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黨課講稿提升黨員幹部意識形態的方法

2020黨課講稿提升黨員幹部意識形態的方法

各位同志：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講一講關於提升黨員幹部意識形態能力的若干問題。

一、為什麼要重視意識形態能力? 一直以來，意識形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於這個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新思考。

為什麼要重視意識形態能力?為什麼要重視各級黨員幹部的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呢?這裡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慮。我想原因無外以下幾個方面。

原因一：意識形態事關人心聚散、政權安危 意識形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事關人心到底是聚合還是離散、政權到底是安穩還是危險這樣的大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在這裡，總書記就講了一個關係。一個是中心工作，一個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們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圍繞經濟建設來展開，為經濟建設服務。但是，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並不意味著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識形態工作。習總書記講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為什麼要加“極端”二字呢?我想，這就與意識形態工作事關人心聚散、政權安危有直接的關係。

習總書記為什麼要作出這樣一個判斷?他說：“歷史和現實反覆證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三個事關”就直接而明白地說明了意識形態工作為什麼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進一步說，意識形態工作為什麼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習總書記又從兩個方面給出了分析。一個是從理論上說，一個是從現實上說。

從理論上思考，習總書記提出了兩個基礎的理論。習近平總書記說，“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精神上喪失群眾基礎，最後也要出問題”，“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不能說只要群眾物質生活好就可以了，這個認識是不全面的”。習總書記點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糾正了過去我們認識上的一種偏差。比如，過去我們認為只要物質基礎搞好了，只要生產力發展了，人們的生活改善了，那麼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自然就加強了、鞏固了。但是現在看來，這個判斷有一點簡單。當物質條件不好的時候，物質條件沒有改善的時候，人們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過上好日子、吃飽飯，所以那個時候思想反倒簡單，思想反倒好聚攏;

一旦真正吃飽了飯，吃好了，穿暖了，過上物質有保障的生活的時候，那個時候人們就會出現多種多樣的甚至無窮無盡的想法，這個時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統一，不容易凝聚起來了。而恰恰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方位中，黨的群眾基礎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所以，總書記這個判斷契合了這個時代的時空方位。物質上出問題，肯定是影響黨的執政安全;

精神上出問題，最後也要影響到執政安全。

從現實層面，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也就很難守住。”這裡面我們有很多教訓，如蘇聯解體、顏色革命，我們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堅固、很牢靠的政權，由於思想上的防線失守，導致了其他防線全盤失守，從而導致政權更迭。從實踐中來講，思想防線、意識形態工作確實非常重要。思想防線是一個前沿陣地，前沿陣地失守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如果我們守住了思想防線這個前沿陣地，那麼其他防線相對來說出問題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提高警惕，嚴加深思、多加考慮。

回顧過往，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同時他也是一位意識形態大師、理論宣傳大師。毛澤東同志曾經這樣講，“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不光靠了“槍桿子”，實際上還靠了“筆桿子”。共產黨在推翻舊政權的時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輿論上形成了對於舊政權的摧枯拉朽之勢，使它在道義上、理論上、發展方向上喪失了合法性，喪失了真理性，喪失了道義制高點的位置，從而為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取得全國政權營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思想氛圍和輿論氛圍。毛澤東同志又講，他說“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由此可見，掌握思想領導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識形態領域面臨挑戰 長久以來特別是當前，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國家把我們的發展壯大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鬥爭和較量是長期的、複雜的。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定局。西方國家之所以忌憚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國際經濟秩序，而且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還代表著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崛起，這種崛起直接影響著它們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也會影響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也對舊的世界格局特別是思想文化格局產生了一種在他們看來具有顛覆性的影響。

中國的崛起可以從兩方面看。作為道路來說，中國道路向其他國家展示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但同樣也相對比較成功的道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性、選擇上的可替代性，從而對西方所主導的道路產生了質疑。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時，中國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張力。正是由於中國的崛起，使很多發展中國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一套新的能夠論證自己本民族、本國家、本地區發展的正當性的話語和理念思路。這套話語和理念思路不同於西方原有的話語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樣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滲透的背後有這樣一個格局變遷的考慮，他們試圖阻礙，甚至不願意這種變遷發生。

