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仁愛思想精華 加強師德師風建設

“仁愛”精神貫穿於儒家忠、孝、悌、恕、恭、寬、敏、惠等諸項倫理原則與規範，是儒家倫理規範之靈魂。我們在剔除其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糟粕的前提之下，必須充分肯定並弘揚其思想精華，以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本文僅就弘揚儒家“仁愛”思想精華，加強師德建設，談點粗淺看法。一、弘揚儒家“仁愛”精神，熱愛祖國和人民，做忠誠的愛國主義者愛國主義是重要的政治原則，也是基本的道德規範。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人民教師的重要職責。教師自身首先要做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弘揚儒家“仁愛”精神，對提高教師的愛國主義思想道德素養，大有裨益。孔子的“仁者愛人”，把不同的人視為同類，提倡人與人相互愛護、關心，是對把人作為神的附屬品的宗教觀念和把人作為工具的奴隸主意識的否定，體現了古代的人文主義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華。然而，孔子眼裡的人是不平等的，現實的人是分尊卑貴賤等級的。“克己復禮為仁”，孔子強調按“禮”即按封建社會秩序的尊卑等級賦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愛。在一個國家中君主是最為尊貴的，故“忠君”成為最高的道德規範。儒家把君主視為民族、國家的主體，把朝廷視為國家的象徵，從而把忠君與愛國混為一體，是其思想糟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和國家的主體，愛國與愛人應在熱愛人民上求得統一，熱愛人民群眾才是愛國主義的集中體現。儒家的“仁愛”思想蘊含著深厚而可貴的愛國主義思想精華。一是儒家在強調忠君的同時，也表達了強烈的愛民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幾千年來，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愛國主義者也總是把忠君與愛民，把保衛朝廷與保衛國土家園融為一體。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思想，岳飛“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屈死風波亭，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壯烈氣節，無不體現出他們在忠君的同時表現出震撼人心、千古不朽的強烈愛國愛民精神與高尚的道德情操。今天，教師稱號前冠之以“人民”兩字，更體現教師職業的人民性，弘揚儒家“仁愛”思想中忠貞不渝的愛國愛民精神，對教師加強忠誠於人民教育事業的師德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二是儒家在強調忠君的同時，也強調忠於並矢志維護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由於階級與歷史的侷限，儒家實際上是把君主私利與民族國家利益融為一體，故對儒家“忠”之涵義，不能僅理解為忠君，它確有忠於並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公利）的涵義，“臨患不忘國，忠也”，“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忠者，中也，至公無私”，歷代儒家總是以“公”、“義”象徵國家民族整體利益而強調“國耳忘家，公耳忘私”，並把不惜犧牲生命矢志維護國家民族整體利益視為最高的人生價值目標與人格精神追求而“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正是以儒家愛國思想為主導，幾千年來形成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光榮傳統，愛國主義成為中華民族之魂。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更放射出燦爛光芒。中華民族屈辱的歷史雖已過去，但落後就要捱打的真理依然不變。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素質的競爭，今天的學生素質關係到明天國家和民族的興衰。我們必須首先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養，樹立祖國利益高於一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主人翁責任感，教育學生把自身奮發成才與國家和民族興衰存亡聯絡起來，切實把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二、弘揚儒家“仁愛”精神，熱愛學生，忠誠黨的教育事業作為人民教師，弘揚儒家“仁愛”精神，熱愛祖國和人民，首先要熱愛我們的教育物件——學生。熱愛學生、教書育人是師德的基本要求。儒家“仁愛”精神體現於熱愛學生，有以下幾點值得弘揚：一是“有教無類”，對學生一視同“仁”之愛。孔子把人區分為高低貴賤，主張“愛有差等”，這是不足取的。然而孔子提出“有教無類”，並以之為使命，無論學生出身貧富，只要肯接受教育，都“樂於施教”。在等級森嚴、貧富懸殊的春秋時代，孔子能面對社會各階層收徒講學，首開民間辦學之風，確是難能可貴的。他提出的“有教無類”，體現了一種純潔、博大，能容納所有對學生之愛。弘揚這種對學生一視同“仁”之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對一般工農子弟、貧困學生，對生理或智力、品行、性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學生，不能輕視，更不能歧視，而要對他們傾注更多同情、愛護、關心、幫助，促進他們健康成長。二是以嚴求愛，嚴謹治學。儒家強調師道尊嚴，對學生過於嚴肅、嚴格，有壓抑學生個性的消極方面。在思想方法上，儒家把嚴與愛融為一體，以嚴求愛，強調對學生要嚴格要求，嚴謹治學，有積極意義。“嚴”與“愛”本身是對立的統一，對學生嚴格要求本是愛的體現，是對教育事業高度負責的表現。歷代儒學思想家、教育家在強調對學生嚴肅、嚴格的同時，也有直接表達對學生和藹、親近的思想。有儒者論及師德時，強調“師徒同體”，“視徒如己”，親近備至。教師對學生應既如嚴父又如慈母，其愛護教育之情懷，真摯熱切。