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稿|以法治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構建社會矛盾綜合治理機制……這些長期以來政法機關和廣大幹警履職盡責的工作重點，也是全國兩會期間政法代表委員和人民群眾關注的社會熱點。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兩會特稿|以法治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月5日開幕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一個重要的議程是，審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

　　多名政法領域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今天接受《法治日報》記者採訪，就政法機關如何充分發揮好職能作用、為“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實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建言獻策。

加強社會治理創新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政法機關重任在肩。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三橋派出所副所長楊蓉介紹說，目前，山西省的社會治理工作已形成涵蓋全省人、事、物、地、情、組織的基礎資訊資料庫，打通了省、市、縣、鄉、村、網格縱向治理渠道，取得以“三零”建立目標為結果的風險預測預警視覺化成果。

　　“充分發揮科技創新作用，打造集治理方式創新、網格制度創新、資料融合創新於一體的基層社會治理平臺，成為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智慧化的重要載體。”楊蓉建議用科技為社會治理賦能，推進大資料資訊科技與網格化管理的創新應用，增強基層社會治理驅動力。

　　當前，我國城鎮化建設已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人口、資源等要素向市域匯聚，市域成為社會矛盾風險的聚集點和高發地。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副院長李迎新認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在“市域”層面的落實，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充分發揮市域社會治理以點帶面、以城帶鄉的作用，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和人民幸福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李迎新介紹說，北京法院多措並舉，著力在前端解決最直接、最現實、群眾最關心的問題。2020年，新收案件多年來實現首次下降，降幅達14.7%，市域治理成效初顯。

　　為了更好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李迎新建議，堅持預防為主，主動適應市域社會治理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建立健全社會風險分析研判機制，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同時，堅持“共治”“自治”相結合，發揮基層組織在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作用，推進工作做實做細。

　　“服務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檢察機關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首要任務，依法辦案是檢察機關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在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顧雪飛看來，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法治保障是重要環節和重要內容，檢察機關應充分發揮“四大檢察”職能，以高質量的法律監督工作推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切實找準檢察工作參與市域社會治理的切入點、著力點和發力點，為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貢獻檢察力量。

平安中國上新臺階

　　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是開創“中國之治”新境界的戰略之舉，也是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目標的強國之基。

　　2020年，內蒙古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2.6萬件，判處罪犯3.6萬人，全力打贏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收官戰，嚴懲危害社會治安犯罪，人民群眾安全感進一步提升。

　　“內蒙古自治區作為我國的北大門，堅決築牢北疆安全穩定屏障，不僅關係全區各族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且事關維護國家安全和邊疆安寧大局。”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自治區高階人民法院院長楊宗仁說，內蒙古法院將嚴格落實國家安全責任制，強化責任擔當，全力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切實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邊疆安寧穩固。

　　基礎穩則天下安。李迎新認為，人民法院作為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重要力量，應當切實發揮司法審判職能，深入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依法嚴懲各類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和其他嚴重刑事犯罪，全面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2020年是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收官之年。3年來，政法機關認真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推動專項鬥爭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贏得人民群眾廣泛讚譽。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厲莉建議，建立常態化機制，嚴防黑惡勢力在專項鬥爭過後死灰復燃，注重線索摸排、群眾舉報等工作渠道的常態化建設與維護，建立涉黑涉惡工作常態臺賬，做到有訴必應。

　　隨著網際網路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日益深刻，網路犯罪不斷演變、迭代升級。網路詐騙、網路賭博、網路黑灰產業鏈、網路金融等犯罪行為增多，引發社會普遍關注。

　　“沒有清朗的網路環境就沒有線下平安、人民安寧。當前，網路犯罪形勢依然嚴峻，網路犯罪治理任務依然繁重。推進網路空間治理是檢察機關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法治責任。檢察機關將持續加大懲治力度，與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一道共同推進網路空間法治化建設。”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韋震玲說。

社會矛盾綜合治理

　　社會矛盾糾紛越在前端，其對抗性越弱，化解難度越小，解紛成本也越低。

　　“內蒙古法院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積極開展溯源治理，如翁牛特旗法院創新‘黨建+多元’解紛模式，關口前置、觸角延伸，及時就地解決群眾訴求。”楊宗仁告訴記者，內蒙古法院不斷完善各類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努力構建社會矛盾綜合治理機制。

　　通過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構建社會矛盾綜合治理機制等舉措，儘可能將矛盾化解在基層、消滅在前端，是政法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解紛新需求的一項重要舉措。

　　李迎新結合多年工作經驗提煉出三點建議：要提升解紛專業化水平，深入推進金融、智慧財產權、家事等專業領域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完善相關訴調對接機制；提升解紛便民化水平，不斷探索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升級版，健全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紛和訴訟服務體系建設；提升解紛智慧化水平，推動現代科技與平安建設深度融合，提升司法大資料在社會矛盾綜合治理中預測、預判、預警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努力將各類不穩定因素解決在萌芽階段。

　　厲莉告訴記者，人民法院是訴源治理的重要參與力量，要結合自身職能定位，主動擔當作為，立足審判本職，建立訴外糾紛訴內治理的思維，充分發揮判決的示範引領作用，努力推進糾紛訴訟外解決。

　　“群眾來信件件有回覆”，是新時代控告申訴檢察工作堅持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舉措。

　　顧雪飛介紹說，近年來，河南檢察機關實施“一把手”工程、成立三個中心、建立四項制度，“群眾來信件件有回覆”工作成效顯著，成為推動積案矛盾化解、樹立檢察機關良好形象的重要舉措。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呂紅兵注意到，調解制度在化解社會矛盾、加強社會治理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議制定調解法，以立法形式確立調解的獨立性、中立性、專業性、公正性等屬性，依據民法典對各調解主體進行法律定性並予以規範，推動人民調解工作再上新臺階，為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貢獻更多力量。

　　政法領域代表委員表示，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也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起步之年，政法機關要主動擔當作為，積極服務大局，為“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實現保駕護航，以法治力量不斷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