其次，我們看到國內有一些錯誤觀點時有出現，有的宣揚西方價值觀，有的專拿黨史國史說事，有的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開放，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近年來，我們看到對抗日戰爭史、中國革命史、毛澤東、階級、私有制、中國特色、普世價值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網上的各種謠傳，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憑空捏造”、“雷鋒典型系虛構”、“狼牙山五壯士拔老百姓的蘿蔔”……各種抹黑英雄、虛無歷史的現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複雜而嚴峻的形勢，也充分說明了相當一部分公眾意識形態素養還不夠高、警惕性還不夠強的問題。

再次，在我國社會深刻變革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條件下，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相互疊加、集中呈現，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一方面體現了社會的進步性，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社會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乃至對立。比如，曾經《遼寧日報》發表了一篇編輯部文章，題目為《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遼寧日報》聽了許多高校的課，發現“呲必中國”的現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還很過分,必須引起教育界的警覺和重視。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正是這封公開信引發了不同的評價。儘管支援《遼寧日報》的佔大多數，但也相當一部分質疑的甚至是謾罵的聲音，其中有很多還來自高校的教師甚至是所謂的知名教授。這個事件的背後也反映了我們面臨的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複雜性。

二、如何提升意識形態能力 提升意識形態能力，已經是我們黨員幹部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必須著力在提升意識形態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 那麼，意識形態能力包括哪些內容呢?我認為，黨員幹部的意識形態能力應當包括鑑別力、學習力、思考力、創新力和表達力這五個方面。

(一)提高意識形態鑑別力 鑑別力是意識形態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識形態鑑別力有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善於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大局。凡屬根本、重大、原則、方向的問題，都是政治;

凡是關係到這些方面的事務，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識形態問題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問題。凡是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都一定意義上與意識形態問題發生著直接而有機的關聯。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態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了。在認識新常態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準確把握內涵，注意克服幾種傾向：首先，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

其次，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麼都往裡面裝;

其三，新常態不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結於新常態，似乎推給新常態就有不去解決的理由了。所以正確認識和把握經濟新常態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實際上有政治的考慮，那麼這裡面就有意識形態在內了。同樣，如果善於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也會發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我要講清楚，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藉機製造負面輿論。” 善不善於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最經典的例子是一個鮮明的對比：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與鄧小平對待毛澤東。赫魯曉夫是怎麼對待斯大林?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祕密報告，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講了三個問題：第一，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破壞了蘇聯共產黨集體領導的最高原則;

第二，揭露和抨擊斯大林搞個人崇拜造成的嚴重危害;

第三，把產生個人崇拜的根源及其嚴重後果完全歸罪於斯大林個人的不良品質，歸罪於斯大林一人。那麼，鄧小平是怎麼評價毛澤東的呢?鄧小平首先認識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說，“這不只是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政治問題。”所以，鄧小平首先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鄧小平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個人崇拜，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巧妙地解決了一個全國人民思想信仰的問題。這為人們統一思想、維護團結、保證社會政治局面的穩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孰優孰劣，孰高孰低，我們能夠看得出來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關鍵就在於善於不善於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赫魯曉夫簡單、粗暴地對待斯大林，導致了思想的混亂，甚至為蘇聯解體一定意義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禍根。而鄧小平則成功解決了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成功扭轉了中國的方向，為改革開放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鄧小平是一個非常有意識形態智慧的人。在針對西方媒體來闡述自己的意識形態觀時，他曾經這樣說：“說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麼也可以說我是保守派。比較實際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的意識形態智慧在哪裡呢?就是在堅持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堅持自己明確的底線和原則，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一種智慧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意識形態智慧。

