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擺脫思想意識的貧困

近期，校院組織全體教師學習習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其中習總書記20多年前寫的《擺脫貧困》也在學習材料之中，有幸研讀全書，體會深刻。《擺脫貧困》一書彙集了1988年至1990年習近平同志任寧德地委書記期間的29篇重要講話和撰寫的文章。全書圍繞閩東地區加快發展這一主題，系統提出了貧困地區如何脫貧致富的科學主張，提出了“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弱鳥先飛、促進發展”，“滴水穿石、推動落實”，“四下基層、為民辦事”，“加強修養、拒腐防變”等許多富有創見的理念、觀點和方法，以及對推進閩東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深刻回答;全書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文風生動而親切，今天讀來依然閃爍著極富創造性的戰略思想，給閩東人民的脫貧致富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

西方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對“貧”與“富”含義的闡述，是從財物或財富多寡的角度來解釋的。他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說：“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在什麼程度上享有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來論述財富的價值或商品交換價值，從而將“貧”與“富”定義為擁有支配或購買勞動的多與寡。西奧多.W.舒爾茨認為：“貧困是作為某一特定社會中特定家庭的特徵的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狀態。”“現在仍然存在的絕大部分貧窮是大量的經濟不平衡之結果。”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瑞典和挪威學者從廣義福利層面上提出了現代貧困的概念，把收入範疇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概念，分別稱為貧困衡量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而把廣義福利貧困稱為貧困衡量的第三階段。1997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人類貧困”的新概念：貧困不僅僅是缺乏收入的問題，它是一種對人類發展的權利、長壽、知識、尊嚴和體面生活標準等多方面的剝奪。同時，發展經濟學上還有一個所謂“貧困陷阱”概念，通常地講是指這樣一種情況，處於貧困狀態的個人、家庭、群體、區域等主體或單元由於貧困而不斷地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於貧困的惡性迴圈中而不能自拔。一旦掉進這種“貧困陷阱”，要想從裡邊跳出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貧困已經是一個困擾人類社會的世界性問題，世界各國對“扶貧”工作都很重視，聯合國也有專門的援助專案，但是，一些國家和地區援助越多，窮人的依賴性越強，外部援助不起作用，多年來的扶貧政策大都以失敗而告終。貧困的經濟學分析單純從經濟、技術的角度出發，無法認識貧困的本質及其根源，過分強調經濟或技術作用來幫助落後地區擺脫貧困，已經很難全面綜合地解決貧困問題，其忽略或低估了思想意識等更為內在的、本質的作用。所以今天我們認真研讀《擺脫貧困》這本書，為我們解決問題提供了一條很有意義的思路。

習近平同志在《擺脫貧困》中注重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提出了擺脫貧困的首要意義在於“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的重要思想。“地方貧困，觀念不能‘貧困’”“安貧樂道”“窮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思想守舊、閉塞，缺乏現代商品經濟觀念：“商品觀念、市場觀念、競爭觀念對貧困地區來說，都是嶄新觀念，都應成為‘先飛’意識的組成部分。”因循守舊、按部就班、裹足不前：“我們不擔心說錯什麼，只是擔心‘意識貧困’，沒有更加大膽的改革開放的新意;也不擔心做錯什麼，只是擔心‘思路貧困’，沒有更有力度的改革開放的舉措。”精神萎靡、缺乏自信自尊的“貧困縣意識”：“言必稱貧，處處說貧”，“習慣於講我們縣如何貧困，久而久之，見人矮一截，提不起精神”;“扶貧先要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危機意識而不是貧困意識。當前，全球經濟仍然面臨較多不確定性。歐洲經濟居高不下的產出缺口和商品價格的下跌導致的通貨膨脹仍然低於預期。烏克蘭局勢升級引發歐美與俄羅斯之間的雙向制裁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負向溢位效應，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逐步退出可能引發部分新興經濟體國際金融風險升級，消費稅等政策可能構成日本經濟較大下行壓力，全球經濟復甦增長分化的局面將繼續延續。目前，我國經濟已悄然進入新“拐點階段”，進入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這使得我們面臨的經濟形勢更趨複雜，挑戰來自“增長減速”和“結構調整”，來自內部和外部等多個方面，經濟執行中不確定性、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顯。今天，我們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中央提出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這實際上也要求我們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擺脫思想意識的貧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重要講話中，大力弘揚和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深刻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際上，習近平同志當年在寧德工作時，就堅持“四下基層、為民辦事”。他指出：貧困地區的發展靠什麼?千條萬條，最根本的只有兩條：一是黨的領導;二是人民群眾的力量。無論是從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還是從調動群眾積極性這兩方面說，都要求我們的各級幹部始終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血肉聯絡。他深刻地指出：“領導要有水平，水平從哪裡來?水平來自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而規律性的東西，正是蘊藏在廣大群眾的實踐中。”這篇文章深刻地論述了群眾路線問題。“增強為人民服務的黨性觀念，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許多幹部下到最邊遠、最貧困的地方去，親身體驗到群眾的疾苦，思想感觸很大，回來後都說憂患感增強了，責任感增強了。”我作為黨校的一名教師，曾經有幸走出象牙塔，在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福建省泉州晉江市學習工作過一年，也深有感觸。1978年，晉江GDP只有1.45億元人民幣，人均15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07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0%;財政收入1488萬元，是個入不敷出、靠上級財政補助的貧窮縣。改革開放以來，晉江綜合經濟實力已連續20年位後福建省縣域榜首，一方面是改革開放為晉江注入了不竭的活力，體現為黨和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引導和扶持，因此當地的很多企業家都從內心深處很感激共產黨的領導，在很多民營企業內部都建立了黨支部，加強黨建工作;另一方面是得益於民營企業家解放思想，發揮主觀能動性，“愛拼敢贏”，艱苦創業。2002年8月，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將“晉江經驗”總結為五條啟示：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始終堅持在頑強拼搏中取勝;始終堅持以誠信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始終堅持立足本地優勢和選擇符合自身條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經濟發展;始終堅持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引導和服務。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引導和服務，也是基於縣情、市情、省情和國情，在不同的階段，認真踐行群眾路線，瞭解群眾需求，關注民生，發展經濟，發揮群眾的聰明才智。同時，又注重實事求是，不斷創新，特別是產業發展方面，提升傳統產業叢集——強化龍頭帶動——打造專業市場——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城互動，走出了適合自身發展特色的道路。

最後，面對困難，我們要有堅定的意志和信心。習近平同志在《擺脫貧困》中談到：“對閩東，我是充滿信心的，經過我們的不懈努力，我們一定可以創造‘弱鳥’在許多領域先飛的奇蹟。”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頂層設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這就需要我們黨員真正投身到改革開放中去，秉承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精神，勇於打破各種自身約束和禁錮，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擺脫思想意識的貧困，紮紮實實推進工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