是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上升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條基本方略，納入治國理政的全域性；二是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寫入黨章；三是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制度，體現了我們黨的軍事制度自信。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已經成為我國基本軍事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充分表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長期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必然選擇和偉大創舉，是我們獨特的政治優勢和顯著的制度優勢。新時代，我們必須堅定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覺，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不動搖、不含糊，不斷創新發展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實現形式，確保我軍在前進道路上永遠不迷失方向，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我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不可撼動的定海神針
 
　　為了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落到實處，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進行了有益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制度體系，主要包括：堅持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軍隊內部實行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機關制；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實行支部建在連上等。這既是一種制度安排，更是一種政治設計。習主席指出：“對這個問題不理解或理解不正確，說明政治上還沒有完全合格、完全夠格。”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體系中，軍委主席負責制解決的是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問題，處於最高層次，居於統領地位，具有定海神針的地位和作用。這一制度，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事實上形成，在新中國成立後黨執政條件下逐步發展，進入新時代得到新的鞏固和加強。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31年11月組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是紅軍最高領導機關和指揮機關，它雖然隸屬於政權系統，但在政治上受中共中央的領導。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組成以毛澤東同志為主席的中革軍委，由此形成相對穩定的最高軍事領導機構，這對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和紅軍建設發展，起到了重要而深遠的歷史作用。
 
　　全國抗戰爆發後，為加強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1937年8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決定新組成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軍委），毛澤東同志任主席。此後，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事實上確立了黨的領袖與軍委主席合一的最高軍事領導制度，使全黨全軍在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和組織基礎。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正式形成了將最高軍事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軍委主席的軍事領導制度。毛澤東同志作為中央軍委主席，不僅進行戰略決策還直接指揮重大戰役，電臺“嘀嗒、嘀嗒”的聲音就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聲音，就是最高統帥的命令。期間，中共中央規定建立的請示報告制度，是強化黨中央、中央軍委最高軍事領導權和指揮權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加強軍委主席權威的重要制度。通過一系列重大舉措，達到了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統一指揮的目的，大大提高了部隊戰鬥力，加速瞭解放戰爭全面勝利的到來。
 
　　新中國成立後，黨順應時代條件和歷史方位的變化，從國家軍事制度層面確立並發展了軍委主席負責制。1954年9月，國家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位，中共中央重新成立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根據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毛澤東同志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形成了事實上的三位一體最高軍事領導體制。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後，軍委主席負責制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規定。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國家中央軍委與黨的中央軍委，實際上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使黨對軍隊的領導和國家對軍隊的領導融為一體，完善了黨和國家的軍事領導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極大豐富和發展了軍委主席負責制的理論和實踐，改變了一度存在的虛化和弱化軍委主席負責制的不正常現象。一是立規則，推動軍委主席負責制機制化執行。黨的十八大後召開的第一次軍委常務會議審議修訂了軍委工作規則，明確將主席負責制寫入工作規則，並建立了請示報告、督促檢查、資訊服務三項工作機制，推動軍委主席負責制各項要求機制化執行。二是抓改革，建立更加有利於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全新體制架構。確立“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總原則，重塑我軍領導指揮體制，軍委機關由過去的總部體制，改為多部門制，強化軍委的集中統一領導；建立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優化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這些重要舉措，對於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軍委高效領導和指揮部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每到重大關頭、越是在危急時刻，軍委主席負責制就越重要，越發揮著根本性、決定性作用。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實現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關乎軍隊建設根本方向，關乎新時代強國強軍事業發展，關乎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必須把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作為最高政治要求來遵循，最高政治紀律來嚴守，始終對黨忠心耿耿，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
 
不容挑戰的政治底線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黨領導人民軍隊建設和開展武裝鬥爭的一條基本經驗。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唯一的直接的全面的，具體通過思想領導、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來實現。為了確保以黨的理論武裝人民軍隊，確保人民軍隊在政治上與黨始終保持高度一致，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軍隊各級組織中得到堅決貫徹執行，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戰勝了來自內部和外部的種種挑戰，確保黨指揮槍原則的落地生根、全面落實，確保黨牢牢掌握部隊，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重要的制勝“密碼”。對此，習主席深刻指出：“我軍之所以能夠戰勝各種艱難困苦、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這是我軍的軍魂和命根子，永遠不能變，永遠不能丟。”
 
　　長征途中，我們黨通過通道、黎平、猴場3個會議和遵義會議等一系列鬥爭，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此後，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企圖用槍指揮黨，公然向黨爭權。黨中央與張國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進一步明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強調：“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更進一步的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唯一的絕對的領導之下生長與發展起來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由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觀念已經成為紅軍官兵的共同信念，張國燾的野心和分裂活動最終以失敗告終。在總結同張國燾鬥爭歷史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同志指出：“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我們黨從抗日大局出發，同意將人民軍隊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針對國民黨當局借抗日之機控制和吞併人民軍隊的圖謀，以及以王明為代表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右傾錯誤主張，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中央軍委在關於紅軍主力改編為第八路軍的命令中強調，“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揮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不久又決定恢復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新的規定，八路軍、新四軍除接受軍隊系統自上而下的領導外，還必須接受所在地黨委的一元化領導。1942年至1944年開展的大規模整風運動，使我軍克服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和軍閥主義等不良作風。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解決了國共合作新形勢下黨與軍隊的關係問題，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地位，保證了人民軍隊性質宗旨不變。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著兩種前途、兩種命運大決戰。國民黨先以“政令軍令統一”為藉口，要我們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繼而挑起內戰，妄圖用武力消滅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和民主政權。我們黨堅持“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儲存，不能交出去”，頂住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欺騙和威脅，為此後進行解放戰爭、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黨對和平時期和執政條件下如何領導軍隊建設進行了新的探索。1950年全軍整風運動，解決了驕傲自滿、和平麻痺、鬥志鬆懈、貪圖安逸以及官僚主義、軍閥主義作風滋長等問題。全軍1951年開展的整黨運動、1951年底至1952年開展的“三反”運動，糾正了組織不純和思想不純現象。此後，又加強黨的團結教育整頓，解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分散主義、本位主義、山頭主義等損害黨的團結和集體領導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策劃武裝政變，“四人幫”想插手軍隊，都沒有得逞，就是因為全軍堅決聽黨指揮。
 
　　黨的十八大以來，世情國情黨情軍情發生深刻變化。習主席在領航強國強軍的偉大實踐中，緊緊扭住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個關鍵，親自主持召開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中央軍委黨的建設會議、中央軍委基層建設會議等，恢復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優良傳統，嚴肅查處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輝、張陽嚴重違紀違法案件並全面徹底肅清其流毒影響，整頓思想、整頓用人、整頓組織、整頓紀律，打出革弊鼎新、正本清源一套組合拳，有效解決了弱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突出問題，引領人民軍隊重整行裝再出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澱後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黨的百年曆史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繫、命運所繫。黨的百年曆史昭示：無論遇到多麼大的風險挑戰、什麼樣的危局險局，只有始終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始終聽黨話、跟黨走，我軍才能從勝利走向勝利。新的偉大征程上，軍隊要有效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使命任務，必須全面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深入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人才強軍、依法治軍，紮實推進世界一流軍隊建設，奮力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以更強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成為保衛紅色江山、維護民族尊嚴的堅強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