第二個要點，把握一條基本原則。毛澤東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就是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應用到意識形態領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於我們的思想輿論搞得少少的，把有利於我們的思想輿論搞得多多的;

把負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習近平總書記有“三個地帶”的理論，他說：“當前，思想輿論領域大致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紅色地帶是我們的主陣地，一定要守住;

黑色地帶主要是負面的東西，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大大壓縮其地盤;

灰色地帶要大張旗鼓爭取，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這就是把我們的地盤搞得大大的，把敵人的地盤搞得少少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思路。所以，我認為，高明的意識形態工作實際上是在堅持原則和底線的前提下推動形成最大公約數的工作。我們要堅持這一個原則，因為意識形態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性非常強的工作。

第三個要點，心裡面要裝幾把尺子。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國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我們就要用這幾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們就要去做，有害的我們就要去反對。意識形態領域很複雜，有的是認識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問題，有的是政治立場問題，情況是不一樣的。檢驗的標尺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能以“左”為標尺，也不能以“右”為標尺。“左”和“右”的標尺一定意義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這幾把尺子，我們就做到心裡有數。

我們要牢記幾個關鍵詞：一個是底線思維，一個是戰略定力，一個是顛覆性錯誤。底線思維，就是一定要守住我們的原則和底線。剛才那幾把尺子，我認為就可以作為原則和底線。戰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們做工作不是為了討好某些人，不能因為別人批評、指責、謾罵我們就不去做，不能因為別人鼓掌、喝彩、叫好我們就去做，我們是為了自己而工作，這叫戰略定力。同時，我們不能犯顛覆性錯誤。一些理論、一些口徑、一些標尺，一旦鬆動，就有可能會犯下顛覆性錯誤。

第四個要點，有些問題不妨想得多一些。對那些看似與意識形態工作不相干的事務要多想一想。對於一些流傳甚廣的網路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謠言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謂的哈佛大學校訓，所謂的西點軍校軍規，所謂的德國幼教專家解讀，所謂的美國某某學會的推薦……在裹挾著商業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會對很多人造成一種思想上的、價值觀上的誤導。對於某些所謂客觀的新聞報道也要多想一想。對於某些所謂的客觀現象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認為中國的大學有思想政治教育課，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西方的大學沒有這方面的課程，所以他們就沒有意識形態色彩。我們說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這個話當然牽強，但是如果說它不受意識形態影響，那肯定是不對的。在美國哈佛大學本科教育的核心課程中，文學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兩大門類，而這兩類核心課程就是經過精心設計，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向學生灌輸具有傾向性的理論、學說和觀點的課程，其目的是對學生進行西方主流價值觀的教育，是要將共同的價值觀念傳輸給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你能說這裡面沒有思想政治理論的教育嗎?只不過他們做得更巧妙、更隱蔽。

(二)提高意識形態學習力 第一，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看家本領。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掌握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提高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能力，正確判斷形勢，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領，但首先它是我們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看家本領。意識形態理論工作者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這個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適當瞭解思想意識領域的熱點問題。對於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思潮的基本觀點、基本立場、論證的基本方法，我們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學領域的民主話題，法學領域的憲政問題，新聞學領域的所謂“新聞自由”，社會學領域的公民社會，都附著了大量的意識形態因素。對此，我們不可不察。

(三)提高意識形態思考力 第一，善於觀察問題。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和解決問題，堅定理想信念，提高辯證思維能力，做到虔誠而執著、至信而深厚。

在善於觀察問題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作出了一個榜樣。他在一次重要的講話中提出了“八個能否”的標準。他說，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