三是“誨人不倦”，無私奉獻。“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已成為中國千古不朽的教學格言。孔子收徒講學，奉獻教育事業直至生命終止。孟子也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視為高於“王天下”的人生三樂之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部分教師產生對自身職業的心理困惑。我們必須弘揚儒家對於教育事業的敬業精神，抵禦金錢誘惑及輕視教師特別是輕視德育教育工作者的錯誤傾向，以更高的熱情、更強的責任感奉獻於黨的教育事業，向學生奉獻愛心。三、弘揚儒家“仁愛”精神，熱愛同志，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孔子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提出“仁愛”學說，是要在對立中求統一，以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其方法是，把“禮”與“仁”相結合，把反映現實不平等社會關係的“禮”包裹在同類相愛、溫情脈脈的“仁愛”之中。“禮”本是人與人之間宗法、經濟、政治關係的外在表現，強調人的尊卑貴賤，具有強制性、不平等性。而“仁”則恕愛於內，具有情感性、自覺性的特點，用以求同，即從感情上溝通等級森嚴、階級對抗的人際關係，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關心、愛護，以緩和、化解人與人之間因上下尊卑引發的矛盾，使人們恪守本分、自覺守禮，求得人心安定、社會穩定。孔子把社會看作整體，把人視為同類，重視發揮道德（仁）的精神力量，從自我與他人、“尊”者與“卑”者的利益對立中求統一。因此，孔子的仁學，易為被統治者接受，更被統治者所推崇。儒家“仁愛”學說旨在維護封建統治，剔除其糟粕，它對提高人的道德素養，建立和諧人際關係具有積極作用。一是弘揚“忠恕”之道的精華。孔子的學生曾子曾以“忠恕”二字概括“仁”的涵義，歷代儒家把“忠恕”視為“可以終身行之”的一貫之道，作為個人修養的重要內容與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儒家強調“與人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忠者何？不欺之謂也”，“古之所謂忠，以實之謂忠也”。這裡“忠”是與誠實相融的。體現儒家“忠恕”之道精髓的是“恕”道。何謂“恕”，孔子有兩句話很中要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要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與人發生矛盾時要如此，作為第三者做別人思想工作也要站在被教育者角度考慮問題，以求得對方的認同。“能近取臂，仁之方也”，“忠恕”也成為人們行“仁”的方法，它倡導對人如己，推己及人以求人與人的理解、尊重、溝通。這是我們必須弘揚的倫理精神與處世原則，也是我們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一種原則和方法。二是弘揚儒家“恭、寬、信、敏、惠”的仁愛精神。孔子認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即：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尊重他人才會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遭他人侮辱。“寬則得眾”，對人寬容，就會得到大家的擁護，特別是人與人之間有矛盾時，要有氣度、胸懷，能容人。“信則人任”，待人以誠，講信用，也就會得到別人的信任。“敏則有功”，努力辦事，工作效率高，就有貢獻。這裡孔子把努力做好工作視為仁愛的一種表現，是很有見地的。事實上，任何社會工作，都是服務於人的，做好每人的本職工作，則有益於社會，這比僅為某人做好事，有更大更高的“仁愛”價值。“惠則足以使人”，這裡指樂於助人，施恩不圖報，雪中送炭，解人急難，別人就會信服你。所有這些都是“仁愛”精神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體現，也是儒家處理人際關係的道德規範，對我們今天加強自身思想道德修養、處理好人際關係均有積極意義。四、弘揚儒家“仁愛”精神，自尊自愛，維護自身良好形象儒家在倡導愛他人的同時，對自己則強調自尊自愛。自愛與愛人，二者是相聯絡、相統一的。“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儒家把自愛看作仁愛之極致境界，能自尊自愛的人，必有高度道德修養，並真正全面理解“仁愛”的精神實質，行“仁”而愛人，也為別人所愛，故曰“仁之至”。孟子以射箭作比喻，“仁者如射，射者正而後發”，他強調正人須正身，愛人須愛己。儒家歷來強調教育者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為師之道，端品為先”，我們面對的教育物件與我們的培養目標，更要求教師首先要提高自身道德素養。“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上行下效，然謂之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身教重於言教，道理即在於此。如何自愛，在具體的舉止上，儒家還有諸多論述，這裡僅就《禮記·儒行》中所論列舉一二：作為“仁”者，氣質、容貌要溫和善良又肅敬莊重，舉止要寬舒從容，談吐要注意文采、倫理，對人要謙遜、謹慎，注重禮節，如此等等。事實上，自愛與愛人是相通的，如何做到“仁愛”，從內在精神氣質到外在言行舉止，也確難以列舉窮盡。綜上所述，孔子的“仁愛”思想，在剔除其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及反映不平等社會關係之後，必須充分肯定它在促進社會穩定和文明進步、提高個人思想道德素養上的積極作用。它所倡導的注重人格精神追求，矢志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強烈愛國思想;強調人與人相互愛護、尊重、寬容、理解，以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與社會風尚;強調教育者要熱愛關心全體學生，嚴格要求，為人師表，以及從內在精神到言行舉止的有關道德規範等，這些對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尤其對加強教師自身思想道德建設均有積極意義，必須繼承和弘揚。