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

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

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

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

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

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

第二，善於抓住關鍵。習總書記提出了“13個如何”，我認為這“13個如何”就是當前和今後我們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關鍵問題，把這“13個如何”想清楚了，我們的意識形態工作就比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麼意識形態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個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本質特徵。第三，如何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科學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學內涵和實踐。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第七，如何準確把握“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第八，如何深刻領會新的發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學認識經濟發展新常態。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第十三，如何看待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如果我們在這13個問題上獲得了一個明確而清醒的認識，那麼我們的意識形態能力就將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於進行一些分析。這些分析有理論上的分析。當年，蘇聯解體、東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時候，很多人開始懷疑、悲觀、失望，甚至質疑“中國的紅旗到底還能打多久?”就在那個時候，鄧小平說了這樣的話，他說：“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20多年過去了，我們發現鄧小平同志的判斷是準確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並沒有消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沒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這就是分析力、判斷力和思考力。

(四)提高意識形態創新力 意識形態工作是一個特別需要創新的工作，不是簡單的攻和守這麼簡單，它要求我們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銳性和開放性，要不斷地打破傳統的思維定勢，要不斷地保持思想上的靈活性和多樣性。

第一，善於進行理論創新。鄧小平是一個理論創新大師，提出了“完整理解論”。完整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從而強化了毛澤東思想中的“四個現代化”理念，為經濟社會的發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個大障礙。同時，為了擺脫傳統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思維定勢，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從而賦予了社會主義新的生命力、新的動能。這就是理論創造。中國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論創新，比如協商民主，我們對“協商民主”這個外來詞進行了中國式的改造，把它從一個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理論背景的詞改造成為一個合乎中國國情的詞，所以我們講民主協商、協商民主、政治協商，這就已經完全的歸化為中國的一個詞。對於“治理”這樣一個具有新自由主義背景的詞我們也進行了改造，所以我們有了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我們還提出了網路主權這樣一箇中國創造的詞彙，而正是藉助於網路主權、資訊主權，我們在面對西方強勢的網路霸權的時候就有了自己的正當性、道義的制高點、理論的制高點。

第二，善於進行內容創新。比如，《馬克思主義能夠給予我們什麼——從個體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認為，馬克思主義能夠給予我們的，從個體受益角度來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馬克思主義給予我們科學把握世界和社會發展的思維與方法;

馬克思主義給予我們正確理解生活和人生命運的智慧與啟迪;

馬克思主義給予我們充實精神世界並撫慰心靈的哲理與感悟。過去，我們都講馬克思主義給我們一個科學的理論指導，而這個文章卻發掘出了馬克思主義對於我們個體、對於我們心靈、對於我們精神世界的指導和撫慰作用，這就是一種創新。

第三，善於進行應用創新。意識形態工作中，應用創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實際上就是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具體實際中，這就是一個偉大的應用創新。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前加上中國特色，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的語境中創造性地運用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也是一個偉大的應用創新。

(五)提高意識形態表達力 第一，善於拿捏詞句。比如，過去我們講和平發展，後來一度我們使用了“和平崛起”這個詞，但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和平崛起”這個詞在意識形態的可接受性及傳播力上，不如“和平發展”這個詞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還有一個例子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這是拿捏詞句的一個經典文字。習近平總書記講，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兩者有機統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這就打破了過去在意識形態上的一個不可通約性，把兩者的統一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實際上就是一項非常偉大而重要的、具有創造性的意識形態工作。比如面對西方的“普世價值”，我們提出共同價值。他講他的“普世價值”，我們講我們的共同價值，中國並沒有脫離人類文明的大道，但是我們對於人類文明的價值有著自己的理解，而這個理解並不同於在西方語境下所創造出來的所謂的“普世價值”。還有“獅子論”，習總書記說：“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這裡面對詞句拿捏達到了一個非常藝術化的高度。

第二，善於創新話語。比如毛澤東通過創造性地化用“實事求是”這個詞，賦予“實事求是”這個詞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內涵，從而使實事求是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活的靈魂。鄧小平通過“一國兩制”一詞創造性地解決了一個國家之內兩種制度共容的理論解釋問題，通過“摸著石頭過河”揭示了改革開放方法論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通過“中國夢”這樣一個詞帶動和激發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國夢在意識形態方面也是一個創造性的典範，它激發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眾對於我們黨的事業的參與感和效能感，同時讓世界認同中國也有了一個比較好的切入視角。所以，有人說，中國夢不但有仙氣，還很接地氣，從而打通了各種語言的阻隔，為我們黨開闢新的話語空間。而新的話語空間開闢的背後實際上是新的社會共識的形成、最大公約數的形成。“中國夢”的提出，出現了一系列與此相伴而生的話語，如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故事、個人夢、民族夢、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甚至產生了“中國夢”與“美國夢”“歐洲夢”的類比，為我們黨開闢新的話語空間，在國際國內都贏得了思想上的一個公約數。

第三，避免掉入話語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論，西方的傳播理論，在有意無意地設定了若干話語陷阱，我們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話語陷阱，比如合法性、憲政、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民主和平論等。一方面，它們有一定的理論創新價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簡單地用這些理論來觀察和分析中國，我們可能就會被他們套上話語的牢籠、話語的緊身衣，從而掙扎不得，動彈不得，處處被動。再比如，我們國內也有一些話語有一定的陷阱性質。比如探討黨大還是法大、一黨執政滋生腐敗、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政分開，等等。甚至一些國外領導人發表的談話也有助於我們提高對意識形態陷阱、話語陷阱的認識。

三、提高意識形態能力的若干原則 第一，把握一個核心任務。意識形態工作是一個爭取最大公約數的工作。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敵我攻守的工作。爭取最大公約數的工作，在一定意義上既要有敵情意識、攻防意識，同時還要把握、瞭解核心任務。核心任務是什麼?就是怎樣讓人家瞭解、理解、認同我的想法、說法，或者說怎樣用我的想法、說法打動、感召、說服人家。意識形態工作本質是一個爭奪人心的工作。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經過我們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認同感、認同度提高了，那麼這個工作就是成功的;

如果老百姓的認同度下降了，那麼我們就要反思意識形態工作在哪裡可能出現了偏差。

第二，堅持“雙百方針”。我們黨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主要指的是文藝，偏重於文藝，百家爭鳴偏重於思想。那麼我認為，在意識形態領域恐怕也要講一講“雙百方針”。中國歷史上講“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鄧小平同志也講“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毛澤東也講，“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所以，在意識形態工作上，我們還是要堅持“雙百方針”。

第三，秉持“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爭取最大公約數，那就要善用“三不主義”。我們要秉持一種就事論事的智慧，是什麼事就解決什麼事，出了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

第四，破立並舉、重在建設。破立並舉，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識形態工作有一定意義上的敵我攻防性質和功能，那麼破還是要有的。我們要善於破，善於用“筆桿子”來對付“筆桿子”，善於用“槍桿子”來對付“槍桿子”。重在建設就是立，要大力加強能力建設，關鍵在於我們自己。《孫子兵法》講，“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我們要有這樣的思想，要有這樣的智慧，這樣我們的工作就比較主動了。

第五，把握好三個基本維度。一是，重點解決好捱罵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講：“落後就要捱打，貧窮就要捱餓，失語就要捱罵。”經過幾代人不斷地努力，捱打、捱餓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是捱罵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甚至一定意義上成為我們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意識形態工作重點要解決好捱罵的問題。二是，在態度上要明確，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我們要著眼於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力有節地開展輿論鬥爭，幫助幹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三是，手上要有“幾把刷子”。習近平總書記說，擔任宣傳思想部門領導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總是需要在理論上、筆頭上、口才上或其他專長上有“幾把刷子”。做到坐下來能寫字，站起來能說句，走起來能辦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面對的是思想僵化的問題，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現在我們一定意義上面對的是思想分化問題，思想分化就要統一思想。而統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難度還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氣，後者需要方法和藝術。所以難度更高，要求我們刷子就得更多。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說，“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廣大黨員幹部甚至包括我們的每一公民，必須提升自己的意識形態能力。只有我們的意識形態能力強了，我們才能不負這個時代。只有我們的意識形態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強，我們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闊步行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上。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